“繁荣”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被贴上“新自由主义”标签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至少，很离谱，国家对经济的参与程度是如此之大，而且总统公开批评 "新自由主义"，所以讨论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合理吗？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探索为什么对俄罗斯政治动态的主流分析方式往往与现实相去甚远（例如有观点认为普金将 "寡头 "置于自己的利益集团之下，剥夺了他们影响政治的能力），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是否可以解释今天俄罗斯的许多问题？

在查看近期出版物的标题或浏览社交媒体动态时，人们一定会注意到“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它在当今的公共话语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例如就在最近，时事通讯Kit刊登了一篇由记者兼研究员Georgiy Vanunts撰写的文章，该文章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试图弄清楚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秩序”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时的确切含义。

就在几个月之前，瑞士出版物《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俄罗斯社会学家格里戈里·尤丁的专栏文章，在该专栏中，他将当今俄罗斯的社会秩序描述为“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激进版本，在那里贪婪至上，个人利益成为所有人类活动的终点，愤世嫉俗、讽刺和虚无主义给人一种温和的优越感，从而内心得到救赎。"  这种描述遭到了很多批评。尤金论文的一些批评者指出，通常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私有化）的经济措施与俄罗斯经济中政府的高度所有权之间存在差异。其他人甚至试图证明“新自由主义”一词本身“并没有被专家认可和使用”，“‘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黑话，真正的学者们当然不会使用这种名词。”

在这里，我们将探讨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框架是否适用于当代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是否在塑造和维持俄罗斯政权方面发挥了作用，以及将2022年的俄罗斯定义为“新自由主义”是否公平。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每当通过新自由主义的镜子讨论俄罗斯现实时，人们都会面临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相当于否认新自由主义这一种现象的存在：对某些人来说，它仅仅是一个“贬义词”或“头脑中的臆想”，而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左派和极右派为了各自的政治叙事目的，而使用的一个妖怪词汇” ，第二个极端是将“新自由主义”简化为旨在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参与的特定经济措施（正如它最初看起来的那样，这使得该术语不适用于当代俄罗斯）。

如果我们遵循第一种方法，那么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批评者都将“新自由主义”用作一种叙事手段，其含义因情况而异。仅在他的瓦尔代演讲中，这位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就谈到了“世界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精英”。

我们可以认为，理解普京在谈论新自由主义时所批评的内容的关键，可以在总统亲密圈子中最著名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家、俄罗斯铁路公司前总裁弗拉基米尔·亚库宁的出版物中找到，他至少在2000年代中期就明确了自己对新自由主义的立场。

他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折衷主义的，但通常采用以下两种形式之一。在“狭义”的意义上，新自由主义被理解为经济改革的基础原则，可以简化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亚库宁谈到俄罗斯“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其中亚库宁包括格列夫、库德林、古里耶夫和亚辛），关于该国"在实施新自由主义范式的过程中已经超过了20年"，以及关于这个想法，政府应“退出对经济发展和计划的参与，以确保自由市场和经济上的主动性。”

然而，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弗拉基米尔·亚库宁越来越频繁地开始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来批评全球化，从这个词中他看到了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最近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篇关于“两种趋势之间的斗争：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和传统的常识世界”以及“西方全球化中的意识形态”的论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京谈到了“新自由主义”，他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因此毫不奇怪的，像欧尔班·维克托和尼古拉斯·马杜罗等等形形色色的政客，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正是这一点促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左翼人士转向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或瓶瓶，因为资本主义的阵营逻辑只允许霸权阵营和那些与之斗争的人存在，因此一些左翼人士认为他们值得支持。

我们可以说，把新自由主义化的概念理解为“一个改变既定经济监管形式的全球进程，让市场发挥约束作用”，可能比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单一概念更有实际意义。俄罗斯政治学家伊利亚·马特维耶夫 (Ilya Matveev) 将新自由主义化进程描述为“面对全球化创造的新机遇和条件，一种非常具体的反应的全球性传播-——这种反应的本质在于根据各种市场决策来改变公共政策。 ”研究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知名学者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化的框架内，市场交易成为"足以规范所有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体系的基础，它取代了以前所有的道德规范"，而主导这种进程的是市场条件下的契约关系。特别是根据哈维的说法，这尤其解释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 "密集化 "的条件下，需要新的信息存储和传输技术来进行市场的全球决策。社科教科书通常会贴上“信息”或“后工业”社会的标签，实际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后果之一。

这个理论框架有几个优点：

• 首先，它消除了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理解为经济监管的实际措施之间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化本质上意味着根据特定学说对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造。一如既往的，实践可能与理论大相径庭，不同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化的方式也可能截然不同；
• 其次，它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不同国家的政治背景下单独谈论新自由主义毫无意义。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意味着“构建先进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制度”，而是对全球化挑战实施非常具体的回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用“新自由主义”来描述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小平时期的中国和马克龙时期的法国等不同的政治制度。粗略地说，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可以优于其他的 "社会秩序"，也不是一种政党可以采纳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应对当代挑战的方式——近几十年来这种概念已成为“常识”（大卫哈维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解释了新自由主义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常识”）。

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当前政治体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在某些方面却自相矛盾地一致。两者都认为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之后是2000年代的“国家回归”：从镇压 NTV 和尤科斯事件，再到逮捕马戈梅多夫兄弟，以及米苏斯丁和索比亚宁成立军队供应协调委员会，政府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直到它几乎完全控制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毫无疑问的，这很难让我们想到这一切和新自由主义核心的“自由市场”社会有任何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现有政权的支持者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考虑这些变化，而其反对者则消极地看待它们。

一些研究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历史学家托拜厄斯·鲁普雷希特在最近为“非西方新自由主义”一书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尽管新自由主义改革有助于加强威权政权，但俄罗斯终究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根据鲁普雷希特的说法，在今天的俄罗斯建立起来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它仍然与“新自由主义”相去甚远。

从事实上来看，在一开始这种叙述似乎确实令人信服。首先，1990年代的俄罗斯与外国专家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形象相去甚远。鲁普雷希特令人信服地表明，俄罗斯市场改革者的思想独立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不过，后来对这些思想的接受赋予了政府所选择的经济路线合法性）。尽管年轻的苏联经济学家们——著名的 Zmeinaya Gorka（蛇山）研讨会的参与者——可能一直在阅读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但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西方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匈牙利市场改革和苏联新经济的经验，以及俄罗斯知识分子知识传统中特有的精英主义和人口恐惧症（关于这点，Rupprecht提到了论文集Vekhi）。

此外，将新自由主义化视为国家权利被削弱的过程是不正确的：相反，成功实施的改革，其中包括突然削减社会服务公共支出，会遇到严重的公众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国家能力使抗议者闭嘴，通常是通过武力。俄罗斯国家恰恰缺乏这一点。新自由主义学者叶戈尔·盖达尔的内阁存在了一年多一点，被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内阁所取代，后者在各个精英派系眼中是更合适的人选。除此之外，在叶利钦担任总统的整个时期，政府不得不与反对派的杜马共存，而其中共产党占了多数，他们有能力阻止不受欢迎的改革。

因此，1990年代国家权利的削弱不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而是真正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在新总统上台后才得以实施的原因。

普京是新自由主义者吗？

许多人还记得《生意人报》上的“关于斯捷尔利茨的调查”，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总统任期之初做出的承诺，“把恐怖分子淹死在厕所里”，向公众展示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形象。鲜为人知的是他在“2010 年战略”中提出的社会经济建议，该建议由赫尔曼·格列夫领导的战略研究中心起草。

为未来10年俄罗斯发展设计的战略布局，其中认为俄罗斯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家过度介入该国的经济生活，以及国家在为市场经济创造诸如捍卫产权和创造平等的基础条件方面的不足，如捍卫产权和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因此，与行政力提升相关的“国家权利回归”的逻辑与新自由主义改革逻辑并不矛盾。相反，它是它们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尽管宪法宣布了俄罗斯国家的社会性质，但 2010 年战略要求“福利国家（家长式作风）将被辅助型政府所取代，后者只在社会自身无法提供保证的范围内确保社会安全。这被命名为 "为现有问题提供真正解决方案的常识政治"。"

《富有的俄罗斯人：从寡头到资产阶级》一书的作者 Elisabeth Schimpfössl，对根据《2010年战略》实施的改革性质作了如下描述：

“格雷夫在这些领域发起了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其程度是过去十年的市场改革者无法想象的。尽管俄罗斯专家声称新自由主义政治的顶峰是在1990 年代达到，但政治学家希拉里·阿佩尔和米切尔·奥伦斯坦则认为，格列夫任内的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规模上超过了90年代。例如，2001 年格列夫引入了 13% 的统一税，这是向自由经济政策过渡的象征性措施。拥有大部分发电厂和能源运输系统的国家垄断企业 RAO ‘UES’ 的肢解和私有化，这才是格列夫最重要的改革举措。”

除了这项财政改革和正在进行的私有化之外，普京担任总统的头几年还出台了《土地法》和《劳动法》，前者确保了土地的私有产权，后者则有利于雇主。这些立法的出台与政治权力的新布局直接相关，总统政府没有向公众隐瞒，过去十年没有通过类似立法的主要原因是“议会多数派的反对”。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社会福利的货币化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顶峰。根据研究人员Julie Hemment的说法，这次货币化改革延续了叶利钦时期的社会转型逻辑，而这些转型又是基于世界银行的模式。这项改革引发了整个国家的广泛抗议，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减缓。然而，像 2008 年危机这样的外部冲击迫使当权者定期回归“优化”、削减社会支出和放松管制的做法。年复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他们的演讲中反复强调，有必要“结束企业的‘噩梦’”，减少政府机构，并继续私有化改革。所有这一切都与强调国家社会责任的言论、“五月法令”等相结合。政治学家Ilya Matveev认为，尽管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具有“混合”性质，一方面正在被掌权的官僚体系所改变，它有兴趣保留旧政治制度的世袭性质，一方面又被社会舆论影响，而将其作为使其政治合法化的手段，“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普京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是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关键特征在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重组，重塑了"公共 "概念的本质。”

俄罗斯得亿万富翁数量的急剧增加，就是这一过程中的最好的衡量指标。如果在 1990 年代他们可以用一只手的手指数过来，那么在 2000 年代初他们的数量就超过了 一百。这些数字与普京铲除了寡头存在的看法并不相符。相反，大资本的力量在过去 20 年中已成为结构性的，而其游说的机会则急剧增加。然而，这并不妨碍政府偶尔参与 "公开抨击"，如尤科斯事件或马戈梅多夫兄弟的逮捕（译者注：都是大资本家被控涉贪腐违法遭逮捕的案件），Elisabeth Schimpfössl对这种矛盾解释如下。

“虽然俄罗斯有议会和总统选举，但权力的垂直组织意味着资产阶级逃避了社会的控制，只受到克里姆林宫的保护。当符合他的利益时，普京可以利用俄罗斯人对富豪阶级的鄙视态度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会确保精英的主导地位，并利用他的权力来保护他们的财产权。”

事实证明，正是俄罗斯社会的非政治化和原子化，其可能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对当前政治体制形成的最重要影响。尽管俄罗斯人的形象广为流传，但他们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集体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经济人”的理想，即按照市场逻辑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在这种情况下，2000 年代的威权转向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化的延续而不是减少。正如Lilia Schevtsova所说：“经济自由主义... 充当了俄罗斯威权主义的壮阳药。” 很明显，普京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批评往往与“西方伙伴”未能始终如一地遵守自由贸易和“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原则有关。在这一点上，普京实际上是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出现的。

2月24日之后，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讨论变得特别有意义，这并非巧合。它似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悲剧背后的原因（例如俄罗斯社会的去政治化和原子化，支撑世界不同地区“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策略，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等），这场冲突也暴露了俄罗斯乃至于整个世界的许多核心矛盾，以至于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具有独立法律体系、竞争性选举和言论自由的 "未来的美丽俄罗斯 "的到来上，这样的幻想现在看来似乎既不现实也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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