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亡澳門難胞總會」（與督委會）的成立，看澳門難民救濟工作的窘境

1951年3月，中華民國駐澳專員郭則范請中華民國政府派人來澳門辦理救濟。5月，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下稱救總）訂定4項辦法回復郭，一是請駐澳專員代為救濟，二是駐澳專員可委託當地慈善組織協助，三是救總撥款新台幣15萬元予駐澳專員聯同葡澳政府發放，四是救濟對象為無工作無居所的難民。郭則范最初並不想接手救濟工作，皆因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澳門專員辦事處（下稱駐澳辦）的人力財力不可能應付數量如此龐大的難民，且駐澳辦應專心處理外交工作，懇請救總派員成立專門機構執行工作。救總表示諒解，再提議駐澳專員與當地慈善團體，或尋找熱心人士籌建團體協助救濟，救總會給予某程度的補助。對於這個提議，駐澳辦認為難以實施，因澳門的慈善團體都被親中共人士控制，而熱心人士亦不會冒「召橫禍」的風險出面幫忙。最後，郭則范推辭不成，只能勉為其難接手救濟工作。

1951年12月駐澳辦以派發聖誕禮金的名義，召集不同省份的難民代表舉行座談會，會議決定按中國大陸難民自身省份各自組成不同的聯誼會，然後由聯誼會造冊以便派發禮金。1952年8月，各省份的聯誼會開會，認為需要合組一個中心組織，於是成立「中國大陸流亡澳門難民聯誼會」，救總每月撥30港元為辦公費。不過，駐澳辦指出中心組織的領導人在外「招搖撞騙」，沒多久便停止運作。10月，救總再撥出5萬港元發放給廣大難民，駐澳辦為防冒領與虛報，請聯誼會必須印發會員證，根據會員證造冊認領。

基於派發賑款的經驗，駐澳辦認為實有必要設立一個組織應對，向救總建議在各省聯誼會的基礎上成立「流亡澳門難胞總會」（下稱難總）負責救濟事務，同時設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救濟流澳難胞工作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委會）監督工作。救總採納建議，督委會由駐澳專員擔任主任委員，再加入4位當地賢達擔任委員組成，主要工作為代表救總指導難總工作，以及保管善款。至於難總則聘請一位總幹事執行救濟，下設文書組、登記組、審查組、遣送組、發放組擔當不同的事務，並置於駐澳辦大廳辦公，每月由救總補助經費430港元。

駐澳辦顯然為了組建難民團體下了不少苦心，終促成難總與督委會的出現，由於兩個組織都宣稱代表救總在澳門進行救濟，筆者視它們為救總在澳門的分會。另外可能出於「避禍」的原因，救總的公開出版物《救濟年報》與《救總實錄》都沒有公開4位「當地賢達」委員的身份。不過根據外交部檔案，當救總為了因應可能出現中（共）葡建交而出現的狀況，需要從督委會中物色新的主委，出現了黃兆鴻、李寶田、盧榮錫、何心源、鄧晴隆、馮漢樹、容海襟等7名委員的名單，雖不知當初4名委員的名單，但7人名單應是隨救總的工作擴大而新增3人，另委員的低調參與也反映了救濟澳門難民一事在當時應該頗為敏感。

至於救濟澳門難民一事為何高度敏感，非但沒有在地團體願意施予援手，甚至當地熱心人士也秘而不宣，只敢在幕後默默參與。中共曾批評救濟中國大陸難民是「掛羊頭賣狗肉」，真正目標是從事反共產主義政權活動，這樣的批評並非毫無道理，例如筆者曾撰文美國把救濟中國逃往港澳的難民視為一種反共宣傳。正正因為難民問題高度政治化，才使得有意進行人道主義救援的人士或團體可能因此望而卻步，逼得中華民國政府在澳門親身上陣，成立難總與督委會進行救濟工作。然而，難總進行救濟工作絕非單純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或多或少都包含反共宣傳（如陳子仲事件），反過來又印證了中共的批評，為救濟難民蒙上陰影。

參考資料：
《從救濟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國難民政策」》，黃耀忠，三聯出版
《外交部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