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文隨筆：讀龍瑛宗《職有木瓜樹的小鎮》
如同先前提及的，2022年期許能求廣不求精的閱讀台灣文學，從日治時期到現在。暫且有兩個面向，一是閱讀台灣文學史，包含歷史以及我有興趣的作品，二是閱讀文學理論，文學、文學史、文學理論是相互交織的，文學評論除了文本基礎，也常會尋求理論支持詮釋，而文學史的煉成，建立在事實的挑選與詮釋，歷史素養我沒有，但文學理論是能再精進的。
這週末在Leo’s Cafe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是我讀陳芳明《新台灣文學史》及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最有感的作家，說他是失語的一代一點不為過。生於1911年的龍瑛宗，被視為日治時期的第二代知識份子，不同於第一代知識份子，譬如吳濁流（作《亞細亞的孤兒》）、賴和（台灣文學之父）、張我軍（台灣白話文的推手），龍瑛宗小學前曾在私塾學習，但一年級時遇上日警關閉私塾，便前往公學校就讀（日治時期的小學）。日文在公學校是「國文」，龍是箇中翹楚，受到日籍老師的愛戴與啟蒙，文學便此伴他一生。龍以優秀的成績於臺灣商工學校畢業，獲日人師長推薦，到臺灣銀行工作12年，在職期間從台北調至南投，寫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調回台北後，又被調到花蓮。
《植》寫的故事很簡單，青年陳有三到鄉下小鎮的銀行工作，每天負責數鈔票，他知道自己是台灣人，領不到日本人的高薪，企圖參加文官考試跟律師考試，力爭上游，在他眼裡，知識「第一目標是改善自己的境遇」，第二目標是「人格陶冶」，唸來的書即便無法翻轉階級，但總能讓自己人格更高尚吧！現實卻不是如此。陳有三在小鎮的朋友洪天送因為父母指婚的習俗，將斷送自己的夢想，或許未來會拿台灣人的低薪，養育一家，一旦孩子一多，可能像前輩蘇德芳一樣，一家都吃不飽，木瓜的意象昭然若揭，台灣特有水果裡的多子多孫。陳有三另一位台北的友人，更說及自己的一位朋友，到日本唸大學的期間，考上律師，畢業後服務於法律事務所多年，隨後回台北開業，卻因同業太多，光煩惱房租跟生活費就焦頭爛額。要知道在那時代，去日本唸大學是知識份子的首選，考上律師更保證前途光明，竟落得如此下場，朋友更說：「把那知識丟給狗吃吧，知識把你的生活搞得不幸。你無論如何提高知識，一旦碰到現實，那知識反成為你的幸福的桎梏吧。」看來現實敲醒的不只陳有三，而是整個青年世代。更令陳有三難過的是，搬去與前輩同事林杏南一家住時，他愛上林家女兒，求婚時，女兒已指配給有錢人家，林杏南說陳有三是個好青年，但他以後會懂林杏南的苦衷的。所以品性高又如何？這讓陳有三已動搖的心走向自我放逐。故事結束於此。
這篇1937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寫在84年前，行文中有現代主義的味道，批判企業化經營（現代性），陳有三說「學生時代...拼命往艱深的地方鑽研，一旦出了社會，才驚訝於它的單調。我每天從早到晚，就是算鈔票而記進簡單的賬簿裡。」台北友人則回他：早就忘了那五年學了什麼，現在會打算盤就好了。有夠諷刺。複雜的是，這惱人的企業化經營，讓台灣知識份子無法一展長才，卻又不得靠攏，因為那企業化經營是日本人帶來的，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光光在這小鎮，台灣人住的地方，兒童隨處便溺，臭氣熏天，日本人住的地方，寬敞整潔，令人嚮往，陳有三讀著日文書本，穿著浴衣，覺得自己跟小鎮的台灣人不同，「想著自己與他們之間有某種距離，一種優越感悄悄而生悄悄。」
龍瑛宗好會捕捉這幽微的情緒，結局讓林杏南發瘋稍嫌狗血，不過這是我第一次閱讀的感想，或許再看幾次會有不同的感受。回到龍瑛宗的人生，離開臺灣銀行後，他先是到報社任編輯，1945年台灣光復，物價攀升，民間疾苦，報紙跟雜誌不好做，又國民政府禁止使用日文，龍瑛宗瞬間成為失語的一代，遂於1947年停筆，回銀行業工作。厲害的是他持續學中文，1977年復筆用中文寫作，有夠瘋、有夠狂。瑛宗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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