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天桥上的卖花阿婆:孤独的日子打着盹儿过

張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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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首发于「看客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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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上海夏日的平常午后,淮海中路重庆中路人行天桥上,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有节奏地渐行渐远,打着领带蹬着皮鞋、讲着电话的男人快步走过。“卖花的又睡着了”,路过女人的声音使得她打了个颤,醒了。

一头天然“奶奶灰”短发的她,不知为何总穿一件印有“美团点评”字样的黑色短袖POLO衫。她将握在手里好久的一朵茉莉穿过铁丝,等手部动作静止,她的眼皮再次耷拉了下来。这个时候,天色暗沉,天桥底下呼啸而过的车流之声,偶尔夹杂着急促的刹车声或不耐烦的喇叭声,皆成为她的催眠合奏曲。

又有一拨行人匆匆而来,一个年轻的女子停下了脚步,上前来问“白兰花几钿”,叫醒了酣睡中的她。她擦了一把嘴角的口水,“4块”。年轻女子要了两对白兰花,举着手机扫收款二维码。她一个恍惚,“哐当”一下打翻了搁白兰花的盖子,白兰花撒了一地,花香也扑了一地。买花的女子帮着捡起饭盒,“当心,当心”。

(一)

69岁的丁阿婆卖花已有六七年时间了。每年5月至10月的白天,丁阿婆都会出现在淮海中路重庆中路天桥上卖花,“工作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白馒头就着豆腐干,是丁阿婆的工作午餐。如果白天的生意不好,晚上10点到12点她会去新天地卖花,巧妙地躲过保安,向逛街的人、向下晚班的白领们兜售她的白兰花和茉莉花。

凌晨回家的路上,她困得很。到了成都南路租来的6平方米房间里,吃点东西才准备去睡觉。好不容易躺在床上了,却常常两三点钟了还没睡着。早上六七点钟,她就得起床了。清洗装花的铝饭盒和裹花的宝蓝色方巾,以及准备保持花新鲜度的冰袋,去阳台做早饭,再端回房间里吃完。一切妥当之后,她拉着小推车,一路走到淮海中路重庆中路人行天桥,已是10点。

丁阿婆在市区租房子住,是为了方便出来卖花。如果住在女儿宝山的家里,那太远了。如果住到才在松江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的儿子那儿,就更不方便了。她是四川人,亲戚朋友在上海的很少。经历过饥荒、运动,她只念到小学三年级。22岁的那年,她去新疆探望父母,认识了支边的上海老公,在新疆结婚成家。

那时,她在工地上抬石头、活水泥、砌砖,给人家盖楼房。家里人一开始并不同意她跟师傅学做泥瓦匠,一个是太累太苦,二个是工地上都是男人。但她喜欢做男人做的事,也喜欢跟男人打交道,因为是非少。那个时候年轻,身体也好,辛苦一天,累到腰酸背痛,晚上睡一觉就缓过来了,第二天照样干。做得好的时候,她还当过小包工头。与那个时候比,丁阿婆觉得现在卖花简直是种享受。

1993年,丁阿婆老两口先把儿子送回了上海,因为阿娘早就死了,只得托叔叔照顾儿子。3年后,她和女儿也回到上海。直到老公2002年退休后,一家人才在上海团聚。

在亲戚的帮忙下,丁阿姨的老公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夜班为主。一天早上8点钟,早班的人过来换好工作服,见他还没下班,便喊了他一声,“侬咋不响了?”上前去推,才摸到他的手都凉透了,马上叫了救护车。然而,一切都晚了。

一辈子聚少离多,本以为老公回来,晚年能相互依靠,现在却都成梦一场了。医生跟丁阿婆说,可以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她没同意,人都救不活了,何必又再让他遭一回罪?老公死后,她在饭店洗碗,洗着洗着就站不起来了。去了医院,一查是脑梗,但她自己知道,是伤心。

没多久,邻居介绍她去教会做清洁,说总比当洗碗工轻松些。丁阿婆在教堂里听神父讲圣经的时候,突然间听到天主跟她讲话,“离开那个家吧”。那几天,她正好收到一位会讲中国话的外国教友的工作邀请,去做“住家阿姨”,她立马答应了。又过了一阵儿,教友的婆婆突然到访,听说她信的是天主,很是反感,因此辞退了她。天主这时候又跟她讲话了,“去卖花吧”。


(二)

“支付宝到账8元”,丁阿婆的手机响起了一句语音提示。她的支付宝收款二维码,以前用的是儿子的。因为每次找他要钱也麻烦,今年才叫儿子帮忙把收款二维码换成了她自己的。但把钱转到银行卡,还是要请人帮忙。

丁阿婆打了个哈欠,将制作好的茉莉花手链放进长方形的塑料盒里,盖上盖子。制作茉莉花手链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大小一致的花骨朵穿成一串,才好看。

“这花怎么卖的?”一个穿着时尚的女人往前走了好远,又回过头来,“这种呢?”

“都是5块钱一个。”丁阿婆遇到不讲价的顾客,会把花卖得贵一些。

“我要两对白兰花,一个茉莉花手链。”女人说完,伸出白皙的手腕,等待丁阿婆将茉莉花手链给她系上。丁阿婆又用打湿的纸巾把两对白兰花包起来,叫她回家放在冰箱冷藏室,但“不要靠里”,不然花会冻坏。

另一次,一个来买花的女人说自己没带钱,但身边刚好带着6件样衣,问是否可以用衣服来换白兰花。丁阿婆就挑了一件大号的黑色短袖POLO衫,因为她喜欢穿得宽松的衣服——这就是那件“美团点评”的来源。

来买花的人除了女人,也有带小孩的妈妈或爸爸,普遍以中年人居多。因为这是老上海夏天的味道。而卖花的,以前有六七个,现在一天只有两三个了。有的是年纪大了,有的是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不给卖花。剩下的几位老太都是老相识了,大家从同一个老板那里拿花,白兰花和茉莉花,广东广西运过来的。

在这几位老太中,华狮广场(淮海中路上)的王阿婆是个“网红”,好多记者采访过她。但对于卖花婆婆们来说,网络热度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一旦卖花这档子事传开了,第一个找上来的一定是城管。


(三)

81岁的王阿婆在“卖花界”的“工龄”有21年,她喜欢卖花,因为卖花不会和人产生矛盾,每天见到的都是新鲜的朋友,今天来买花的人,明朝就看不到了。

多年之前,有一个在她花摊前走来走去的后生,她问“侬做啥”,后生说他在观察她,要为她赋诗一首。年轻人临走前,给她照了相,说他要让全上海的人都认识她。

王阿婆不知年轻人用了什么法子,自那以后,确实有形形色色的人找了来看她、买她的花。不像过去,总有人骂她一把年纪了还死要钱。后来年轻人也来过,但王阿婆已经认不出伊来了。

因为自己“卖花界网红”的身份,她感觉卖花是一辈子最快乐的日子。“白兰花是洋行的、医务人员、教师这样有文化有身份有教养的人用的,不像葱油饼是像车夫一样烂臭的人吃的”,这是王阿婆经人提点得到的知识。如此一来,她每天推着车出门,也能觉出自己是在做一件高雅的事了。

年纪大了,睡得少。夜里12点,王阿婆就起来给正在睡觉的白兰花扎线,不然凌晨一两点的时候,白兰花就全都醒了。早上7点半左右,吃完早饭,她在马当路站搭乘146号公交车。三站路后到了淮海中路,下车,拖着她的小推车,停在路边花坛的拐角处,摆好她的折叠凳,坐下后,才打开小推车上的泡沫箱盖子,取出她夜里做好的白兰花,一一放好。她站起身来,把微信收款二维码靠在树旁边。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早上8点钟了。

王阿婆安顿下来之后,戴上老花镜,开始做茉莉花胸针。当太阳移到王阿婆头顶的时候,她会把她的红格子洋伞撑起,用两个大夹子夹在推车拉杆上。

她一头白发用一根黑色的发箍拾掇得清爽,祖母绿的耳钉和戒指搭配一条红蓝色的丝巾,身穿芥末绿的针织坎肩,一条灰底白花的裙子配上一双三叶草蓝绿色运动鞋。从她这一身讲究的搭配,可以窥见她年轻时也是有品味的美人。

碰到下雨的天气,王阿婆会把她的花摊移到马路对过的H&M店门口。门口够宽敞,她能躲雨也能卖花。撑了雨伞的女人会走过来,指着王阿婆的白兰花问“几钿”。“侬讲几钿几钿好了”,王阿婆嘴上这样说,但价格低了,花是拿不走的。

“祝你好运,事业成功。”这是王阿婆对每一个买了花的顾客的祝福语。

没有钞票是万万不行的。9点半一到,王阿婆会准时掏出手机,点开看盘的APP——算起来,炒股的时间比她开始卖花的时间还要早个一两年。

“老人家不要玩股票,不好的。”一路过的男人发表了他的意见。

“老人怎么就不能玩了?玩股票要动脑筋的,不然就得老年痴呆了!”王阿婆转过身子怼道。

“玩股票,影响心情的呀。”男人解释道。

“玩股票跟心情好不好不搭界!你没有修养,才会心情不好!”

很显然,眼前这个多嘴的男人影响了王阿婆的心情。好在他终于悟出自己是在多管闲事,灰溜溜地继续赶路了。

卖花和做股票,在王阿婆这里,都是拿来锻炼脑子的工具。她做股票20多年了,亏了钱不会饿到肚子,赚了钱也不会拿去买饭吃,而是要留给大儿子一部分。还要给女儿一点,因为她身体不好,王阿婆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而她自个儿能得到的好处,就是消磨了时间。在家里,她不是眼睛痛,就是吃了饭胃不舒服。“一个人在家里很闷的”,5月的时候,一个98岁的老太太每天过来和她聊天,彼此成了交心的朋友。后来忘了从哪一天开始,老太太就不来了,好不容易打听着,才知道是老死掉了。

王阿婆说到这里,像个孩子一样张大着嘴巴,哇哇地哭了起来。

11点半,股市收盘,午饭时间到了。王阿婆拿起地上的铝制大茶杯,掀开盖子,用勺子舀起一勺菜泡饭,送进嘴里,用她的假牙咀嚼着。


(四)

晚上6点钟的时候,王阿婆有条不紊地收起她的花摊,拉着她的一车营生走向公交车站,回到她马当路的家里。回到起居室的第一件事,是唤醒床头柜上的智能“小精灵”,那是国家送给她的。

听到小精灵回答“我在”,笑容堆满了她的脸。她用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小精灵,明天有雨吗”,小精灵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答案;接下来,给小精灵的第二个指令是“我要听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很抱歉,我还在不断学习,希望能理解越来越多的内容.......”“《美酒加咖啡》”“很抱歉,我还在不断学习......”。

小精灵要是听得懂上海话就好了,“邓——丽——君”她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一回小精灵终于听懂了。邓丽君的歌声响起,“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王阿婆还记得1956年第一次来上海的那天。17岁的她帮着无锡老家的人拉东西,到了上海已是夜里,她也不觉得累,大抵上是因为乡下孩子有的是力气。她望着眼前高楼大厦林立的夜上海,当即下定“就是讨饭也要待在上海,死也不要回乡下”的决心。

经人介绍,她去了一户人家当保姆,照顾伊有毛病的两个儿子。3年后,为了留在上海,她同意与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五结婚。不久后,生下两个健康的儿子。

当她在上海落下脚以后,便把无锡乡下的两个妹妹也接到了上海,帮她们找了上海老公,也留在了上海。婆婆同样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三也结了婚,但却一直没有小孩。她感受到了哥嫂的嫉妒,因此妯娌不合。她决定离开这个家,便提出了离婚,把7岁的老大留给了婆婆家,自己带着5岁的老小留在了她要求给她的房子里——她不可能带着孩子回到无锡娘家的,那是没有脸面的事。毕竟,她给人家养了两个小孩。

那样的年岁里,她在上海无线电第六厂做电视机天线,养活自己和儿子。

后来,她认识了一个从卢湾区(已撤销调整至黄浦区)公安局分局退居二线到房地局工作的男人。男人是“拆违队”的,跟她一样也是离异带着个孩子。她和儿子住在原来的家里,总有一些流言蜚语让她不舒服,她想换个环境。在拆违队的男人帮忙下,她与人调了个房子。不久,两人便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因为两人性格不合常常吵架,第二段婚姻维持了5年的时间。

她觉得一个女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总要找个男人依靠。第三段婚姻,是跟一个膀胱有毛病的男人。婚后,男人因为膀胱癌开了三趟刀,她前前后后照顾了伊十几年,直到伊2000年去世。

从上海无线电第六厂退休后,她去派出所做过一段时间的清洁工。女儿说,不如去卖花,比做清洁工轻松。但女儿和儿子,甚少来看她,小儿媳妇每次见到,都要因孙子的病怪她,怪伊当初为何要嫁给那样的人家。


(五)

每天下午3点到5点,是丁阿婆雷打不动的昏昏欲睡时间段。一只手握着白兰花,一只手拿着剪刀,两眼阖着,她的头晃了一下,又一下,醒了,睁着困顿的双眼,看着手里的剪刀剪去白兰花花蒂。

有一次,在昏昏沉沉中,她看到了升至云端的天梯,天主就在天梯的顶层望着芸芸众生——死去的老公在天梯下伸出手来,想要拉住天主,天梯和天主却一并消失不见了。

醒来,却看到眼前是在天桥另一头卖花的周阿婆。周阿婆拿了一把她的白兰花,站在边上瞧了她好一会儿,她都没察觉。

“人家把你的花拿走了,你都不晓得!”71岁的周阿婆说着一口萧山话。

总来造访的周阿婆,却让丁阿婆心情很不愉快。同样也在淮海中路重庆中路人行天桥上卖花,这老太婆的白兰花价格比同行低一倍,只要“2元一对”。搞得附近的上海阿姨听说丁阿婆这里要“5块钱”,还大骂她黑了心。

“阿拉上海人,都恨死她了。”这是丁阿婆对周阿婆的评价。丁阿婆曾去周阿婆的花摊前,帮忙收起她明码标价的纸牌,叫她卖贵一点,如果人家讲价,再卖便宜一点。可是周阿婆不听。

花价订得低,周阿婆的花的确卖得快,她常常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就收了摊,骑着自行车回到她成都路上租来的一间11个平方的房子里。

如果不出来卖花的话,周阿婆的钱就紧张了。她每个月的房租就要1500块。外甥们叫她儿子每个月贴补500块——“我不卖花的时候贴补给我就好了,平时就不用了。”儿子还没回应,周阿婆先抢着说了。

毕竟儿媳每个月才给儿子3000块的零花钱,儿子每天要抽13包香烟,3000块钱哪里够花。她要是回到杭州萧山老家,别说儿子给她钱用了,她不用贴补儿子零花钱就不错了。她也没管过孙子,都是儿媳家那边的老人带,“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家养儿子”。

上山下乡那会,她哥哥说她不会劳动,带她去了青海,一去就是20年。那时,她在东方石油下面的职工理发店工作。后来,哥哥给她介绍了她单位的男同事,也就是她的第一任老公。

出事那天,她老公是去给爆破工的同学帮忙。老公的同学当场死了,一个手没了,一个眼睛瞎了。她老公离得比较远,胸口被打了一个大洞,一只耳朵听力受损,在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才给抢救回来。12年后,老公因突发脑溢血而过世。

她刚过40,带着儿子,不想再婚。直到儿子的叔叔给她介绍了他同学,一个上海男人。

1987年,她和这个上海男人回到萧山老家,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小饭店,直到男人脑梗走不动路,才关了饭店。他们回上海继续治病,因为男人的医保在上海。待他好一些的时候,她开始出来卖花。

老公会过来看她。天桥的人行楼梯对她男人来说是个障碍,因此那些年岁里,她都在桥下卖花。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5年。

过去周阿婆在天桥下卖花,为的是丈夫来看自己时更方便

她始终没习惯孤独,每次去医院拿降血压的药,都会给医生护士送白兰花。他们每次见她来都很高兴,说“卖花的阿婆来了”。她见到人家高兴地围上来,心里也很欢喜。对天桥附近的其他几位卖花阿婆也是,虽然人家因为她定价低“恨死她了”,也要总去打扰,讲讲话。

丁阿婆虽然不爱跟周阿婆讲话,但是她羡慕周阿婆身体好。

前不久,丁阿婆通过免费体检(满足65岁以上的困难户的条件),得知自己的胆囊里装得全是石头。医生叫她开刀,她没听,因为她没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也没有觉得哪里疼。她听人说,将苦瓜、菠菜、梨、柑橘等7种果蔬榨成汁,每天喝一杯,能把胆囊里的石头都给喝没了。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自费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石头还在。那次检查费加上拿药的钱,一共花去500多块。发觉果蔬汁没有用,她也就没再继续喝了。

她觉得自己没事,毕竟她一点也不感到疼。就算要做手术,也得等到10月份以后,那时不用卖花了,天也没那么热了。

6点钟的时候,丁阿婆还在淮海中路重庆中路的天桥上打瞌睡,她不愿意回家,回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这条连接起卖花人的马路,位于上海的市中心,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下班高峰期,正是人流量大的时候。

“有人来买花会叫醒我的。”丁阿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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