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漠视的诉求
情绪被划分为日常和节庆。日常是愤怒，是对僵死的官僚体制、对毫无人性的决策黑箱、对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复读机器人的机械重复的无限怒火。节庆是麻木，是在调动全身心的愤怒之后袭来的无力与木然。是愤怒被悬置，是感官全消失，是一种近乎真空的赤裸状态。仿佛人不再处于一个社会、一个系统、一个生态里，仿佛人只是漂浮于宇宙中的一颗渺小尘埃，生存是唯一目标。而光是过上这种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们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 -----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
乌鲁木齐大火导致10名遭封控而无法出逃的民众不幸罹难这一事件，仅仅一个周末，已经在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多个城市引发市民上街抗议活动，并有过半省的当地高校大学生组织同学进行各种针对封控的抗议。那场悲剧让部分民众彻底意识到，错误的“动态清零”政策，不仅侵害个人财产跟自由，也恐殃及生命，因此，才会引发这波打破地域，阶级种种藩篱的大规模抗争。
在中国受到压制的互联网上，正面信息比比皆是，负面信息被抹杀，这让抗议者诉诸讽刺：他们写上满屏的“是”、“好”和“对”等字以表达不满，同时逃避审查。民众用白纸哀悼死者，并表达出能让无数深受疫情管制之苦的民众不言而明的愤怒。据说白纸的灵感来自苏联时代的一个笑话，讲的是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但被克格勃逮捕。克格勃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克格勃想了想，决定把发传单的人抓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的确，民众有共同的诉求，他们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当局也知道，所以人们什么都不用说。如果你拿着一张白纸，那么人人都知道你想说什么。
对于容不得任何异议的当局来说，白纸竟也突然成了不可容忍的挑衅。大批警力在盘查过往行人，认真搜查年轻人的背包，但警察寻找的，并不是武器或违禁品，而是空白纸张，因为白纸已经成了此次抗议浪潮的象征。可能发生抗议的地点已经部署了大量警力和警车。警察正在检查部分民众的手机，查找被禁的应用程序；登门造访可能的抗议者，警告他们不要从事非法活动，并带走一些人进行询问。审查人员正在删除社交媒体上的抗议象征和标语。
对于那些引发了最大反感的扰乱生活的防疫措施，当局似乎正试图低调解决问题，一方面放任社交媒体上的建制派，效忠派借用俄罗斯的话术，将抗议者描绘为西方企图破坏中国稳定、诋毁清零政策的颜色革命棋子，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另一方面，自上周末的抗议活动以来，中国各地政府均表示，在防止疫情扩大传播的前提下，不会让居民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被锁在家中。周二，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敦促官员要对沮丧的居民拿出同情心。“各地各部门要更加耐心纾解群众的情绪，”该文章写道。“抗疫斗争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需要倾听群众心声。”
面对数十年来最大胆、最广泛的抗议活动，面对无法漠视的诉求，当局熟练的展开恐吓、审查、抹黑。而维稳手段远没到用尽。
我们应当通过概述非暴力反抗是什么，说明非暴力反抗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恰当性，并且解释这种反抗形式在一个合乎宪法的制度中的作用。
非暴力反抗是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行动，我们诉诸共同体的正义感，宣称按照我们所考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没有受到尊重。
非暴力反抗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不仅因为它是向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多数提出的，而且因为它是由一些政治原则、即用来规定宪法和一般社会制度的正义原则所指导和证明的行动。非暴力反抗不能单独地建立在集团的或自我的利益的基础上。相反，它求助于那个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大家共有的正义观。我们假设，在一相当正义的民主制度中，存在着一个公开的正义观；根据这个正义观，公民管理他们的政治事务并解释其宪法。在任何一段时期内，持续地、有意识地侵犯这个观念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侵犯根本的平等自由，便会或者导致屈从或者导致反抗。某个少数通过参与非暴力反抗活动，迫使多数考虑它是否愿意自己的行为被解释为上述侵犯，是否愿意按照正义的常识承认少数的合法权利。
非暴力反抗是一个公开的行为。它不仅诉诸于公开原则，而且公开地进行这一活动。它是公开地作为预先通合宪法的。所以，在反抗者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常常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但这只是一个使事情变得复杂的因素。因为，即使法院无论可能多么乐意做出另一判决，但最终还是不赞同使用非暴力反抗来反对不正义法律的反抗者的意见，那些反抗者也是不会准备停止反抗的。
从另一点来说，非暴力反抗也是和平的。非暴力反抗是在忠诚于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外围的边缘上）表达对法律的不服从。虽然反抗者侵犯了某个法律，但是这个行动的公开的、和平的性质和一种承担行动的合法结果的意愿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这种对法律的忠诚有助于向多数人证实非暴力反抗行为在政治上确实是认真的、真诚的，证实它确实是打算诉诸公共的正义感。完全公开的与非暴力的行为为一个人的诚意作了担保，因为要使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的行动的真诚是不容易的，甚至一个人向自己证明自己的真诚都是不容易的。毫无疑义，我们能够设想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在那里真诚地相信某一法律的不正义可以看成是对于不服从这一法律的行为的辩护。彼此之间具有充分信赖的十分真诚的人们可能使这种法律体系发挥作用。但照目前的情形，这一体系即使在一个接近正义的状态中大概也是不稳定的。从我们深思熟虑的观点来看，我们必须付出某种代价才能使其他人相信我们的行动在共同体的政治信仰中具有一个充分的道德基础。
非暴力反抗已被规定为处在这样两者之间：即一方面是合法抗议和提出试验案件，另一方面是良心的拒绝和各种不同的反抗形式。在这些可能的反抗形式中，非暴力反抗代表着处在忠诚于法律的边缘上的反抗形式。这样理解的非暴力反抗显然不同于好斗行为及破坏；更是大大不同于有组织的武力抵抗。
非暴力反抗的第一个正当性涉及到作为非暴力反抗的恰当对象的各种错误的性质。对平等自由原则的侵犯是非暴力反抗的较合适对象。这个原则规定了在一个宪法制度中平等公民权的共同地位，构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我希望建制派理解，法律和秩序的共存，目的在于建立正义，并且当它们不能实现这一目的时，反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潮流的危险堤坝。我希望效忠派理解，各地的紧张局势是一种转变的必经阶段：从可恶的消极和平——在这种和平中，民众被动接受了非正义的苦难，到实质的积极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中，所有的人都将尊重人格尊严与价值。岁静们对目前各地进行的示威感到痛惜，然而我要很遗憾地说，你们的声明对于引起示威的条件，竟未曾表现同样的关注。不用说，你们全都不想同那般浅薄的爱国大V亦步亦趋，单单盯住后果，而不去抓住根本的原因。目前的示威引起的某些后果固然不幸，然而当前的权力结构令民众无所选择自由的生活，则是更不幸的事情。
事实上，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并不是紧张局面的制造者，而只是将早已存在的隐藏的紧张局势暴露出来，大家将它公开出来是为了能够看到并加以解决。就像疖疮只要覆盖着就永远不能痊愈；必须将其暴露，好使其所有的丑恶都能得到空气与阳光的自然疗治。与此相仿，不正义也必得同样揭露，连同揭露时造成的全部紧张——这才能让民众良心的阳光与全国舆论的空气为其疗治。
非暴力反抗的第二个正当性是我们对政治多数的正常呼吁已经真诚地做过了，但是没有取得效果。不管怎样，进一步的“正常呼吁手段”还可以重复使用，某些程度的自由演说也总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以前的行动也已表明多数是不可能被感动的或者是冷漠的话，人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进一步的尝试是无用的，于是就出现了合理的非暴力反抗的第二个条件。的确，在多数自身也已表明自己具有肆无忌惮的不正义和公开的敌意目标之时，即使非暴力反抗也可能是太温和了。
倡导相互理解，这非常正确。不错，这正是直接行动的目的所在。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正是要寻求制造这样的危机，促成这样的紧张，好让不断拒绝了相互理解的当局，被迫面对这一个问题。它是要使得再无法漠视的问题，变得引人注目。制造紧张乃是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听上去颇有点危言耸听。然而我必得承认，我绝不惮于“紧张”一词。我真诚地反对暴力的紧张，可另有种非暴力的建设性紧张，却需要我们推波助澜。一如苏格拉底觉到需要在人心之中制造出紧张，以使得人们脱离开神话与真假混杂的思想之羁绊，臻于创造性分析与客观评价的自由国度，我们也必得了解，需要非暴力的牛虹，在社会制造出一种紧张，以帮助人们脱离开愚民主义的黑暗深渊，达到相互理解的壮丽山巅。我们的直接行动方案，其目的便在于制造一种充满危机的局面，以期不可避免地开启相互理解之门。因此，我们很赞同你们的相互理解呼吁。我们心爱的中国，可悲地挣扎在一言堂的泥沼之中，而拒绝了对话，已经何其长久！
非暴力反抗的第三个正当性是这种反抗不导致破坏对法律和宪法的尊重，因而不能产生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幸的后果。对公众讲坛处理这种反抗形式的能力也有一种上限；因为非暴力反抗团体想作出的呼吁可能被曲解；它们的诉诸多数的正义感的意图可能被无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严禁随意封控等各类层层加码行为。让我们再次强调，中国人民应该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应该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而当局一贯以严厉整肃不同声音而臭名昭著。见识到这次声势浩大的非暴力反抗后，有人可能会问：“你怎么可以鼓吹破坏某些法律，而遵守另一些法律？”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法律——正义之法与非正义之法。人不仅有法律上的而且有道义上的责任遵守正义之法；同时，人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遵守非正义之法。有时候，法律表面上显得公正无偏，应用起来却颇不公正。具体地说，当某一法律被用于保护的权力滥用的清零制度，否定宪法以及国务院最新发布的二十条措施时，它绝非公正。人若违反他根据良心断定其不公正的法律，唤起社会对其不公正的良心，这实际上正表现了对法律的最高尊重。
按照这三个条件，一个人拥有通过非暴力反抗来提出上诉的权利。一个人所抗议的不正义是一种对平等公民的自由或机会均等原则的明显侵犯；这种侵犯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顾正常的政治反对而或多或少精心策划的；在此，人们将会遇到公平问题所引起的种种复杂情况。
我们倾向于通过参与非暴力反抗来诉诸正义感，并公正地宣布：从我们的真诚慎重的观点来看，自由合作的条件受到了侵犯。我们呼吁其他人重新考虑，设身处地地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我们无限期地默认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条件。非暴力反抗是是一种稳定宪法制度的手段，通过在忠于法律的范围内反对不正义，它被用来禁止对正义的偏离，并在偏离出现时纠正它们。一种参与正当的非暴力反抗的普遍倾向把稳定性引入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或接近正义的社会中。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有意的不正义都是或者引起屈服或者引起抵制。屈服使那些想使不正义永久存在并巩固他们的意图的人产生轻蔑；而抵抗则切断了共同体的纽带。在出现对基本自由的侵犯时，公民如果先考虑以正常的方式运用某些合理的政治呼吁手段，在过了适当的一段时间之后再运用非暴力反抗形式来表示他们的反对，那么这些自由就将更有保障而非更少保障。根据这些理由，各方会采纳规定正当的非暴力反抗的条件，即把它作为这样一种方法：在忠于法律的范围之内，它确立了维持一种正义宪法稳定性的最终手段。虽然这种行为方式严格说来违反了法律，但它无论如何是一种维持宪法制度的道德纠正方式。
一个共同体的正义感很可能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即多数不可能使自己采取压制少数的必要步骤，或者采取法律允许的惩罚非暴力反抗的行动。人们不会把在其他社会中可能被考虑的无情策略作为真正的选择方案而接受下来。这样，正义感以我们常常未察觉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对政治生活的解释、关于可能的行动方式的观念和我们抵制其他人的正当抗议的意愿等等。尽管这一多数具有优越的权力，它还是可能放弃它的地位，勉强同意反对者的建议；它施行正义的意愿削弱了它维护它的不正义利益的能力。一旦正义情感施展影响力的微妙形式，特别是它使某些社会地位站不住脚的作用得到承认，这种情感就会被看作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力量。
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是奔向自由的最巨大障碍，并非市政官员和防疫爱好者，毋宁就是那些热心“秩序”而非正义的“中间派”；他们喜欢的是不存在紧张的消极和平，而不喜欢存在着正义的积极和平；他们不停地讲：“我同意你们追求的目标，而不能同意你们直接行动的方法”；他们家长式地相信，可以为旁人的自由定个时间表；他们靠时间的神秘观念而生，不断劝大家等上个“更适当的时刻”。这些好心人的肤浅理解，比之恶意之徒的绝对误解更其叫人丧气。冷淡的接受，比之彻底的拒绝更加令人手足无措。
有些声明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认为年轻人主导进行的行动不合时宜。有人会问：“干吗你们不肯给当局做事的时间？”对这一诘难，我们惟一能做的回答便是：当局在做事之前，必得像那将要出发的人一样为人所推一把。若是我们觉得，仅仅跟着党和政府走，就会迎来太平盛世，我们就大错特错啦。没有民权志士们施加的压力，他们决计看不到澎湃的民意。不施加合法且坚定的压力，在民权领域便得不到丝毫的进步。有一个历史事实颇为可悲，便是特权集团很少能够自愿放弃特权。个人倒能够见到道德之光，而自愿放弃其不公正的地位；然而集团，却比之个人更其倾向于不道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就听到这个词：“等下去！”大家听腻了这样的聒噪。所谓的“等下去”，差不多永远意味着“绝不去做”。“延误太久的公正，便是否认了公正”。
通过痛苦的经历，我们晓得自由绝不会由压迫者赐予我们；它必得由被压迫者争求过来。抗争者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方面放弃了有关时间的神话，与之相反的态度乃源自对时间的态度根源于一种可悲的错误的时间概念：在时间的流逝中，终将治愈所有疾病。实际上，时间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用来毁灭，也可用来建设。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恶意者比善意者更有效率地利用了时间，我们得在这一代进行忏悔，不仅因坏人的可恶言行，而且有好人的可怕沉默。人类的进步绝非在必然的车轮上滚动，它只能来自真诚的人们的不懈努力。没有艰苦的工作，时间本身会成为社会停滞力量的盟友。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时间，应当知道，对于为善而言，时机总是成熟的。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真正许诺民主，让全国未决的挽歌变成有创见的自由民众情谊的赞歌。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的国策从运动式动态清零的非正义的流沙中提升到人类尊严的磐石上。
被压迫的人民不能永远居于被压迫的地位。对自由的向往终将表现出来，而这正是目前年轻人当中发生的事情。内心里有东西提醒着他们，他对自由有着天赋的权利；身体外有东西提醒着他，能够获得这自由。他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zeitgeist之中。在压迫人的既得利益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被压迫的民众的深切的渴望和热切的向往，更少有人能够洞察，不正义必得靠坚决有力的不懈行动来铲除。抗争者们不似他们许多的中间派兄弟姐妹，他们认识到这一时刻的紧迫性，感觉到需要进行有力的治疗“行动”，以对抗清零政策的疫病。
非暴力要求，我们使用的手段必得像我们追求的目标一样纯洁，我们一直认为以不道德的手段去实现道德的目的，便是犯了错误。而今我必须指出的是，用看似道德的手段去维持不道德的目的，同样是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更大的错误。我也不能不提及清零政策支持者们令我深感痛苦的地方。你们热情地夸赞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在不辞辛苦的维持生命至上的“秩序”以及警察是如何的“防止暴力”。可我怀疑，若你们见过是防疫人员如何冷血的阻拦民众买菜，就医，甚至逃命，警察是如何虐待赤手空拳的，非暴力的民众，还能不能如此热烈地来夸奖。我怀疑，若你们见到防疫人员和警察是如何在这里绝不人道地对待民众；若你们见到他们是怎样以推搡，踢打，禁锢等方式对待民众的；若你们见到他们是如何积极维护将渴望自由的民众从正常公民转变成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若是如此，我怀疑你们还能不能如此急于夸奖他们。我们还不能同你们一起，去对防疫人员和警察大唱赞歌。
愿大家都能夸赞各地的抗议者，夸赞他们崇高的勇气，他们宁愿受苦的冒险，以及他们在最大的挑衅面前令人惊异的纪律。总有一天，中国会承认其真正的英雄。英雄对目标的高尚情愫令到他直面敌对嘲弄的暴徒，也直面先驱者的生活必然具有的痛苦磋跌的孤独。
我希望我们坚定信仰。让我们都来希望，决策黑箱的阴云将要消散，深重误解的迷雾从我们充满恐惧的社会消失，而在不远的未来，民主法制的灿烂之星，璀璨奇丽，照遍一个伟大的社会
自由，无法漠视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