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人类废物处理工业的危机
齐格蒙特·鲍曼 / 文
王立秋 / 译
一个幽灵徘徊在这个星球——仇外的幽灵。旧的和新的、从未灭绝的或新解冻的、被点燃的部落式的猜疑和仇恨，与从我们流动的现代的存在的新旧不确定和不安中蒸馏出来的、全新的安全恐惧混到了一起。
被永远没完没了的充足检测搞得筋疲力尽、在其命运的神秘而不可解释的不稳定性和使其看不到前景的全球迷雾面前感到露骨的恐惧的人们，绝望地寻找他们的试炼和磨难的罪魁祸首。不奇怪，他们在最近的路灯下——在唯一一个被法律与秩序之力热情地照亮的点——找到了他们：“是罪犯使我们不安全，是外来者引起了犯罪”，我们被告知，如此，“我们必须围捕、监禁、驱逐外来者以恢复我们失去的或者说被偷走的安全。”
在民选政府统治的世界中，事实证明，这张“我要打击犯罪”的牌，比其他所有的牌都好打；只要结合“更多监狱、更多警察、判更久”的许诺（这种许诺又经常和“不准移民、不给庇护权、不许归化”的誓言相连），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就会赢。就像唐纳德·G.麦克尼尔说的那样，“欧洲政客用‘外来者引起犯罪’的刻板印象来把过时的族群仇恨，和更合人们口味的为自己的安全而感到的恐惧关联起来。”
2001年春天，在法国，希拉克和若斯潘的总统角逐从初步阶段堕落为一场公开拍卖。两个竞选者都通过提出针对罪犯和移民——但首先，是针对导致犯罪的移民和移民导致的犯罪（就像纳塔尼尔·埃尔茨贝尔和塞西尔·普利尔在2002年5月5-6日的《世界报》上记录的那样）——的更加严苛的政策来争取选民的支持。首先，尽管，候选人竭力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源自选民基于自身安全恐惧（关乎他们的身体、个人财产、家和邻里的健全）的脆弱不安（和未来生计的强烈的不确定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地位的令人愤怒的不安稳）的环境感的焦虑上。2001年7月14日，希拉克启动了这枚定时炸弹，他宣布需要与从前半年犯罪记录增长的百分之十这个数据来看的“安全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作斗争；他宣布，他保证在当选后把“零容忍”政策变成法律。
竞选的基调一定，若斯潘很快也加入进来了，他马上发表了自己关于共同母题的类似看法（不过，对主要的独唱者来说出乎意料地，但对有社会学智慧的人来说毫不奇怪地，在这场反犯罪的大合唱中，最纯粹、最突出的声音，是勒庞的）。2002年8月28日，若斯潘宣布要打“反不安全之战”，发誓绝不松懈，2002年9月6日，他的内务和司法部长达尼埃尔·瓦扬和玛赫利兹·勒布朗舒发誓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犯罪有一丝一毫的容忍。瓦扬在911之后立刻做出了增加主要针对城郊“外族”青少年的警力的反应。根据官方的说法，那里酝酿着荼毒法国人生活的不确定与不安全的邪恶混合物。若斯潘本人也继续以更加尖刻的措辞批评斥责主张温和方式的“天使派”，他发誓自己过去从来不属于，未来也不会加入这个派别。拍卖还在进行，价已经喊上了天。希拉克许诺要建立一个内部安全部，若斯潘回应说要建立一个“负责公共安全”和“协调警察行动”的部门。在希拉克兜售用一个封闭的中心来收容少年犯的想法的时候，若斯潘马上作出了用“封闭的场所”来关押少年犯的承诺，在抓捕时“当场审判”的前景上超过了他的对手。
把目光转向南方：仅仅三十年前，葡萄牙还（和土耳其一样）是德国国民害怕的客籍工人——德国人害怕他们夺取自家的土地，破坏德意志社会契约和损害其安全与舒适的根基——的主要供应者。今天，多亏了大大改善的命运，葡萄牙从劳务出口国变成了劳务入口国。在异国他乡赚取面包钱时遭受的苛刻和羞辱马上被忘记了，现在，百分之二十七的葡萄牙人宣布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滋生犯罪和外来者的邻国。新来的政客保罗·波塔斯，通过打一张强烈反移民的牌，就帮助新的右翼联盟上了台（就像丹麦人民党的皮亚·基尔斯加德在丹麦，翁贝托·波西的北方联盟在意大利，和激进地反银民的进步党在挪威做的那样——所有这些国家在不久之前，都还会因为自己故乡太过于贫穷，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远方的土地谋求生计）。
所有这些新闻都很容易登上报刊的头版头条（在英国，2002年6月13日《卫报》的头条就刊登了“英国计划取消庇护”的新闻，更不用头版的各种摘要了……）然而，移民恐惧症却在很大程度上不为西欧所关注，的确也不为西欧所知，并且从来没有浮现出来。“把”一切社会弊病都“怪到移民——陌生人、新来者、陌生人里的新来者——头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种令人作呕的失权感：Unsicherheit, incertezza, precarite,不安全）很快变成了全球的习惯。就像欧洲改革中心研究主任海瑟·格莱伯说的那样，“德国人怪波兰人，波兰人怪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怪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而那些自己太穷以至于吸引不到任何绝望地求生的邻国的国家，比如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或斯洛伐克，则把愤怒转向了常见的嫌犯和后备罪犯：本地的，却又是漂泊的、无固定居所的因此在哪里都永远是“新来者”和外来者的吉普赛人。
在设定全球潮流上，美国有不容争议的优先权，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手握发起权。但加如禁止移民的全球潮流给美国到来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美国是一个公认的移民国家；贬低移民，怀疑移民的崇高事业，与美国的认同相悖，也许还会对美国不容争辩的根基和粘合剂即美国梦造成打击。然而，美国依然通过试错做出了为不可为之事的努力……
6月10日，美国高级官员（FBI局长罗伯特·穆勒、司法部副部长拉里·汤普森、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等人）宣布在一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嫌犯从巴基斯坦返回芝加哥途中将其逮捕。根据官方的说法，美国公民何塞·帕迪拉（这个名字表明他是西裔，是移民族群归属的冗长名单上最新加上的，相对还不确定的一个族群）皈依了伊斯兰，取了阿卜杜拉·木贾希尔的名字，并准备去他的新穆斯林兄弟会接受怎样伤害自己的祖国的指示。他学会了组装“脏弹”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手艺——用几盎司处可见的常规爆炸物、和想当恐怖分子的人“拿得到”的“几乎任何一种放射性物质”就可以“组装出”一枚脏弹，过程“惊人的简单”（也不知道为什么组装这种“惊人的简单”的武器还需要训练——但在涉及为收获愤怒的葡萄而播散恐惧的种子的时候，逻辑并不重要）。“一个新术语进入了许多普通美国人的后911词汇：脏弹”，《今日美国》的记者尼古拉斯、霍尔和艾斯勒如是说。
这件事情是神来之笔：美国梦的陷阱被巧妙地绕过了，因为何塞·帕迪拉按他自己的美式自由选择选择成为陌生人和外人。人们这样生动地描绘恐怖主义：它在起源于外部的同时，又在国内无处不在，它就躲在那个转角后，传到了几乎每一个街区——就像昔日的“床下藏有赤色分子”恐慌那样。对同样无处不在的对脆弱不安的生活的恐惧和忧虑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比喻，也是一个可靠的出口。
但事实证明，这个特殊的权宜之计是一个错误。在从联邦行政部门的其他部门来看的时候，这件事情提供的资产更像是累赘。一个“组装起来惊人地简单”的脏弹会暴露用数百万美元来搞“反导弹屏障”是多么地愚蠢，因为威胁在国内，而不在国外。像木贾希尔那样的人所持的本土证件也给美国计划的反伊拉克圣战及其所有还没有被命名的后续行动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危险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公民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计划袭击外面呢？对一些联邦部门来说是肉的东西，对其他部门来说变成了毒药。一时之间，其他那些部门看起来占了上风，因为这件颇有前景的事情的脖子很快就被权益地扭断了。但其作者和行动者并非没有做除尝试。
现代性从一开始就生产出，并且还在生产大量的人类废物。人类废物的生产在现代工业的两大分支（它们还在全力运作）尤其厉害。
这两个分支的第一个的明显功能是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一切秩序模型都是选择性的，它要求剪切、修剪、隔离、分割、或切除人类原材料不符合新秩序，不能或不可以填进它的生态位的那些部分。在秩序建设进程的另一端，这些部分便作为区别于（因为“符合秩序的意图”而）“有用的”产品的“废物”而出现了。
持续地生产出大量人类废物的现代工业的第二个分支是经济进程——它需要废弃、拆除、并最终消除特定数量的维持人类存在的方式和手段：不可能、不会满足不断上升的生产力和利润率标准的生计。结果，这些被认为没有价值的生活形式的实践者，就大量地，为新的、更俭省的、更聪明的经济活动安排所收容。他们无法获得被新的安排塑造为合法、必须的生活方式，而正统的生活方式呢，又被消除了价值，不再能够使他们存活下去。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也就变成了经济进步产生的废物。
在现代历史的更好的那一部分，人类废物的积累带来的可能造成灾难的结果，因为另一个现代的创新，即废物处理工业，而被平息、抵消或至少是缓和了。因为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垃圾倾倒场——人们可以把这个星球的现代化的部分生产的全部“人类剩余”、人类废品运输、抛弃、排除到这里，并因此而推迟自燃和爆炸的危险——所以，这个工业得到了兴旺的发展。
然而，今天，这个星球快没有这样的垃圾倾倒场了，在大部分地区，因为现代生活方式的景观性的成功——全球性的扩张——这样的垃圾倾倒场越来越少（至少自罗莎·卢森堡以来，人们就一直怀疑现代性有一种从根本上是自杀的“蛇吃掉自己的尾巴”的倾向）。垃圾倾倒场日益供不应求。而人类废物的生产却不曾减少（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反而因为各种全球化进程而大大增加了），废物处理工业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原来的处理人类废物的方式不再可行，新的方式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更不用说投入使用了。于是，人类废物沿着世界失序的断层线堆积起来，而这堆废物自然和内爆的倾向的初步迹象也越来越多了。
911景观触发的绝望却在很大程度上非理性并大错特错的危机处理的喧闹揭露了当下的混乱背后的人类废物处理工业的危机。
Zygmunt Bauman, “The Crisis of the Human Waste Disposal Industry”, in Globalization of Racism, Donaldo Macedo, Panayota Gounari eds., Routledge, 2016, pp. 36-40. 原发表于Tikkun: A Bimonthly Jewish and Interfaith Critique of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17,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41-42, 47.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