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香港反抗運動被逼再出發？

文／蹲點編輯部

自中共在兩會宣佈強行在香港實施國安法，香港的民主力量基本上判斷形勢為「中共攬炒，再無兩制」。中共主動加速了不少人期望的「攬炒」，導致接下來的抗爭風險急速上升，加之近來中美角力升級為冷戰氣氛，「攬炒」所期望的國際制裁亦在這個背景下更顯複雜且意味深遠。如此背景下，左翼的介入對於運動更加至關重要，我們不僅要指出，國安法的到來並不是世界末日，這不過是更深刻地揭示了香港與大陸社會無論在社會矛盾的癥結上，還是在反抗運動的出路上都無可避免地勾連在一起，我們同時呼喚運動走向更長遠和組織化的方向，一方面結合基層社區組織，在香港社會各階層進行更廣泛的動員，另一方面嘗試與大陸的反抗運動連結，為運動注入更持久的動力。

2047已經到來？

中共在剛剛召開的兩會宣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引用《基本法》第18條，針對國家安全為香港立法，並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實施。四個國安法範疇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特區事務。草案又列明香港「應當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和執行機制」、中共維護國家安全的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履行職責、香港特首要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國安報告、開展國安推廣教育等。

新的國安法繞過《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程序——事實上國安法的覆蓋範圍比原本23條還要廣——在全無諮詢的情況下，用「國家安全」壓倒所有反對聲音，動員民族主義情緒將香港的反對聲音與「民族外敵」劃上等號。在中港、中美的地方和國際雙重博弈下，各方行動都變得尤其複雜。在香港，任何形式的抗爭運動的風險將難以估計。即使只是在現場叫口號，如「林鄭下台」、「解散警隊」和「香港獨立」等，都有可能被律政司說是「做」了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觸犯國安法。

國安法確實有能力震懾運動的溫和一翼。比如之前一直負起舉辦大型遊行集會的民陣，他們礙於要保障大部份人的安全，只能舉辦合法遊行和集會。如果執法部門（目前還不清楚是香港警察還是北京直接委派內地的執法部門）宣告民陣違反國安法，或許可以威嚇不少群眾，屆時一百萬、二百萬人和平上街的情況恐難再現。從此，運動只能走向激進的方向，因任何「溫和」行動已不再可能，如果此時又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運動將被逼進入更極端、暴力的行動，而走向更危險的境地。

反映：中共和港府的性質和關係

在這個歷史時刻，國安法的出台只是近期對港一系列政策的高潮。中共和港府短時間內連番出手：對立法會內會主席選舉置喙，然後僭建一個基本法沒有的兩辦監督權；透過教育局干預考評局出題；透過政府和動員民間保守力量箝制香港電台製作自由；再次大規模抓捕泛民代表人物（即便他們已不是運動核心），這些舉措表明中共要收緊對香港政府和民間社會的控制，將香港正式變作大陸一個「普通城市」，宣告「一國兩制」的終結。

什麼現實促成此時的這番舉動？對內，北京要面對改革開放四十年，服務大資產階級造成的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對港，則同時要討好中資和港、外資，加上英殖民時期已經奠定的極端資本主義邏輯和殘缺的社會保障制度，貧富差距更為嚴重。對外，北京要尋找市場擴張來應對國內資本需求，和發達國家競爭，和美國打貿易戰。種種原因都令中共需要動員中國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遮蔽、轉移大國博弈給普通人帶來的陣痛，將統治階級間的利益爭奪說成民族間的衝突；另一方面要發動中國群眾的「右翼力量」來統戰，壓制不滿聲音，要不支持民族復興，要不就是民族的人，自然也不會讓香港出現激烈反對聲音，或者用北京的講法，「不會讓香港成為『反中亂港』的基地」，兩者最終都是為自己的統治提供合法性。

絕望之下，運動如何再出發

無可否認，短期內香港的運動一定會受到極大打壓，尤其是運動過程中被逼走向獨立路線的反抗者將無可避免成為國安法實施後第一批被秋後算帳的對象。無論主動抑或被動，「獨立運動」的參與者已經可悲地被擺上國安法的「祭壇」，在敵人的刀刃下任由宰割。但是，真正的反抗運動不能也不會就此成為「祭品」。儘管9月的立法會選舉大勝「35+」已經見不到出路，街頭的反抗運動亦陷入困局，我們有種種理由悲觀與絕望，但如果移民不是唯一出路——對於大多數基層人士而言，甚至從來不是出路——那麼我們現在就要思考與部署重新出發的方向。

再出發方向之一：整體的運動裡，有什麼持久抗爭的位置，讓反抗者不至在被打壓後心灰意冷，變得去政治化？又有什麼工作可以鬆動政治光譜上的「中間派」，轉化他們，重新壯大運動的基礎？這不免要回到「運動和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運動會帶來怎樣民主和公平的社會，將會如何改善我的生活？」等的問題。畢竟運動在過去已經是急於動員，甚至疲於動員，然而單靠情緒、恐懼、絕望的動員已快見頂。我們必須看到，運動必須儘快與更廣泛的基層力量相結合，一方面，運動開拓的區議會土壤讓進步力量有機會接觸大量基層；另一方面，工會亦廣泛連結了政治化的一代，長久的運動亟需有人深耕這些組織，並且讓彼此之間連接起來。這個組織轉向的意義是，放棄對資產階級積極支持運動的幻想，強調基層大眾的政治能量，讓政治不單純是選票和利益，而是真正的自我權利、階級意識。

具體問題例如：學生能否成為組織者，帶起街坊的權利和政治意識，並借由日常議題，例如住屋、貧窮，累積動員力量？又或者在工會，能否打出政治經濟上的進取性，抵抗保守工會的反動員，並吸納更多的人加入進步工會運動？這些工作需要大量人力深耕，但也是背水一戰，因為區議會會換屆，保守工會亦會伺機反撲。要讓這兩個地方長期成為運動的堅實基礎，不斷有新血入去再培育新血，才是真正的遍地開花。

再出發方向之二：正如上文所述，大陸和香港的社會矛盾一脈相承，在香港出現激烈抗爭的同時，大陸的反抗力量亦始終存在。不過，當兩地的統治階級空前團結，千千萬萬的被壓迫者卻隔絕於彼此，中港兩地運動的連結十分微弱：大陸把香港想像成戀殖的土地、狹隘的島嶼，香港則把大陸想像成順民的國度、愚民的民族。就香港當下面對的客觀環境，單靠香港民族主義運動去對抗，即使能繼續團結民主運動的溫和派，依然是極其懸殊。但既然兩地面對的是同一個強權、相似的社會矛盾，就要連結兩地的抗爭力量；而若要連結，就要破除當權者强加的民族主義危險框架，在不得不各自抗爭之餘，更應否定一齊歧視性的動員方式，轉為相互關注、相互支援。當官方不斷生產著壟斷性的民族主義話語，反抗運動更需要以國際主義的論述與之對抗——因為官方的所有行動都只為兩地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犧牲的是兩地的勞動階層。我們必須擺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孤勇情結，與大陸的反抗力量進行廣泛連結，重燃革命之火。

身處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一方面要拋棄幻想，另一方面要拒絕絕望、重新出發。我們別無選擇，唯有通過建立基層組織，在香港打好更廣泛和穩固的群眾基礎；同時打破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桎梏，與廣泛的反抗力量相結合，為未來的社會運動注入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