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作为舔狗的相声（3）草根郭德纲的中国梦

在笔者的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回顾了相声在世纪之交进入黑暗期的历史，既不能取悦庙堂成为宣传机器，也不能再民间获得立足之地的相声处于自清末产生以来的一次巨大的生存危机中。对外，晚会之中，相声干不过小品，市场之中，相声不再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流行音乐的冲击使得相声演员哪怕没有大褂也要有吉他，上台表演学歌曲，哪怕是喜剧中，情景喜剧也已经进入黄金年代，曾经相声复兴的助力者，试图通过喜剧传道的梁左也发现情景喜剧更适合他的表达；内部，巨星陨落，青黄不接，曾经被相声一时间繁华而吸引来的同志们转向其他行业去霍霍。相声仅有的阵地成为了民间的下乡演出，电视上少有的节目，广播里的老段子，相声大腕们相比于留下新夜行记那样黑暗时期少有的好作品，更多的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虚假广告，直到多年后，名门之后的侯耀华，还因为带着整容的干闺女逛假货市场买假包，可能还用的是他当年给假药拍虚假广告挣的钱，而被知乎相声圈的同志们跨越立场的群嘲，毕竟整件事除了他们真的是假的之外，没啥真的。

在这样的年代中，相声界中的有识之士们，毕竟很多但凡有一技之长或者不愛的都上演八大改行了，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回归小剧场，回归民间，回归市场。

进行了类似尝试的既包括德云社的前身，北京相声大会的张文顺、郭德纲、李菁，也包括当时的曲协的所谓主流相声，他们在北京开设相声俱乐部，还包括天津的前辈们，他们也在一个个小园子中进行着为相声复兴而演出的努力。尽管后来德云社与天津相声水火不容，主流相声非主流相声之争愈演愈烈，不过当年也曾看见郭德纲、姜昆其乐融融，并有照片留存，以相声圈的人性可能但凡有一分钱都能打起来，但是当年真的已经穷途末路到了再不求生大家一起玩完的程度。

他们集体做出这样的努力不难理解，毕竟悬浮在国家与市井之间的相声，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解放前的撂地与经营性的剧场在集体化时代荡然无存，解放之后被国家收编，成为文艺的轻骑兵，改革开放后，借助于广播电视的发达与人民娱乐资源的匮乏，天时地利人和之下，短暂辉煌，其实有些空中楼阁的意味。而今国家的再分配体系中已然不可能给予相声更多的资源，相声不是京剧那样的国粹，就算没人听国家也会养，也有各级领导人是戏迷，毕竟实在是没有几个天津南市三不管，北京天桥混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也有太多比相声更好用的宣传工具和喜剧形式占据国家宣传系统的有限资源，所以国家指望不上的情况下，即使是体制内的相声演员也只能回归这门艺术的传统，指望观众来养活相声。当然指望怎样的观众来养活相声成为日后相声内部路线斗争的核心争议。

从事后来看，当时资源最为匮乏的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可能反而是最具有优势，优势在于没有路径依赖，天津相声有其在相声圈中强地域性特征，重传统，重基本功，艺术性强，塑造了懂行的观众，也反哺或者形塑了更加适合内行观众的艺术特点，就如同动漫《食戟之灵》中所谓真正的美食需要收到训练的人才能欣赏，具有真正审美情趣的神之舌才能知道美食前进一样。天津相声在天津一直扎实的生长，但是也离不开天津的土壤。而北京相声团体寄生于国家体制，典型的曲协，铁路文工团等机构内，国家供养的大腕们不是创作不出好作品，但是与普通人之间还是有着区隔的，即使是新夜行记，主角也是开了一辆破车，而郭德纲的作品中则是没有车的主角，找人攒了一辆车，画了一个本，二者谁更贴近世纪初的市民泾渭分明。

回到郭德纲其人，其成功可能就是在于贴近民情，或者那时的他就是民情之中，不用像曾经的国家的演员一样需要去采风才能深入民间社会。与今日之后浪不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最具有象征性的群体，是草根乃至于屌丝，郭德纲的成功正是草根的时代，与李宇春一道被当时视为草根成功的代表。

郭德纲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梦的代表，通过努力实现阶层流动，并具有超越于个体成功的实现更宏大意义的目标与成功。其曾言，但凡那些人让他当条狗，都不会有今天的郭德纲。其当日之惨，穷到要将面条煮成糊糊吃几顿，没有任何配菜，穷到没有钱乘坐公交走回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依然尽其可能的进行着与理想相关的工作并谋生。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可能并不是领导有多英明，制度有多可取，而是在一个提供了一定空间的制度环境中，无数人被市场激励起来的对于成功的渴望，是当年苏南的小城镇，是北京的浙江村也是当年困兽犹斗的郭德纲。

太多人的成功我们可以归结为他爸爸是谁，他岳父是谁，他怎样在再分配到市场的转轨中通过与权力的裙带关系获得第一桶金，所谓企业家的原罪。但是，郭德纲身上的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资本，没有关系的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与坚持，自身成功了，实现了当初的理想，甚至改变了一个行业。

他落魄之时，唱评剧，写剧本，去安徽卫视当主持团中的一个路人甲都是那段时间的高光，即使可能留下的最为后来大家记住的是，被关在玻璃罩子里面挑战48小时，供路人参观，隔音的玻璃罩子无法与他人交流，打把势卖艺也无法有效与观众交流，吃泡面乃至拉撒都在玻璃罩子中，唯一一本书是如何织毛衣，直到情绪崩溃，尝试放弃，也只能继续。

而在这期间，他因缘际会，在茶馆中从更加票友性质的表演中结识了日后的工作伙伴们，开始在茶馆中表演，尽管不能维生，甚至还要倒贴，但终究继续说相声，也共同发起了北京相声大会。

关于这段历史，郭德纲有很多戏剧化而又真实的表达，数九寒天，几个人打着快板到街上招揽观众；三五个演员演一场演出，老先生a上去开场来个单口，之后ab来个对口，bc再来一个对口，ac再来一个对口，一场演出玩的就是排列组合；至暗时刻，一场演出只有一个观众，台上的演员说，你要好好听相声，要不然打起来后台比你人多。这样的艰苦中，凭借其艺术魅力一传十，十传百，满满做大，知道有一天北京电台主持人大鹏去 录郭德纲的相声，因为听说很有意思，也不同于每天播放的传统相声，德云社从此蜚声京城乃至全国。德云社也是在这期间开始了养活黄牛的事业，也是这期间，开始了假如100人的剧场，卖200张票，观众坐不下甚至坐在台上，在演员旁边听相声的时代。

而郭德纲乃至德云社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吸引人？

因为真的草根。

八十年代的天津相声，我们可以说是深入市井，比如《纠纷》，比如《钓鱼》都是刻画市井生活，但是又多了一层演员的观察，审视乃至讽刺教化的意味，而到了郭德纲这里，我手写我心，小人物的算计、狡黠乃至种种与主流价值不同的心态，都被他赋予了他的角色，不再是被讽刺的而是分享的主体，包括种种的心酸，求生之艰难。

一个大时代中无所依托的普通人的际遇与心态，用喜剧的方式有所表现普通人主体性的张扬，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如何张扬的，欲知后事如，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