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业专题】为了找工作而进大学？抱歉，此路不通
文／丁冬
“大学生就业难”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每年毕业季，“大学生就业难”这6个字总会如期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版面。“就业难”不仅年年说，年年难，而且一年更比一年难。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该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综合影响下，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度大学生的招聘需求人数下降16.8%，但求职人数却增加了69.8%，就业市场供需两端的巨大差异释放了一个讯号：大学生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毕业即失业，已经不是危言耸听。
即使是相当保守的国际劳动组织也指出，自动化的广泛应用正威胁着就业青年，即使是已被雇佣的青年，也面临着比他／她们年长的劳动者更大的失业风险。除了失业率在逐年升高外，青年就业的另一个困境是他们在大学毕业后找到首份工作的所需时间在逐年拉长。台湾yes123求职网调查显示，台湾青年找到首份工作所需时间的平均值为2.7个月，即约为81天，比去年的2.1个月（约63天），多出了18天。台湾的青年如此，大陆的青年们也不会好到那里去，可惜我们没有资料可查。
自1999年开始的教育扩张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本科毕业证的含金量已经大为降低。201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就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从9.5%跌至2019年的6.1%，经济增速的放缓，意味着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量也不断下降。劳动力市场无法容纳每年迅猛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供需早已失衡。因此，不论是“寒门再难出贵子”还是“我上了985、211，发现自己还是找不到工作”的热议，都说明了教育的扩张让其作为社会流动的作用减弱了。人们设想的“凭着大学文凭成功步入社会中上层”的美梦已经破灭。
但吊诡的是，尽管大家越来越体认到教育的“弱能”，却又只能不断聚焦在教育在这一独木桥上，互相拼个你死我活。“考研热”、“出国留学热”，甚至越来越多“中小学生出国留学”为的就是拼尽全力去追求整个家庭能达到的最高教育水准，以应对未来文凭价值的不确定性。然后呢，人们问的就不再是“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而是“为什么研究生就业难”，“为什么留学生回国就业这样难了”。
“教育加码”求安慰？
在社会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对于未来大的不确定性。个体只能寄希望于实实在在能够抓得住的东西：从精神层面来说，是宗教；从实现社会流动的层面来说，那就是教育。因为其他的东西他都无法控制，只有这两样东西是可以控制的。
上述澳门大学周忆粟教授的话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明明知道“教育加码”后无法达到预期阶层上升的目的，大家仍在教育上拼得个头破血流。面对前路巨大的不稳定，人总得抓点自己能抓得住的，不管抓得有多么累，不管到头来是不是只是自我安慰。
可悲的是，在这么一场“教育加码”的安慰赛中，阶级的巨大鸿沟再次出现：“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如果说中产和上层可以砸重金让孩子搭上教育的快车，那庞大的底层家庭的孩子又如何是好？说是拼教育，到头来还是拼爹拼妈。深受家庭结构破裂伤害的留守儿童，被大城市结构性排斥的流通儿童，早早就输在了所谓的起跑线上。尽管整个家庭费尽功夫助力教育，但在教育扩张的年代，他／她们进入的往往只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大学，他／她们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很低，对其后续就业晋升和收入提高并没有显著作用。当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时，那这书读来干什么？早早辍学去深圳工厂打工，不也一样是996，不也一样有5、6千的工资吗？
阶级的固化是常态而非个案。无论是高流动的社会还是低流动的种姓社会，教育都没有为社会底层带来更高的流动性。周教授提到：“我们必须意识到受教育权利的扩张和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工具之间的矛盾。大学的大众化让其作为社会流动的作用减弱了。如果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所有的参与者都被逼迫加码以求比别人更胜一筹。这意味着必然有更多的、更惨烈的竞争。”在这纯粹的军备竞赛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对教育扩张和教育加码的批评并不是对“教育无用论”的肯定，而是强调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单一路径的无用。阶级的固化，从来就不是通过教育这把刀可以劈开的，因为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才供应的不匹配，而在于，不断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人口，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故意制造了失业，因为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构成了一个可以由资本自由处理的产业预备军，需要产出时可以随时供它拿出来榨取，不要的时候，就丢在一边，让它失业或者半就业，不用负上一丝责任，更不用花老板一分钱。一切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老板的利润最大化！
这个时代的垄断资本不断引入自动化的机械，为的就是一来让机械直接成为劳动者的对抗者，同时也能通过造成“过剩”增加受薪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从而让老板以更加低价的工资来雇佣劳动者。所以说，劳动人口一方面成就资本的积累，同时却以不绝增大的范围，造出种种手段来，使自己变为相对多余，而这就是由资本主导的生产所特有的人口法则。马克思早就明确地指出，近代产业的全部运动形态，是建立在不绝把一部分劳动人口转化为失业者或半就业者的事实上。
时至今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依旧可以用它来解释。外卖员、网红之类的零工经济早就成为资本进行新一轮扩张的据点，透过提供越来越少的正式的、稳定的就业岗位，或将原有的正式、稳定的工作岗位逐渐转为非正式的、阶段性的岗位来进行新一轮的受薪劳动者再失业和再半就业，继续扩大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公务员热持续升高，在这越来越不稳定、充满不确定性的就业市场上，谁不想捧着一个“金饭碗”呢？
可惜的是，2.8万余的公务员岗位，却有165.97万的人去争，争取失败的163万人就只能继续承受着低薪不稳定的工作，前路渺茫。
“摸鱼怪”和“奋斗逼”的决裂
正是在人为创造的“劳动者”过剩下，劳动者工资的变动，不仅不取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也不取决于劳动者绝对数的增减，而是取决于过剩人口相对数的伸缩，取决于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被游离的程度。所以说劳动供给律的运动，实成为了资本的专制。劳动者工作愈多，为老板生产的财富越多，劳动生产力越是增进，则他们当作资本价值增殖手段所尽的机能，越是增加他们的不安程度。
当下中国，“教育加码”，过度劳动（加班）成为了用来缓解不安情绪的手段，加班被用以显示自己为公司、为老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但你的工资不会因为你加班多1个小时，2个小时就会有比例的增长。正如虎嗅上《为什么有人开始不相信奋斗》的文章提到，996的制度下，只有拿到2.275倍工资，才能在经济帐上不吃亏。而事实是，即使你再怎么996，甚至12127，你的工资也不会有2倍的增长。
因为部分工人的过度劳动，势将促使产业预备军队伍的增大。而由加剧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又强制劳动者不得不进一步过度劳动，不得不更加服从资本的支配。 “你不干，还有大把人干”的论调，正好就是资本将原有的老板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透过造出越来越多的“过剩”劳动者，彻底转换成为工人之间的竞争与对立，让资本家可以用更加便宜的工资，无休止地雇佣到可以加班加到天长地久的工人。
对劳动者来说，“劳动力过剩—过度劳动—劳动力再过剩—再过度劳动”就如同一个死循环，他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但对资本家来说，正是这个不绝的“过剩劳动者”再生产的过程，确保了高素质低薪资的工人的不绝输送，成为了其发家致富的秘密。
所以当用户推拿熊在微博发布“摸鱼文”，强调自己坚持够钟就下班，非工作时间不回复工作信息，老板骂也坚决不加班，且抨击过度奋斗、过度加班、“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的过度奋斗者为“奋斗逼”，将他们视为资本压榨劳动者的帮凶时，才会在网络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像推拿熊这样的“摸鱼怪”和“奋斗逼”就瞬间决裂成为两个敌对阵营，掀起轮番骂战。所谓的“摸鱼”不过是他重申自己应得的正当权利，是他想要破除“劳动者”过剩的死循环的尝试罢了。
到这里，资本蓄积、资本能不断再生产的秘密已然被揭开：工人之间相互竞争的程度，全系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迫程度。大学生就业难，大学文凭不再是社会中上层的入场券，教育加码所带来的整个家庭整个阶层的焦虑，不管社会再怎么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不管个人再怎么发展贴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增殖，不管舆论再怎么强调个人奋斗，如果资本主导的这一生产关系没有被打破或削弱，如果雇佣劳动者还将同为雇佣劳动者的他人看作竞争者，而放弃协同合作和斗争，一切的一切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未来依旧会有大学生就业难，研究生就业难，博士生就业难，海归大学生就业难，海归研究生就业难，海归博士生就业难，而且一年会更比一年难……一直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斗争”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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