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hataboutism“的回应与跨越相对主义的高墙

对“whataboutism"的回应

在matters上发文总会引起不少讨论，不同于微博上的骂战，大部分评论还是有可沟通的可能性的。关于《“转移视线式抬杠主义”能让世界变更好吗？》这篇文章，panto写了篇驳斥我的文章，里面主要拿我在文章里举的这个例子进行反驳。

“当你批判因政府压制言论而导致疫情扩散时，TA来句，你看看欧美吧，言论自由、媒体监督、民主意识强，但是结果呢，看看他们政府的抗疫措施，现在的确诊率一天比一天高。”

他认为，“‘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而导致疫情扩散’。这句话本身就没有任何办法去证明它的真实性，这句话本身就是你自己的想象。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到去年12月，让中国政府立马公开疫情信息，然后观察疫情的走向。你也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模拟器，去模拟当时的情况。”

这句话是不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李文亮及另外7名医生在12月底的时候被训诫的缘由，以及后来《人物》杂志关于艾芳的采访。我作为一个人，一个正常人，能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有在压制言论。如果我稍加推理，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压制言论，12月底的时候就把这个疫情的消息曝出来的话，就不会有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时民众才意识到疫情严重性的情况，武汉1月18号的“万家宴”也不会照常进行，临近春运时大部分返乡的人也不会都不戴口罩。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而导致疫情扩散”这句话不只是我的想象，是正常人用正常逻辑推理能得出来的结论。

我想，到这里，你还没陷入whataboutism的陷阱，因为我们就是在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当然不会说我的观点就是绝对真理，我也不能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一旦把问题扯到其它地方去，这就完全将“就事论事”这几个字抛到脑后了，也就是借whataboutism来转移讨论的焦点。至于后面那句关于欧美的言论，说实话我一点不在乎，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不是好的，这个问题对于讨论“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而导致疫情扩散”这句话没有任何直接意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而我想强调的仅仅是前面那句话。这在我这儿是重要的，我希望能让更多人意识到，也希望通过讨论能和更多人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大多数人认可的观点，因为如果大多数人认可这个观点，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改进，下次不会因此再造成灾祸。

而欧美国家的民主和自由是不是好，如果从非常自私的角度来讲，这跟我一个中国公民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吗？他们的自由、民主不好，对我又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好，能自由发表言论，在微信公众号发篇文章不至于被审核，在微博发帖不会被删帖，这才是我关心的，跟我自身利益有直接关系。当然，这是非常功利的角度来说这个事了，目的是希望更容易让你理解。至于该不该关心其它国家的事，当然还是得关心的，但得先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先去管别人好不好。

说实话，关于你这篇文章对我的驳斥，一点说服人的道理都没有，这种驳斥非常的cheap。如果仅就你这篇文章来讲，完全不值得我写篇文章来回应你。而我真正想谈的是你在我原文下面的评论，你说，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真理的存在，没有参照物又如何去评判一个对象呢？”

“反对whataboutism的人怕是心中已经有一个绝对真理，对所讨论事物有一个自己的答案了吧。”

“这个世界的评判价值本身就是千变万化的，每个文化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偏向。我认为人类社会没有一个绝对的标杆去衡量一个国家一个个体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

相对主义，这个话题我更在意，因为它更具普遍性。

跨越相对主义的高墙

“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各有各的活法”。

简单说来，这类话就是听上去非常有道理非常正确的废话，一点也不需要从逻辑学或是哲学来聊这类话。这类话没有一点可实践的内容，只是形式，纯粹的教条主义，说出这类话甚至能让你有一种逻辑上的爽感，觉得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形影不离。

各位可以细想下这类话一般出现在什么场合。

当一个观点、一种主张被提出时，相对主义者们一般都以此类话来否定这个观点或主张，比如我批评whataboutism，相对主义者们就会说“没有绝对的标准”评判whataboutism是不对的；比如我说中国政府压制言论不对，相对主义者们就会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杆来衡量压制言论对不对。相对主义们追求的就是要否定一切普世价值，甚至否定标准的存在。这一类言论比whataboutism更具攻击性，因为它不仅是在逃避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个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并且，相对主义者们没有提出任何他们自己的建构性的观点和主张。

我这么说并非就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普遍主义者，相信有普世价值的存在，而是我想把问题拉到地面上来，“一切”、“所有”、“绝对”，都是极度笼统的词，飘在天上的词，相对主义者们从最开始就声明没有绝对的价值，一开始就是飘在天上讨论，试图消解具体问题的意义。而在具体问题上的讨论才是我坚持的。我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但我相信有真理存在。没有绝对的热，但我们仍知道今天比昨天热。在言论自由上，有没有绝对的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能说话比不能说话强。

在谈论观点时，一定离不开处境。如果是虚空的否定，那谈论是没有意义的。你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杆去衡量一个国家一个个体的对错”，那请问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是对是错？

像这样的相对主义的观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自身去谈论，而如果一件事情、一个道理、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与你切实相关时，你就不会有相对主义了。比如在教育小孩时，想必你不会跟你孩子讲，自制上进是一种活法，嗑药滥交也是一种活法，没有差别，没有对错吧。

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双标”呢？

陈嘉映在《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关于相对主义有这样一段表述，

“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带着一套普遍主义标准压顶而来，用这套标准衡量，咱们古国处处不如人，国人难免生出几分自卑，如果文化各殊，西洋文化中国文化无所谓优劣，文化人心里会好过点。从自我保护的角度看，文化特殊主义情有可原，然而，这里也有值得警惕之处。一国政府以本国文化特殊为名拒斥某种价值，很少真的在为保护文化着想，而多半意在强化其统治，借‘保护文化’之名戕害文化传统。”

当你在为相对主义辩护时，你得想想你真正辩护的是什么。你真的是价值中立的吗？还是你在用相对主义否定对方，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我从不认为在讨论问题时应不自带立场。我认为每个人都应有个立场，有自己坚信的价值，有自己认定的真理。我反对所谓的“理中客”坚定的价值中立原则。参与讨论时必定是有立场，有自己看法的，不然讨论什么？

相对主义者便是认为没有真理的存在，所以一切讨论都是无意义的，公有公的立场，婆有婆的立场，没有沟通的意义。这是我不认可的，价值并非都是平等的，观点也有高低之分。只有大家都拿出来沟通交流，真理才能越辨越明，真理是在言谈中显现的。

陈嘉映曾说，相对主义就是在有可能沟通的地方拒绝沟通，在有可能讲道理的地方拒绝讲理，在有可能提供理由的地方拒绝提供理由。

相对主义就是在可能有道理的地方设立一道墙，阻断沟通的可能。

这种拒绝沟通拒绝讲理的结果便不可避免的加深了不可知论。一切都不可知。不可知让相对主义者主动放弃寻求真相。于是，“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而导致疫情扩散”变成了我的想象，因为它无法证实，所以无法讨论。

这是赢得游戏最简单且最偷懒的方式。

但这样的赢有任何价值吗？因为无法证实，所有不可知。于是一切价值，一切意义都被消解。活在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切意义都是相对的，人就像一颗浮萍，在虚无的世间飘荡，丧失了一切行动力和意义感。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如何能活下去。

因此，我看中沟通讨论的价值，即便是在看似无道理的观点上，我也坚信沟通比不沟通好，即便是有可能导致观点泛滥的环境，我也坚信能发声比被禁言好。

沟通是越过相对主义高墙必不可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