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71：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2021 年 10 月 12 日

這種「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感，在專家學者身上特別顯著。因為他們自命不凡，自以為可當國師，領導人的接見是對他們不凡的加持。其實，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那只是演一場戲。

2021年9月去世的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梅兆贊（Jonathan Mirsky），年輕時是激烈的反越戰分子，以「毛粉」自許，在中美關係突破的1972年首次訪華。到中國後不久，訪問團就被帶去見一個「典型的中國工人家庭」。那戶人家似乎很富裕，家裡布置得不錯。接待的人告訴訪問團，在中國，犯罪是不存在的。第二天早上，梅兆贊在附近散步時，碰見了來自那個「典型」家庭的父親。他邀請中國話流利的梅兆贊到他真正的家裡去，那是一間破舊的寓所，並說，事實上，他們頭天去的是中國當局專門安排給「外國友人」參觀的公寓。這名男子還解釋說，犯罪行為其實並不少見。

「我震驚不已，」梅兆贊說。在短短48小時裡，他從「毛粉」變成了一個幻想破滅的懷疑論者，之後，他開始「對每一個地點、每一次介紹、對每件事的說法，都持懷疑態度」。

這是中國在接待外人訪問中偶然出現的紕漏。類似事件在1974年美國保釣積極分子郭松棻首次訪中時也發生過，接待他的人遲了一天現身，使他看到了一些現象，而這些現象與他其後被接待所見截然不同，於是，他對中國所有的宣傳全都採取置疑態度。

但出紕漏的事情很少發生。中國對接待外賓的工作非常重視，對訪客的背景先詳細了解，接待必須投其所好，與訪客會見的人，無論是老百姓，還是不同等級的官員，都經過細心安排。我在北京任高幹的五叔有一次對我說，接待外賓的工作對各單位都是第一優先，出紕漏要追究責任。

1971年中美關係突破後，連續幾年是美歐人士的訪華潮，特別是華裔人士，又特別是一些學者、名人。他們回到當年離開後許多年都沒法回去過的大陸，首先就被緬懷故土的情感綁架，覺得什麼都是好的，所有不好都是可以原諒的；其次，他們都在被接待中行動，被安排所見的人、地、事，與真實境況有很大差異；其三，在訪華過程中，他們會被安排與中共領導人見面，從毛、周等最高領導人，到因應訪客專業的不同部門領導，通常會面都在夜間，有時會見到凌晨，以顯示領導人的忙碌和對訪客的重視——這麼忙、這麼晚還要接見。

這三點，是為中共製造「非常有用的白痴」的殺手鐧，可以說是無往而不利。第一點，是歷史因素和主觀因素。第二點和第三點，則是刻意安排，甚至有心作假。在第一點的感情加持下，使第二點的「假」也幻作了「真」。第三點，實際上那些領導人在會見前都看了許多有關訪客的資料，有秘書提供談話要點，不但使訪客因領導人了解自己而自覺不凡，而且也為領導人的博識而傾倒。比如，毛澤東見楊振寧就同他大講科學。更重要的，是掌絕對權力使中國領導人有一種光環，被接見者就會有「榮譽感」「特殊感」，不自覺地興奮起來。我後來發明了一個用語，說這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是「亢奮」不是「興奮」，因為是屬於生理性的反應。在接近絕對權力之後，往往會不自覺地美化掌權者，會不經意地侃侃而談，甚至胡言亂語，誇大其詞地寫文章。報界名人也有因此而改變輿論傾向。

那幾年，《七十年代》刊登了許多這一類的華裔學者的訪華文章。從辦刊的角度來說，這些文章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但就影響來說，這類文章帶有很大的誤導性。1976年毛死後，四人幫倒台，我們終於對這種誤導作出扭轉。

麗儀說，在文革極左時期，她下放農村，那時鼓勵「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農民去「憶苦思甜」，也就是回憶舊社會的苦，思想新社會的甜，但農民們講到「苦」，幾乎都說最苦是1958年大躍進而導致接下來三年的飢餓歲月。貧下中農沒有按中共的指揮棒講虛假故事，只是講自己的真正經歷。沒有知識的人比知識淵博者更誠實。

在絕大部分的華裔學者訪問中國的文章中，後來較受到《七十年代》讀者質疑的，一是趙浩生，另一是何炳棣。何炳棣是著名的史學家，1975年他訪華時正值全球石油短缺時期，訪華後他撰文吹噓《中國是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沒有真實根據。他後來說當時是受中共領導者之一的姚依林所誤導。也就是說，文章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的產物。至於趙浩生，原是新聞記者出身，在耶魯教中文。他那幾年在中國訪問了許多文化人、學者，寫的是對話體的訪談。他多篇訪談內容講當時極左的話題「批林批孔」，是《七十年代》後來引起反感的一批文章。

（原文發佈於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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