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大屠殺」！《弗里德里希：一個被消失的德國少年》揭露納粹的「慢性屠殺」
上個世紀，最令人髮指的政治迫害莫過於納粹德國掀起的猶太人大屠殺。幾年前，我在閱讀寫作班帶領國中生閱讀《安妮日記》時，學生早已透過學校的歷史課，約略知道德國的這段慘絕人寰的過去。
然而，不只是學生，多數人所理解的大屠殺，彷彿是希特勒一聲令下，原先安居樂業的猶太人隨即被逮捕送進集中營滅絕，殊不知自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意志國總理以來，便一步一步落實反猶的制度與活動，一點一滴強化德國人反猶的意識，大屠殺只是鋪陳已久的最終必然結果。就以打高爾夫球來比方：小白球（猶太人）掉進洞中（被屠殺）之前，是被球桿有目的性地揮打驅趕，一桿接著一桿接近洞口，而不是一桿進洞。
《安妮日記》的作者安妮．法蘭克在日記中記錄了部分她所耳聞目見的反猶制度，但畢竟他們一家早在1933年便遷居至荷蘭，躲在父親預備好的公司密室裡，因此想了解納粹如何計畫性地推動反猶，光看《安妮日記》是不夠的。
今年四月，《國語日報》出版了德國作家漢斯．彼得．里希特（Hans Peter Richter, 1925-1993）的小說《弗里德里希：一個被消失的德國少年》，恰好可以彌補《安妮日記》之不足。
里希特出生於1925年，親眼見證納粹將猶太人推向死亡深淵的歷程。戰後的十五年間，老一輩德國人面對納粹統治的「黑歷史」仍羞於啟齒，下一代無從得知，更別說汲取教訓。里希特開風氣之先，創作《弗里德里希：一個被消失的德國少年》這本少年小說，透過故事向青少年介紹「第三帝國迫害猶太人」的歷史，馬上成為知名的學生讀物。
作者以自傳形式敘述「我」與小說主角－－猶太人弗里德里希－－的來往事蹟。對應德國經濟持續惡化，以及緊接著的希特勒掌權的時代背景，「我」陳述自己和弗里德里希從兩小無猜到被迫猜疑、提防的心態轉折，同時勾勒這個猶太人家庭從一家和樂到家破人亡的進程－－
弗里德里希的父親本來是公務員，收入優渥。自從希特勒掌權後，對猶太人的抵制手段逐漸搬上檯面予以制度化，因而被迫退休（〈施耐德先生〉）－－對應1933年４月７日納粹實施的強迫非雅利安人的公務員退休政策。
弗里德里希即將被學校退學，轉學至猶太學校，老師在課堂上講解猶太人的歷史，並強調猶太人和一般人沒有不同，同時安慰弗里德里希（〈老師〉）－－對應1933年４月25日納粹命令各級學校對非雅利安人設下招生限制名額的規定。
「我」和弗里德里希到游泳池戲水時，由於弗里德里希自稱是「弗里德里希．施耐德」，而少了中間識別猶太人身分的「以色列」之名，遭到救生員及其他泳客的羞辱（〈在游泳池〉）－－對應1938年8月17日宣布的法令：有德國名字的猶太人，須加上「以色列」或「莎拉」的名字。
「我」加入反猶的隊伍闖進猶太學徒之家，拿著錘子和眾人一起瘋狂破壞家具，還為此感到自豪；冷靜下來後，卻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無比厭惡（〈集體迫害〉）－－對應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帝國水晶之夜」。
「我」帶著弗里德里希混進電影院，觀看醜化猶太人的電影《猶太人蘇斯》。不料，在檢驗身分時，弗里德里希遭驗票員識破，被趕出電影院（〈電影〉）－－對應1938年11月12日實施的猶太人不准進入電影院、音樂會……等公共場所的規定。
「我」協助猶太人拉比穿針線，將一枚黃色星星縫到衣服上，使人容易識別猶太人身分－－對應1941年納粹規定猶太人須佩戴「猶太之星」的政策……
隨著小說情節的推進，讀者可以見到：生活在德意志帝國的猶太人，他們的處境在緩慢惡化中；其緩慢的速度甚至連深受其害的猶太人，也沒有立即意識到。「我」的父親身為納粹黨員，曾以朋友身分奉勸弗里德里希的父親盡早帶家人離開德國，但他卻天真地以為情況會越來越好，堅決不走。直到妻子被暴民打死，自己不久後被逮捕，才後悔沒有聽進對方的建議。
《弗里德里希：一個被消失的德國少年》的結尾無疑是悲劇，當讀者閱讀第一頁時已經預知弗里德里希一家人的下場。不過，小說並沒有隻字片語提到大屠殺，而是把焦點集中在大屠殺前十幾年的排猶政策的推展，是怎麼樣讓一段真摯的友誼變質？怎麼樣讓一個美滿的家庭破裂？怎麼樣讓一個原本樂觀開朗的少年變得膽怯陰鬱，最後以孤兒的身分，無助地倒在血泊中身亡？
所以，如果說納粹將猶太人集體處死，稱之為「大屠殺」的話；那麼納粹在大屠殺之前的前置作業，不妨稱之為「慢性屠殺」。慢性屠殺除了令猶太人如溫水煮青蛙般邁向死亡，也令其他德國人在潛移默化中，深化對猶太人的厭惡感，打從心底認同屠猶是改善國家現況的解方。
納粹的暴行距離今天的台灣，無論是空間上和時間上都相當遙遠，可是，種族歧視仍然存在於這塊土地。不久前，台中一中才爆發「烯環鈉事件」。或許有人認為學生的玩笑不必過分追究，但要是不立即扼止種族的歧見與惡意的話，誰能保證它們不會漸漸侵蝕到學生的意識裡或傳染擴散出去，造成社會的撕裂？
弗里德里希，八十年前被消失的德國少年，用他的死亡警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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