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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器官捐献协调员夏晓明：对抗传统与误解的劝捐之路 | 围炉 · 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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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8 日

他说，我相信善良的人们，一定会慢慢对我们事业接受的。

6000：300000，这是我国目前每年捐献器官人数与等待器官移植患者人数的比例。尽管年移植与捐献总数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对如此众多在病床上等待的患者而言，这仍杯水车薪。

我们与人体器官捐献之间，隔绝的是重重的误解。而误解之后，站着全国数千名全职或兼职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负责对可能的捐献者进行宣传、沟通、登记，并帮助实现最终捐献。

有人讨厌他们，因为亲人逝去时，他们出现的不合时宜；也有人感恩他们，因为他们帮助自己的亲人实现了升华。

夏晓明，浙江建德人，一名全职公益人，也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从2010年至今，他已陪伴着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走过了十年的旅途。

Y = 阳洋

X = 夏晓明

Y丨您很早就开始进行“劝捐”工作，一开始是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以周末在广场摆摊的方式进行宣传。后面走进医院，直接协调可能进行捐献的患者和家属，可以介绍一下现在您与人体器官捐献相关的工作都有哪些呢？

X丨我们的红十字“三献“劝捐志愿工作是市红十字会＂三救三献＂工作的一个延伸，每周末在新安江文化广场服务点是小型的红十字流动登记站点。我作为一名红十字器官捐献协调员，主要是给有捐献意愿市民进行现场登记工作。我们有“三劝”，劝人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遗体器官。以前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大家只能到红十字会进行登记，但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红十字会在哪里。现在有线上和线下的途径，线上也有我们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的公开网站，可以非常简便地登记。到2020年底，通过大家的努力，建德市已经有7人实现遗体捐献，14人实现器官捐献，9人实现角膜捐献。建德是个县级市，人口只有42万，这是很不容易的。

Y丨真的很不容易。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种工作是十年前才开始有的，您也是建德市最早的协调员，能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开始这项工作的吗？

X丨我从88年开始做好事、做公益。这源于87年我出了一场车祸，骑着摩托车下夜班回家的时候撞到树上，醒来时在医院里。医生告诉我，是一个人把你救回来了，他说你真的是运气，要好好去感谢他。我去感谢救命恩人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夏师傅你不要经常来看，要去做好事。

08年和10年的时候，我两次从新安江里面救起了人，被媒体新闻报道了，也被授于见义勇为积极分子、道德模范等荣誉。10年底，我们在建德市宣传部文明办、团市委帮助下，注册成立了“心连心”文明劝导服务队，同年还成立了红十字＂三献＂劝捐队志愿者队伍。当时我去红十字会填写器官捐献登记，但是工作人员们都没办过，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我们的红十字会副会长接待我，建德市副市长兼红十字会会长郑冰说我为全市树立了榜样。然后我填写了器官捐献和角膜捐献登记表，当时我爸爸也写了登记表。

所以11年的时候，我就拿到了捐献登记的志愿者卡，我当时内心很激动，因为我是建德市第一张卡，浙江省当时也是刚刚起步。那个时候就开始成立了红十字三献劝捐队，当时只有 8个人，到现在壮大到100多人了。我们的很多志愿者自己就是献血员，造血干细胞入库的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因为我们都是志同道合去做这个事情。

Y丨我也在网上登记了器官捐献志愿者，但是医院和医生他们其实没有途径知道一个患者有没有登记过，所以说这种登记可能会更像是一种意愿表达、一种宣传方式，但是没有能真正起到一个登记的作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X丨我们现行的法律还是不太规范，没有像国外那么健全。根据我查的资料来说，像北美，它有法律来保证履行承诺的，比方说公民想捐献器官遗体，在签署表格、请公证了以后，法律上就成立了。

而在我们中国的话，它现行的法律依据还是10多年以前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如果公民同意捐献，登记了，但去世之后家人不同意，最后肯定还是要给火化的。网上登记现实成功的案例是很少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开始逐步完善这一机制，比如我们在线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委托人进行签名。通过这样让家里人都知道了，到时捐献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一点。

Y丨关于在医院的工作方面，协调员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出场呢？一般是家属比较有捐献意愿时，医院去联系你们，还是说可能虽然患者具备很好的捐献的条件，但是家属还是非常的反对，这个时候也需要协调员去进行很多劝说之类的？

X丨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一例没有意愿的捐献者，这个是最重要的。一般是某某人他想捐献，但他不了解捐献过程，我们就去真正实实在在的把当前的政策、捐献的条件各方面都向他讲解，消除他的顾虑。但是有些人他是反对捐献的，你去跟他说是没有用的。

我以前就不懂，开始的时候也没经验。当时出现一场了车祸，伤者被送到医院去抢救，然后我就在ICU里去跟家属进行沟通。在对方不了解器官捐献、沉浸在悲伤中的时候，去做这种事情是非常不尊重别人的。我就被别人骂，甚至年轻人过火还掐了我脖子把我赶出来。

Y丨您的劝捐队是红十字会支持的，它和医院之间是怎么具体进行合作的呢？

X丨一般流程是这样子的，当医院重症病房出现有意愿捐献的病人，就联系红十字会，然后红十字会再联系协调员去进行协调。现在医院也有协调员，比方说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就有协调员。我们这里负责的两家医院，市一、市二医院，他们的肿瘤科有医生就是协调员，然后办公室里面也有协调员。他们是兼职的，主要是负责宣传器官捐献的政策。然后是我们的协调员，一般的话器官捐献都是有我们协调员见证的，有三次角膜都是我拿去（送到接受捐献的患者所在医院医生手上）的。

我们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同时也是相当于起了一个红会与捐赠者之间桥梁的作用。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对红十字会有误解，所以我们志愿者协调员进行大量的沟通，去普及捐献的很多知识。很多家属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解，也是放心的、愿意捐献的。目前来讲，在我们法律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是协调员的工作在推动着器官捐献工作。

Y丨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捐献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吗？

X丨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是欧阳毛英女士捐献眼角膜。我们两个人原来就认识，她以前跟我说过了她去世以后要捐献的。有一天我们接到医院的电话，我去医院看，一看是欧阳毛英姐姐。她看到我就哭了，就跟我讲了很多事情，说我一定要捐献的。后来我也经常去医院里看她，跟她聊天，那年她最后一个生日，我们还在病房里给她过了生日。她去世之后就捐献了遗体和角膜，成为建德市第四位遗体捐献者。后来我和她丈夫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还约定一起去浙大医学院“无语老师”奉献墙看望我的父亲和他的妻子。

也有很遗憾的例子，12年的时候有一个协调了近两个月的角膜捐献者家属反复了很久终于同意，但是最后又临时反悔，提出要保证他们申请到低保才同意捐献，这时候就不能捐献了，因为不能违背自愿、无偿的原则。

Y丨协调员的工作要直接面对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工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感受到心理压力很重或者是很压抑？会如何自己调适呢？

X丨做这份工作确实会面对很多负能量的东西，获取正能量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很崇拜英雄，有两个人特别崇拜，一个是在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还有一个郭明义大哥，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老师。还有我这个人比较乐观，平时爱好运动，喜欢种种菜、种种花，然后爱护小动物。

当然我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的心理承受度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爱情一样，就是爱情，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就把公益事业就当成骨髓中的爱，碰到困难就不算困难了。而且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健康。去做喜欢做的事情，你就会感到快乐、幸福，你就成为一个不容易生病的，健康的行者。

Y丨您在自己的文章和很多报道中都多次提及自己的父亲，在您提出希望捐献遗体之后您父亲很快就接受了，他自己也成为了建德市首位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在您的文章里也可以感受到您对他非常深重的敬佩和怀念。他在您的志愿工作和劝捐事业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X丨我的父亲对我的工作是影响非常大的，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行动上都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我把我的捐献志愿书拿去给父亲签字的时候，我是很不安的，但当时父亲很开明地同意了，并且说自己也要捐献。2013年97岁高龄去世的时候，我们全家帮助他完成了这个遗愿，他是建德市第一例遗体捐献志愿者。

我也是我父亲遗体捐献之后，才深入地了解这方面很多的事情，才知道我的工作是任重道远的。比如我们医学院遗体的供需比非常悬殊，像很多的发达国家，遗体捐献在他们国家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医学院学生可能100多名只能解剖一具遗体，可想而知我国需要大量的遗体捐献者。

Y丨您刚刚提到遗体捐献。我个人感觉大家现在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其实是正在慢慢提高，但是对于遗体捐献会有更多抗拒，主要原因就是说害怕不知道自己的遗体会去被用到什么地方，担心医学生或者是研究者会不能够尊重自己的遗体，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呢？

X丨这个我不能说非常了解。我是父亲去世了以后，我也到杭州浙大跟那边的老师有一些深入沟通才知道了一些。

可能有很多人对遗体捐献不了解，有你说的这种想法。其实我们的医学院学生会对大体老师（注：指遗体）三鞠躬，然后进行各个器官脏器的解剖，到最后的时候还会全部收拾恢复好。一般捐献者是三年，第一年药水浸泡消毒，两年解剖，三年以后火化，通知家属可以领回骨灰。

国家对这方面也是有比较宏观的政策来鼓励捐献，对家庭困难的捐献者会提供补助。包括大器官和角膜捐献，也有一部分的补助。

 Y丨当协调员到现在10年了，您感受到大家对于捐献器官的态度有怎样的变化呢？现在大家仍然不接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X丨变化非常大，从当初的不了解不理解、误解，到现在的理解。

不接受捐献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几千年来落后的思想——要留全尸。这个话在20年前说说还可以，现在去世的人都火化变成灰了，哪里还有全尸？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想法，就制约着他们，不愿意去捐献。

另外就是还是大家不了解器官捐献，不了解就会产生误解。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方面所有的细节。都不了解也不理解，他还会帮他的父母或子女捐献吗？肯定不会捐献的。

Y丨器官移植也一直有很多人在关注。比如今年的两会中就有不少提案，例如政协委员、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建议制定《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法》；人大代表、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建议将器官捐献列入文明城市考核标准，可以更多让器官捐献这个行为变成政府推动而不是行业推动。您对这些建议有什么看法呢？根据您的工作经历，你觉得国家层面上还需要怎样的措施才能让更多人接受器官捐献呢？

X丨首先我觉得，长远来看只要政府去做、有政策支持，都会推动这个行业进步的。我看来器官捐献的立法问题是迟早的事情，我也非常想让国家立法，立法同时也能真正让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每年的两会我都会去查阅很多的资料，现在我们的捐赠相关的人员成为了两会代表，比如红会的人员，两会也很重视提案上去讨论，这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政策，但很多人还是不能够理解。所以另外还需要政府、媒体和有关单位大力宣传，普及捐献的知识和意义。我觉得人本性是善良的，我们引导一个正确方向，相信善良的人们，一定会慢慢对人体器官捐献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事业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