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我們的朋友？

好一段時間沒有停下來寫一下「其他野」。沒精力做一篇好像《咖啡》般的Advocacy，不如純粹記錄一下較個人的想法，「嘔吐」一下。

我有一位好朋友，長居美國，我們周不時都傾電話，互相update對方近況。最近她說到她的遭遇：

她：「我最近在發惡夢，感到很委屈。」

我：「還是因為性侵你的前僱主嗎？」

她：「不是。是另一件事。你知我一直與一位朋友一起上creative writing的工作坊。」我：「嗯嗯。」

她：「我們會在工作坊時分享自己的私事，來激發意念。最近一次，我也邀請了我男友，我在這大概6-7人的工作坊分享了我和我男友的關係。雖然好多人說，持相反政見的雙方，在親密關係要避免討論政治。我完全不認同這種普世價值，關係不一定追求良好，並且一定要容得下conflicts，覺得要吵架，就必須要吵，不能忍，不然會便秘，我絕對不是和平主義者。你都知我男友撐Trump，也覺得Trump是正義之師，很熱心參與支持Trump的運動。我就討厭Trump，也不喜歡Biden。我們常因為這種分歧吵架。我真的很不喜歡他撐Trump，他說Trump的事，他會defend他的trump，我也會很努力去讓他知道Trump的問題。可惜Trump派真的很強勢，而我這種既不Trump又不Biden的人真的很弱小，所以我總會出盡比自己能負荷多500萬倍的力量去與他吵。」

她：「在這次工作坊分享這經歷，我的同學，特別是我同行的朋友，和他的拍檔，利用這工作坊、這機會，公審我，我朋友用一連串的問題質問我，將我這個『不尊重愛情裡的多元性』的女友批鬥。她們覺得我不能欣賞男友對我的包容，又認為我容納不了有diverging 看法的男友，對他很暴力，各得我那不是全心全意的愛。我朋友的拍檔態度更差劣，她一直就說：『我不覺得你xxxx喎；我不認為你yyyy喎；我不認為你們zzzz。。。；那又如何。。。』之類的話，好像她的看法就是一種標準，我有沒有道理，要得她assess，我的感覺『對不對』，事乎她怎樣看，都要她來定論、她來決定這一切對不對。很狗眼看人低的感覺。當中，我說了一句她不很認同的話，就讓我看到她即場『反白眼』，我問她為何反白眼，當然她支唔地迴避了。她們的看法是很粗糙的，態度亦很粗暴。

其實我一方面有感激我男友，但另一方面也很討厭他，是一種比她們想像更複雜的的情感。我覺得她們是硬把她們認為的『真愛』、『全心全意』impose在我身上。首先，我不prioritise愛，我的『全心全意』真的不是她們所浪漫化的『全心全意』，硬把她們自己的尺放我身上來評擊我，我覺得是很粗暴的。」

我：「那堂課後來怎樣？」

她：「嗯，其實那時候我是想拿東西就離開，工作坊都不要上。因為真的很很很很暴力。但為了大家的緣故，為了課堂能完成，我就good一聲吞下我的怒火，繼續樣板戲。」

我：「那你男友怎樣？」

她：「離開後，我男友也有點忿忿不平，說他們，特別是我朋友和其拍檔 — 我先稱她們為判官二人組，擺明就在happy corner我。」

她：「之後我也因著其他事，與她們割了蓆。因為真的很traumatic。隔離班的同學也聽說這件事，他們聽說，二人組覺得我好像把Trump看成一個小三一樣，好像一個大婆排斥一個小三、，又暴力對待有小三的伴侶。我聽到後嬲到震。她們由始至終，根本都未理解過。卻一鎚定音，仿似很了解我般！」

她：「我很嬲，我一輪咀跟這鄰班同學說了我一直沒能夠跟別人說的話。我告訴他：

『我就知道她們喜歡用這種「大婆對小三」的框架來理解！這想法很乎合她們，就是從一個小三的角度去踩低一個大婆，討伐一個大婆如何deprive另一半的言論、結社及情慾自由。我與男友在一起，day one開始就知道，並且接受，除了他自己屋企人外，他放第一位的永遠也是他的社會運動、他的朋友；我很了解，那些才是所謂的『大婆』。雖然男友不認同，無論他是否認同，這都是我的想法，就是因為這想法我才不重視這些『大婆』，面對這些『大婆』我沒有任何negative feelings，我從來都沒覺得很介懷，因為，我覺得那些『大婆』一點都不重要。我不是一個大婆，亦沒有要排擠『小三』這樣cheap。讓我和男友在政治上反目的原因，是因為我感到很難受。我看到我男友時、我與男友睡一起，感覺exactly是與一個高舉性侵的男人在一起，是要自己去接受一個支持性侵者的男人，但一直也在排斥他。』」

我：「但Trump和他的支持者不能與性侵者相題並論。」

她：「對。罪名不同，但對我來說，罪行嚴重性一樣重，何況，很難說Trump沒有性侵過任何人。」

她：「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對Trump的感覺。我感到很噁心，我一直面對著一個龐大的暴力體系和意識型態，我一直用500萬倍的力量去推翻他，才能感到有少許能生存的空間。我和他之間，從來都是一種強烈意識型態的鬥爭。但是，沒有這種角力，也就不是我和他的關係、愛情。社會、公民社會、其他人實在太信不過，每個捍衛民主和人權的人，骨子裡都反人權反民主。個人關係，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爭取社會公義的平台。我不得不透過與家人的關係、男友的關係，去改變世界，因為出面根本不存在任何空間。就算不是爭取公義，我也希望要爭取喘氣的空間。」

我：「那之後怎樣？」

她：「其實有人也覺得她們很不洽當。亦有人想充當和事佬。但我說，其實不用的。我和我朋友的問題，不是第一天的。我認識她這麼多年，她總是讓我覺得，她其實睇我唔起，可能她不會認同，但無論如何我就是這感覺。她其實經常會有意、無意誤會或誤解我，以至對我態度比其他人差。有人告訴我，可能她覺得和我較親，所以較隨便，也所以態度也較直接。我也曾經這樣想過。一、兩次的不經意是ok的，但第4、5、6次應該就不是不經意了吧，應該是我在她的印象、感覺上，出了些問題吧。」

她停了一回，𠼰咽，續說：「差不多7年前，我們一伙人，有我不相熟的學弟學妹，有她，有英國來的訪客。我們一起聽完talk，到Ferry Building那邊找吃的，因為太陽已下山，學妹手上拿著地址找不到方向，只說著餐廳在碼頭附近。我跟著她們，說『碼頭？我諗應該係嗰邊，嗰邊先係海邊。』我朋友厭煩地向我發出警告『喂，你由得佢地自己自己搵啦！』，我立刻shut up，退到團隊最後。這當然牽涉言論自由，但那時候，我不是想多管閒事，亦不是想instruct學妹或impede 學妹的autonomy，又或impose我的看法。我只是想參與她們，成為同伴。我很記得那時候我委屈到一個點，有種快要吐的感覺，心想『既然不歡迎我，為何還要參與晚飯？』。。。我們找到方向後，在一個馬路口，大伙兒在等過馬路，我轉身進了一間咖啡店，考慮要不要就此離隊。一盞燈的時間，買了個muffin，後來決定追上歸隊。其中一位學妹問我剛才去哪了，我說，要買個muffin。結果還是讓晚飯安全完成。」

她說得對，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總集慣關起耳朵，總是偏見主導，只聽到自己想聽的，結果聽不到別人的說話，又對別人充滿誤解。最大問題是，對別人製造成永不磨滅的傷害。

我：「所以當中牽涉了很多問題。」

她：「我常常想，是否因為她身邊重視的人、好友，對她harsh，所她就有意無意需要一個對象，去放射那些harshness 出來？過去好幾年，其實我曾經多次嘗試遠離她，不主動與她聯系，因為真的很辛苦。不過很多次也不忍，還是想在不同的事上給予她一點支持，不過結果是，又再為自己引來種種。。。簡直是無限輪迴。哈哈！現在我要detox。」

談到這裡，我想起《Mea Culpa 》一書。

過去大半年對「道歉」這題目有點點興趣，找來一些道歉社會學的書，閒時看看。其中一本是美國社會學家Nicholas Tavuchis於1991年出版的《Mea Culpa：The Sociology of Apology and Reconciliation》。我記得Tavuchis 博士在書中引述美國評論家Ambrose Bierce：「（道歉） 實質是讓日後的冒犯發生」。Tavuchis 博士卻不是這樣悲觀，他認為道歉是件有關membership的事情，是讓別人重新融入一個社群的方式。

於是我問她：「那你會不會覺得一個道歉，會讓你感覺好一點？」

她：「千萬不要，可能其實是陰差陽錯，性格使然。」

然後我們就哈哈哈笑了幾下，談談其他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