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昨天在微信群裡分享了一篇岳昕的《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有群友問起她是誰？才想起自從2008年8月之後再沒她的消息了。谷歌了一番，還是沒找到她的最新消息。有知道她現況的馬特市民嗎？

北大学生岳昕：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微信已删）

04/23/2018

CDT编辑注：岳昕是北京大学学生，本文于今年初首发于她的个人公众号。日前岳昕因为参与要求北大前教师沈阳涉性侵学生案信息公开而被学校多次约谈。目前本文已被微信和谐。

我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京中产阶层家庭，有北京户口，家人在北京有房。敲出这行字时我感到十分愧疚与不安，因为这行字里包含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东西，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拥有。

我妈有事业单位编制，不过主要收入来源是搞物流；我爸退休前是机关公务员；家里的钱大多数是我妈挣的。说中产阶层是因为，一方面我的未成年生活里完全没有为物质问题操过心，另一方面我的童年伙伴里也有那种真正来自富裕家庭的，我从小就知道有些东西不值得像他们那样花那么多钱，而且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为那些东西花那么多钱。有意思的是，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知道「中产阶层」（当时叫「中产阶级」）这个词了，而正在写这段文字的我今年二十岁，依然认为这个词能够形容我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

虽然也经历过大家在公众号爆文里读到过的「北京小升初」、「奥数班」、「周末课外班赶场」，但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时期所处的教育氛围依然是比较宽松的。父母给我报了那些课外班，但不会特别要求我的学习成绩；甚至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听说「北京小升初与奥数脱钩」这一流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奥数班退掉。相比于我自己有要求的学习成绩，父母更关注的是我的心理健康，毕竟我那时情商太低，会因为一点点因为「马虎」而导致的成绩波动而强烈地自责甚至自虐。当然，这一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跟北京市内的具体地域也有关，我小学在东城，初中在西城，高中才到海淀区。

可能是部分由于那一代人的历史经历，我父母都比较政治冷感，他们不鼓励我过于关心政治，也不鼓励在家庭日常讨论中经常出现社会议题。他们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做一个「接地气的」快乐的人，最大担忧就是我因为过于关心政治又难以把控局势而陷入麻烦。这样说吧，我妈是一位会多次鼓励自己的女儿多看电视连续剧的母亲，她的理由是，多追剧才能多「接地气」，多懂点人情世故，少为那些社会问题花太多心思。后来不少人很好奇我父母的职业背景，以为是他们培养了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热情，其实那完全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母能给予我无忧的物质条件与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当然也能比较清醒地发现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同性恋，也完全不能理解非宗教出于伦理考虑的素食主义者。我上中学时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和父母争论过，有一次搞得十分不愉快，到后来我主动去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再次强调，大家有心理压力与困惑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自己扛着）。后来我和家里人在这方面争论得很少了，但如果他们在微信上转发明显的科技谣言，我还是会马上给他们指出来，不管有没有用。

关于宗教信仰，我父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情况，不信教，但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毕竟真正的无神论者不会在自己孩子高考前在卧佛寺花钱敲钟，孩子考上了北大还专程去「还愿」。不过不管怎样，我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成长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直到来到印尼，通过访谈了解到虔诚信徒家庭子女所经受的挣扎与压迫，我才真切地感到生长在世俗国家与世俗家庭的可贵。

可以说，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小升初，提前通过面试从优质小学升入优质初中；中考，擦着分数线的边被人大附中录取；高考，再次擦着分数线的边考上了北京大学；大二升大三时，在最后关头拿到了公派名额与国外高校方面的录取，成为了整个语系唯一一名大三公派出国的学生。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明明都是自己考上的，为什么还是不公呢？不如我讲一讲自己上高三时的几个细节。高三一年我有用功学习是真的，但我的「用功」和衡水等名校学生的「用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离高考不到一个月，我还有闲工夫读《南方周末》（后来的高考作文用上了那时读到的案例，关于安庆殡葬改革事件）；离高考不到三天，我还有闲工夫看电视。这是一个怎样的高三？而我竟然考上了北大。而那些千千百百饱受非人类学习压力折磨的同在一个国家的同龄人，很可能连本科都考不上。

不公不仅关乎户籍与地域；甚至关乎考题与评价标准本身。我高考的数学成绩并不理想，文综分数也比以往的模拟考试低很多；可以说，最后能擦边上北大，几乎完全是高考作文得满分起了作用。而认识我或者读过我其它稿子的朋友应该都清楚，我的文笔并不够优美，至少也没有高于同龄才子才女的水平；如果说作文分数能比同龄人的高一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当然，我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感是真情实感，我甚至没办法不在作文中流露这样的真情实感。然而，如果我能有一点点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对社会不公的批判精神，都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而我之所以能享受到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与课外阅读机会而多数人享受不到，说到底依然是社会不公的结果。

从小到大，我没有经历过很多明显的人生挫折或打击；唯一一次可以算上的，是我十七岁正准备上高三那个暑假发生的家庭变故。关于那场变故我不想多谈，因为我不需要大家因此可怜我，毕竟相比这一个不幸，我拥有的幸运要太多太多。除非我发现有朋友也遭遇了和我类似的家庭变故，我才会告诉他们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也希望自己和家庭从变故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经历能够真实地帮到一些人。

如果非要总结我的原生家庭与成长经历，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很残酷的因果链：我生来享受了北京户口和很好的家庭条件，然后是优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让我没有受什么非人类的折磨就考上了北大，考上了北大就又享受了北大光环带给我的名声甚至是物质利益——如果我没上北大，就不会因为仅仅给乡下孩子上了堂普通的性教育课而获得一些小名气；如果我没上北大，我每周写给《南方周末》的稿子即使仍承蒙编辑老师赏识，也未必能长期厕身于报纸的重要版面，我也就不可能身为全职学生还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一篇评论1200-1400字左右，稿费800元，如果每周都发稿，一个月能获得稿费收入3200元）。而在可以预知的将来，这一光环还将带给我更多；虽然光环之所以成为光环，大部分都是因为北大前辈的创造，而非我的个人努力。

如果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就属于那「达」的人；如果说「车厢内的人，有责任尽量前行」，我就属于那「车厢内」的人。我不敢想象，一路走来，按照鲁迅的话讲，我已经「吃」了多少人。虽然身为无神论者，我引用基督教的概念时很可能会犯错，但作为一个希望能被大家理解的比喻，我不得不承认，我时常感到自己是负有原罪的人。这里的「原罪」不是来自神的国，它恰恰来自人的国；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

我能力有限，也还有很多很多缺点。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尽力地完善自己，努力地为这个社会变得好一些而做一点点事情，很大一部分动力都是来源于这种深重的不安与愧疚。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沒有理由不拼命

让我们孩子的不安与愧疚少一些

沈度：从沈阳到岳昕──蝴蝶效应、母校情结，与两个北大

近日，一件尚未确认的性侵悬案，彻底成为北大箝制舆论、胁迫学生的丑闻，也成为近期人大、武汉理工乃至整个社会箝制舆论、限制公民权利的缩影。

2018-04-26 端傳媒

北京大学前教授沈阳涉嫌性侵一事，在25名北大学生申请校方公开当年档案、继而遭强力弹压后，已远远延烧出原本的场域。

从沈阳到岳昕，性侵悬案变箝制言论丑闻

4月23日，北京大学大四学生岳昕透过公众号“深约一丈”发出公开信，指出自己因关注沈阳事件、申请信息公开，于22日深夜1点被大学辅导员约谈，强制删除手机及电脑中的相关资料，次日早上更需书面保证不再参与；自己的母亲则因校方歪曲事实和无礼介入，受到过度惊吓，以至“嚎啕痛苦、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

公开信甫一出现，便在社交媒体上疯转。岳昕两年前发布在个人微信公号的《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北大校友表示愿做岳昕后盾的《致汴大外院学妹的一封信》、北大学生关于申请和约谈详细过程的采访《信息公开制度，和被约谈的同学》等多篇文章，都在迅速传播开后被删帖；岳昕个人公众号“木田无花”的全部文章也均被删除。这些文字继而以倒转乃至扭曲的长图片形式规避审查，在社交媒体接力传播，并由热心网友转贴到开源平台GitHub和区块链平台以太坊。

到了23日晚间，北大三角地附近的海报栏出现《声援勇者岳昕》的“大字报”，质问“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更直言“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由于时近北大120周年校庆，大字报的形式，加上五四精神、北大精神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和独特地位，这桩起于反性侵、但指向校方包庇和滥权的事件，就此被推向高潮。

深夜约谈和出动家长的戏码并非第一次上演。

4月7日，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邓宇昊透过微信公号“顶个球公社”发文，引述《北京大学章程》及相关的“校务公开制度”，呼吁愿意同行的师生“一同发声”提交沈阳事件信息公开申请。根据微信文章下的后台操作者回复，该文发布当晚10点半，邓宇昊即被辅导员约谈，直至凌晨3点半，才在“前来了解情况的数量众多的同学的陪伴下，离开没有摄像头的教室”。

4月13日，一位参与递交申请的北大同学在BBS发帖，详述自己递交申请后被约谈的过程。文章发布一小时后，这位同学表示因学院联系家人施加压力，宣布退出。

而根据北大学生的采访，在22日凌晨被辅导员和母亲带走前，岳昕已被学工老师（注：中国高校分管学生思想的老师，受校党委管辖）两次约谈。其中一次，对方反复劝说她考虑家人感受，“不必走到申请信息公开的最后一步”、“反正最后也不会告诉你”；校方回复时也屡屡谈及“顺利毕业”的问题。

就此，一件尚未确认的性侵悬案，彻底成为北大箝制舆论、胁迫学生的丑闻，也成为近期人大、武汉理工乃至整个社会箝制舆论、限制公民权利的缩影。

一个普通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由于关键证据缺失，20年前沈阳是否侵害高岩，至今仅停留在舆论义愤的阶段。但由沈阳而发酵的一系列后续事件，却实实在在揭示出，中国高校官僚系统之傲慢、意识形态控制之严、敌我思维影响之深。这些基于朴素正义而发声、采取合法合理途径维权的同学的遭遇，则不啻一次生动的演示：在中国，一个普通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在BBS发帖记述“喝茶”经历的同学形容，自己提交申请前“没有预料到会被约谈”，赴约前“深知行为完全符合学校相关规定”，故而“内心轻松愉快”，还计划“表达积极参与校园事务的意愿”；但随着盘问进行，他“如履针毡，仿佛被审讯一样”；继而他成了校方要消音的异议者，“如果有人给你一些警惕也没什么不好”。显然，学生与校方对事件性质的理解并不相同。本以为自己在安全行使合法权利的学生，早已触到校方逆鳞──光是认为自己拥有合法权利，已经使自己身处险地、会被阴谋论解读。

讽刺的是，随着约谈岳昕引发的滔滔舆情，北大校友的联署，以及《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多间外媒的报导，忙着制造假想敌的北大，制造出了真实的愤怒；意在恐吓学生的“境外媒体”说法，也被彻底坐实。

如果说岳昕因为长期关注公共事务，对校方用家长相威胁的手段和沟通时的权力不对等已有预判（采访中可见）；递交申请的其他同学，可能从未设想过自己因此会承受的限制和压力，以及面对的攻击与不信任。

岳昕恐怕也想像不到的是，自己会面对母亲“嚎啕痛苦、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的两难境地。这恰恰投射出不少中国异议者的处境：既不愿在原则前妥协，也无法忍受家人受伤害；不仅要承受种种挫折，还要负担不被理解的孤独。一个人不见容于官方，并不需要什么离经叛道的想法或独特的影响力，多一些同理心与表达欲，机缘巧合多踏出一步，甚至只是多遭遇一些不公，政府的预防机制已经会启动。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绝非不奏效的懒政。实际上，配以成功的叙事垄断，它能相当有效地威慑那些愿意为一个更好的社会付出但只能付出有限心力的人群；它更能有效地孤立勇敢的表达者、清醒的观察者。

这里的叙事垄断，说的既是信息隔绝，也是深入人心的功利犬儒逻辑和去政治化的潜意识。绝大多数人因为信息渠道有限仅掌握官方许可的说辞，因为赚钱才是正道而不愿为他人遭际花费时间心力，因为担心关注社会议题惹麻烦而回避思考──进而，他们形成了“正常人才不会关心这些事、被惩戒一定因为活该”的思路。他们不仅不敢和不愿了解，即便耳闻也不敢相信，因为一旦了解和相信，自欺欺人的逻辑便不攻自破。

于是，许多基于朴素正义、做了件平常合理事的普通人，反而是周围人眼中不正常、误入歧途、最好远离的怪胎异类；他们捍卫公义服务社会的真挚情怀，也因不够利己而显得别有动机，或是进一步佐证他们的古怪偏激；他们亟欲让更多人了解的事，自然也只能在同温层中反复传播。

有赖当事同学的细致记录，这种我们时刻能隐约感知的荒谬和已很难向社会主流证明的无力，相当具体地在万千微信朋友圈中被直播。它关于一个公民在克制地行使基本权利时会如何处处遇挫，一些诚挚珍贵的心灵如何被粗暴伤害，一套语言如何被滥用而另一套语言如何被篡改涵义，一个试图活得更有尊严的人，如何被制造为“异类”。

校方为何小事化大？

我们不难在今次北大校方的处理程序和随后的舆论控制中，观察到一系列生硬而熟悉的逻辑、诡辩又郑重的措辞、缺乏依据但不容反驳的规定，比如学生不会独立思考必然有人煽动，比如“从不缺席”的“境外势力”，比如校方回应学生的纸质文件不得保留。

比如BBS发帖同学提到，约谈老师没有在他身上得到满意答复，便开始渲染“背后可能有势力”、热点不消散“不符合传播规律”。另一位被约谈的张震林，则遭遇“你显然和xxx交情不浅”一类的诱导式提问，接着是担任组织者、受到境外势力资金支持、联系境外媒体三项无端“指控”。辅导员还公然表示，“护你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说了多少”。

不少人或许不解，校方为什么不愿完整公开当年文件，反以强硬态度对待学生。姑且不论存在实质性证据──也即是系统性包庇沈阳──的可能，根据中国官方一贯的管制思路，即便沈阳已算得上弃卒，以下犯上、以民对官、以舆论倒推行动的行动思路也是决不能纵容的。此例一开，许多不愿公之于众的问题、合理性正当性存疑的问题、历史上疑点重重的问题，都可能依合法程序受到民众挑战。

这套机制具体掩护的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挑战，所有体制中人都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发生在中国的大小事务，一旦因其荒谬被人深究，总能产生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因为许多事件看似孤立，它的存在与延续，却涉及到形成它的社会结构、维系其运作的权力网络。探究下去牵一发而动全身，回护它同样需要方方面面的合力作用。

要理解校方上纲上线的处理方式，还需要理解中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几位北大学生的描述中，约谈者主要是辅导员和学工老师。其中，辅导员需对班级的思想状况负责，而遴选、聘用、考核辅导员表现，则由受校党委管辖的学工部负责；辅导员在校内的晋升路径通常是团委书记、机关行政岗位（如学工部）、机关领导岗位。这也意味着，学生的亲近赞许不能为辅导员带来什么，而一旦学生的做法有悖校领导意愿，却会直接损害辅导员的核心利益。

这一制度下，辅导员因维护学生而对抗校方的可能性极低，倒是为了应付上级，需要设法摘净自己的责任，亦因此，引申到境外势力的教唆，说不定更容易脱责。至于辅导员是否相信有人教唆、有境外势力扶持、有人蓄意破坏北大形象，甚至心底是否暗暗佩服这些学生，倒不是问题的关键了。而由于辅导员权力不大责任不小，能用来要挟学生的，也无非是一纸毕业证书和家人的期许。

沈阳事发距离北大120周年校庆不足一月，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庆典情结，越在这种时刻，越不能容许任何异样声音。根据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的暗示，沈阳尚且因为北大百年校庆受到庇护；被认为有损北大形象、干扰120周年大庆的问责举动，又如何会被“纵容”？事实上，即便在北大学生中，指责岳昕“给学生工作添乱”、不代表北大主流、损害北大形象影响北大排名的意见也不在少数。

保护岳昕名义之下的荒谬观点

23日晚署名“湖底群魂”的大字报激起一片感动和追忆，但很快，指责声援岳昕者是“鼓动别人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自认独立思考拒绝“偏听偏信”岳昕、讽刺群情激愤是因为幼稚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大字报的效果或许有待商榷。但上述言论中包含的谬误，却不能不分辩清楚；即便它们以保护岳昕的名义出现，其本质仍是为权力辩白。

中国社会有种相映成趣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极力地去政治化，在关乎基本权益的问题上躲躲闪闪；一方面极力地泛政治化，无论你关注的是性别平等、劳工权益、环境保护还是言论自由，无论你想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是抽象的制度设计，无论你选择的是机制内的渠道还是舆论或其他，它们都被归结为一种政治──反对的政治。与这种“政治”相关联的，是因为缺乏日常政治生活而产生的不受限制的想像力：你这是在煽动颠覆，你这是想要中国革命流血，你这是想再来一场文革。人们似乎相信存在一劳永逸的通向一个更好社会的过渡键：一者曰“改良”，一者曰“革命”。心存不满但接受现状就是“改良”，对现实还有一股不平之气希冀有所改变──无论是什么形式什么比例什么内容的改变──都是“革命”，都是有更大的企图。虽然它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于是，欣赏和称许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成了“希望学生更壮烈一些”，声援岳昕成了“鼓动别人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就好像“岳昕们”能被人轻易鼓动，仿佛这个泛泛的“你们”真有什么政治理想，而声援岳昕必然使她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与其检讨自己是否足够顺服而不至给岳昕惹麻烦，倒不妨想想：声援会让岳昕更壮烈这套民间智慧背后的逻辑和历史依据是什么；顺应它究竟是认同和纵容一套恶的机制，还是必要的妥协策略；沉默究竟是让报复来得更容易，还是更难；我们是否应该因为恐惧而自我设限、我们有没有权力表达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对理想主义者的欣赏与声援，在岳昕以外能慰藉到哪些人；岳昕本人的价值观又是什么？

权衡清这些问题之后，即便选择以沉默保护岳昕，恐怕也不会张口闭口“避免鼓动”。就算出于好意，“避免鼓动”也是尖刻的语言，是对抗争者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的不信任，是对权力的绝对服膺──除了揣摩上意乖乖听话，在恶面前我们只有顺从，连眼看荒谬机制伤害他人而口出愤慨之语都是逾越规矩。

另一类追随者颇众的滑稽意见是，我们要拒绝“偏听偏信”坚持独立思考，不惑于岳昕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在权力高度不对等、舆论控制严格的情况下，人们偏听偏信的恰恰是权威一方。此刻的北大，不也有岳昕的同学认为她给自己加戏损害北大形象吗？相比众多尚未被人知晓就已经封锁信息和泼上污水的案例，约谈事件已是特例，如果岳昕不是有北大光环加持和堪称完美的受害者形象，恐怕舆论“被反转”只是时间问题。何况，为什么舆论的一边倒，反映的不能是校方处理方式的粗暴荒谬、社会面对不公的真实愤慨呢？独立思考的结果，并不是没有倾向没有判断，而是客观全面地掌握信息后，结合具体语境解释问题。喜欢在弱势者偶尔占据上风时打出“独立思考”幌子的人，真正想说的恐怕是，我抗拒我不想看到的。

至于认为他人会愤怒、会不平、会做堂堂正正合理合法的事，只是因为他们没见识过社会的人，恐怕从没有过这种责任心和勇气。是否因为认清现实而自我设限，和一个人是否有改善社会的意愿和行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群情激愤是因为幼稚，我倒希望这样的幼稚多一点。

金钟地铁车厢内的人

我不奇怪为什么部分北大学生对形象排名与校庆耿耿于怀，当然也不奇怪那些会激动联署、高呼“北大精神在野不在朝”、打出#notmyaniversary的学生和校友。大字报中说这是“两个北大”之争，的确不错。

母校情结人所共有。只不过，对有些人而言，母校情结的表现是：只能自己调侃而不准外人批评，形象面前是非可以让步。一方面，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如同个体和国家的隐喻，认定权益来自施恩、自愿受其管辖，本质上是个体面对权力机关的心理投射；另一方面，他们又视这种关系如消费者与商家。谁要是影响了排名坏了学校的面子，那就是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这类心态有其现实基础，但有畏无敬、有交换而无教育，也并非大学的全部。

自然，也有许许多多更关心正义与公理、甘冒风险联结起来的学生和校友。与其说他们承继了什么精神，不如说这本就是人的本能，本就是一个社会良好运作的基础。中国古代注重同乡同姓同学，而在现代社会，校友网络依然具备极强的动员能力。无论雷洋事件中的人大校友，还是今年以来一系列高校反性侵事件中校友发挥的作用，都足以证明，在政府竭力拆解组织化力量的今天，校友将成为联结社会、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的关键纽带。

准确地说，面对没有边界且随机的权力，每个普通公民也都是利益共同体。关心他人的命运，正是关心自己的未来。正如岳昕的倡议，“一方面，个人要有作为‘政治动物’的自觉，在推进社会公正议题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个人要勇于突破当前‘原子化’的处境，更多在社会自组织中生活。”

岳昕曾在自述中引用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歌《给金钟地铁站车厢内的人》，提醒自己“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金钟是全香港最繁忙的地铁站，高峰期换乘往往要等上几班。这首歌借月台上候车的人和车厢里不愿前行的乘客，讽刺社会中占据资源便忘记曾遭遇过不公的人。而我们不妨也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们不行入啲呢？ 你们曾经都是夹在月台上的人。”

（沈度，自由撰稿人）

中国左翼青年的崛起和官方的打压

苒苒

BBC中文记者

2018年12月28日

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是今年中国网络上最著名的左翼青年之一，但她已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四个月。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年夏天她放弃了去美国读研的机会，投入到深圳佳士工人维权活动。2018年8月24日，中国警方在广东惠州带走包括她在内的数十名左翼维权者后，公众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过去几十年，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令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而曾经被中国共产党宣称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在国企转制、下岗、出口型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建设中，日益被边缘化，权利无保障，有的工人群体甚至被列入“低端人口”。 

在中国社会空间不断紧缩之下，一批关注社会底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年轻人在网络和街头集结，对他们所不满的劳工权利无保障、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现实问题发起挑战，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行动力量。他们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但大多就读于中国一流大学、喜欢读马克思著作、拥护社会主义，在学校就积极参加社团、为校内工人的权益奔走。在深圳佳士工人维权行动中，他们身穿写有“团结就是力量”的白色T恤、举手握拳冲在最前线，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抗议者，也因此遭到中国当局的严厉打压。

岳昕和佳士工人维权事件

在这场传播甚广的左翼运动中，北大学生岳昕无疑是标志性人物。

今年本科毕业前，岳昕先是放弃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录取，应聘去独立媒体NGOCN做记者。还未正式入职，7月又隐瞒身份，去了广东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对于这些看似矛盾的职业选择，她的两个朋友现在回忆起燥热夏天里的岳昕，有一点是明确的，“要与工人站在一起”。

到工厂没多久，岳昕就得知了另一家广东公司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遭遇。深圳佳士是一家主营焊割产品的制造企业，其公司员工近来屡次投诉被侵犯合法权益。工人们说，佳士有很多违法行为，包括强迫工人超时加班、非法调休、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他们希望通过组建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佳士否认工人们的指控，称工厂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数名佳士工人今年5月开始筹备组建工会，但积极组建工会的工人代表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也有涉事工人被开除。参与建会的工人拒绝被开除，多次前往工厂要求复工。7月27日，大约有30名佳士工人和其声援者在工厂要求复工时被捕，引发外界关注。

工人和到现场支援的青年自发组成了现场声援团，呼吁释放被捕工人。 此时岳昕也坐不住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看不下去，”之前她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8月5日，她赶到深圳加入佳士工人声援团。

陆陆续续，几十名抱着与岳昕相同想法的左翼青年来到了深圳加入声援团，他们大多二十岁左右，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有在读学生，也有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

左翼青年岳昕成长史

今年22岁的岳昕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中产家庭，高考后又顺利考入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人生的前二十多年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优越的家境让她不用为生计担忧，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和思考。在人大附中读高中时，她开始阅读《南方周末》，成了这家著名的自由派周报的小粉丝，还经常给其撰稿。岳昕也尝试关注新闻自由、劳工、LGBT等议题，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

2016年秋，就读印尼语专业的岳昕前往印尼交换一年。她的朋友王鲁对BBC中文表示，在印尼这一年，岳昕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以前她推崇宪政民主，但是到印尼发现，即便实现了宪政民主，社会中的很多现实矛盾，比如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并未因此有显著改变”。这些思考和困惑导致其思想“左转”。

从印尼回到北京后，岳昕参与的两次社会实践活动加速她的转向。去年冬天，北京大规模驱离外来人口，岳昕帮助一家机构义务整理了清理“低端人口”的数据。今年年初，她与50多名同学一起走访调查了北大300多名后勤工人，并担任工人调研报告的主要写手。在这些活动中，岳昕接触到更多的底层工人，对他们遭受的不公和苦难有了更直观和深入的观察。她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最能解释现实、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

岳昕最初走入公众视线是因为公开为性侵事件发声。今年4月，中国#MeToo运动的火焰烧到北大，该校校友李悠悠实名指控原北大教授沈阳20年前在学校任教期间，疑似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岳昕等八名北大学生向学校申请信息公开，却因此受到学校和家庭的压力。

一时之间，岳昕的公开信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刷屏”。她在信中说，4月23日凌晨，北大辅导员与母亲闯入宿舍将她带回家中，并要求她保证不再介入此事。而她的母亲自扇耳光、下跪请求，甚至以自杀威胁。

在朋友们眼中，眉目清秀的岳昕性格积极开朗，做事认真、热情，是他们的“小太阳”，对底层民众有强烈的同理心。王鲁说，岳昕时常对自己拥有的丰厚物质条件感到愧疚，“她经常表现出一种自责，在日常接触中（她会觉得）为什么她能够很幸运地获得这些东西，然后看到身边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她这样的物质基础”。

从岳昕的一篇被广泛流传的文章中也能一窥她的想法。“可以说，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并肩战斗的小伙伴

从家庭背景来看，参与此次工人维权行动的一些左翼青年如岳昕一样，在衣食无忧的家庭中长大，他们自称“既得利益者”，热衷阅读揭露、分析社会乱象的文章和报道，对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固化有深刻反思，同时有时间和条件去关注社会底层，希望通过直面这些黑暗、负面的现实来改造社会。有的则来自工农家庭，父母和身边的亲戚、朋友与他们关心的群体命运相似，多年来从事着辛劳、工时长报酬却较低的工作。他们亲眼目睹工人们的困苦生活，潜意识地想去帮助并思考这个群体的未来命运。

面对社会的不公，这些年轻人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取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声援团成员、大学生肖明说，最初只是单纯觉得底层生存状况恶劣，不公平现象繁杂，年轻一代应该关注并找到解决办法。上大学后读了一些马列书籍，“发现马列将问题剖析得非常透彻，社会主义的理论非常引人入胜”，慢慢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她说，以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思想上的认同，而这一次参与声援维权的佳士工人，”让我觉得，我开始在实际行动上站在了无产阶级、工人群众的一边了”。

8月的广东，酷热难耐。声援团一方面积极争取与官方沟通，到深圳坪山检察院递交公开信，督促释放被捕工人；另一方面加强在工人群体中宣传，在许多工人居住的惠州大亚湾拉横幅宣讲、举办文艺汇演，希望更多人了解他们的诉求、加入声援。

声援团成员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挠。8月11日，声援团核心成员、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在惠州大亚湾被几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带上车，随后与声援团失联。声援团认为，沈梦雨遭到了绑架，而当地警方却指，已联系沈梦雨父母核实，此事为其家庭内部矛盾纠纷，不存在绑架。

沈梦雨（左二）和岳昕（右一）等声援团成员8月10日向深圳市坪山区检察院递交公开信，要求敦促警方释放所有被捕工人

随着声援团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和媒体的广泛报道，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发酵。8月下旬，一些内地网民意识到中国内地对于这起事件的舆论压制，开始在微博微信上转发外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的报道以及一些资料，虽然许多帖子发出后很快遭到删除。

8月19日，岳昕代表声援团发出致中共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提出六点诉求，包括立即无罪释放所有被捕工人和学生、禁止秋后算账、所有维权工人复工并依法组建工会、彻查声援团沈梦雨失联事件等。

他们并未等来中共中央或习近平的回复，反而招来了一群戴着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声援团成员倪定回忆，8月24日凌晨四五点，当时声援团四五十名年轻人挤在一处有一个大客厅和四个小套间的民房睡觉，警察突然闯入，她被巨大的砸门声惊醒。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情况，然后就有人说我们手挽手，大家就手挽手。警察看到控制不住场面就开始暴力拖拽，把人一个个拉下楼，有反抗的就直接摁倒在地，”倪定说。

警方没有向他们说明逮捕原因。声援团成员、左翼青年张圣业曾问警察为什么逮捕他们，警察要么不回答，要么就说年轻人不要太气血方刚，打哈哈不解释。

大部分声援团成员被警方带走后遭遣返回家，而岳昕等几名成员自当天起就“消失”了。这次逮捕无疑激化了声援团成员和中国当局的矛盾。此前，声援团一直期待能够收到官方的正面回复，而这次逮捕撕毁了这种期盼。清场后，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发出的一篇评论称：“只有北洋军阀才会镇压维权工人和进步青年。”

张圣业被释放后也发表文章说：“直到8月24日惊醒的清晨，声援团的每一位同志都依然坚信党中央和国务院收到并阅读了声援团的公开信，坚信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政权会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然而，这一切都在防暴警察冲入我们驻地的那一刻，化为泡影，也将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旗帜’，撕得粉碎。”

左翼思潮的复兴？

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学生运动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遭受不公平对待，引发了学生们的怒火。而1989年“六四”中国政府对学生开枪后，学生几乎绝迹于政治运动和社会群体事件。许多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更是被广泛批评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冷漠自私”，他们审时度势，不惹事，不问政治，不多说话，只关心自己的前途。此次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一帮左翼青年却成为最有力的推动者。

从初中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在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成长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样的教育下，出现左翼青年顺理成章。只是如今，他们习得的知识理念与现实起了冲突。

“这些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共产党的执政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当年共同富裕的承诺也没有实现，”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他们在现实中感到，原来教他们的东西跟现实是相反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不公正，他们要求按照他们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重新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

左翼青年近年来已经多次引发舆论的关注。去年，数名左翼青年因为参与了一场广州读书会被警方拘捕。据香港《明报》报道，北京大学毕业生张云帆2017年11月15日在广州工业大学举办读书会时因谈及六四，遭警方拘捕，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刑事拘留和监视居住，12月29日取保候审。张云帆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同起事件中，至少还有3人被捕后获保释，4人被通缉。

在观察人士看来，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深层次经济和政治矛盾加剧，劳动密集型私企和外企降低成本时会侵害工人的权益，为维权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中国当局不断打压自由派，意识形态向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回归也促使了左翼思潮的传播。

“习近平上台后，官方对自由主义思潮采取了一些封锁和控制，在这个环境下自由主义几乎就没有声音了；在自由主义没有声音的情况下，官方的意识形态又出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回归的现象。”中国政治学者乘桴指出。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陈纯也认为，从“709”律师的逮捕开始，自由派中的行动人士遭到全面打压，左翼青年自然而然地填补了他们腾出来的行动空间。

虽然这些左翼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却仍被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严厉打压。乘桴和章立凡指出，今天这些左翼青年的活动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类似。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通过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而产生的，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依靠力量，从而对当时的国民政府造成了冲击和挑战，”乘桴说，“如果当局允许他们在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框架下走下去，势必会成为挑战中共执政的力量，这是中共绝不能允许的。”

一位要求匿名的NGO工作者认为，这些左翼青年并不全是认可毛泽东，抱毛像、唱红歌可能只是策略，或者只代表部分人的意见。他曾与这批左翼青年有过接触。这位NGO工作者告诉BBC中文，一些左翼青年认为，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和官僚结合，未能真正提高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反而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

“追求自由主义和民主并不意味着能带来改变，他们要找到另一条出路，”他说。

后续打压

事实证明，声援团成员被捕或许只是官方对这起维权事件做出回应的开端。多名声援团成员失联当日，此前对事件一直保持沉默的中国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中，事件的真相被描述成工人在“维权”中，多次非法冲击佳士公司，工人、学生、网民被裹挟其中，而背后推波助澜的是“打工者中心”机构。

很快，9月各大高校开学，一些声援团成员和支持维权活动的年轻人发现，官方的打压远没有结束，他们参与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帮扶工人的社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工友被领导威胁不能来参加活动，我们新招进来的志愿者被老师约谈，被约谈之后就直接选择退社，然后删了好友，”倪定说。除此之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等左翼青年们参与的校内社团也遭遇了打压。

进入11月，更多的左翼青年和活动人士在各地失踪。9日晚，张圣业在北大校园内被不明身份的男子直接掳走。根据声援团12月16日公布的消息，目前，仍然有29位声援团成员、学生和社会人士因涉及此次工人维权事件失去自由。

寒冬来到，左翼青年的抗争仍在继续。他们给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写信、发起寻找失联成员的行动，不断在推特、佳士声援团网站上发布文章、纪念视频，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的抗争也引发了国际关注和声援。11月底，包括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内的30多名国外学者呼吁抵制在中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以抗议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学生。

这些左翼青年似乎并不畏怯官方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BBC中文记者采访张圣业时，曾问他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全。

张圣业在通讯软件上回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应受访者要求，王鲁、肖明、倪定、乘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