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小炒 | 再谈在粤非洲人, 是融入还是区隔？

2021 年 2 月 10 日

跨族群文化交融在全球化逐渐趋向纵深发展的当今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深度,从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信仰追求等多方面对如何处理外来族群与本土居民关系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而伴随着席卷全球的新性肺炎而随之滋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国际政局的风云变幻,让我们不由得产生疑问:疫情到底是暂时的激化点,还是昭示新的历史潮流的嬗变契机?在粤非裔族群抗检一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不断发酵,成为观照民族性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之下矛盾冲突的微观单元;而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拓展与深入思考,又有哪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不同族群文化心理差异是否存在有效弥合途径？

矛盾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来源于对“非我族类"的敌视，在粤非裔族群仍保留着自己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念，与国人的文化心理隔阂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美国花费上百年仍未能完美解决民族融合问题，而针对中国社会短时间内解决这一矛盾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到底应当怎样看待非裔人群，怎样尽量缓解矛盾?

绫莉 | 我觉得非裔人群使广州更多元，非裔人在粤常住居民的占比仍是很低的，我不认为一定存在什么不能被化解的矛盾。

陈可沂 |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些敌视很多都源自于对在粤非洲裔人群的偏见和刻板印象。首先，我们有没有主动的摆出一个姿态，做好准备说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等问题来临了，有矛盾了我们才去解决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先搞清楚在粤非洲裔这个群体。他们不是一群完全一样的人，他们来自什么国家？有怎样的文化？信仰怎样的宗教？是什么样的人来广州？来广州做什么？他们的教育背景怎样？是否会在这里成立家庭？如果我们都不能了解这些，或者说公众没有一个主动的意识去了解，就没有途径说跟他们接触，然后去理解，自然也不会有信任。

杨晨 | 首先，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可以瓦解，改变的。按照后现代的一些理论，民族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的产物，因此是文化的而非生物的，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因此，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所谓的“非我族类”本身就成了句空话。

陈可沂 | 我觉得民族是有生物特性在里面的。生物基因会随着外在的环境和文化一起‘协同进化’，只是说这些特性的边界很多时候是模糊的。

杨晨 | 就算我们接受存在民族这个事实的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是所谓的竞争和冲突。在广州出现的歧视，实际上是全国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反应，原因主要在于地区的开放程度不够，就算没有种族歧视，也会有地域歧视。很多从生物上去寻找的证据，实际上是一种从结果的倒推。

陈可沂 | 或许我们要从生物和文化的两个角度来看民族特性。我们对非洲裔人群的偏见跟历史文化也有很大关系。他们被殖民、被奴役、被贩卖。而一开始面对外国人的这种恐惧，历史上都有比如日本的黑船来航，可能是群体活动的趋同性，人们很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得到稳定和认同的感觉。

唐翰林 | 我觉得也许还有部分对于非裔人群包括教育水平，行为素质等的排斥，毕竟犯罪率高这种类似问题是这次事件很多人攻击他们的理由，然后就是这次的殴打护士抗检。

杨晨 | 关于行为素质和犯罪率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没有哪个种族基因里就有犯罪的因子，这些数据实际上反应的是这些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较差，收入水平较低。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对于黑人的stereotype实际上反作用于这种人群的身上，他们被动地接受了这些刻板印象，或故意或无意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种印象。这在cognitive science上有个理论，self-schema theory。

lan Chan kk | 但本來視覺上就已經有一個隔閡了，stereotype很多時候在加深這個隔閡。

杨晨 | 这也是很多人支持的一种理论框架的核心，即肤色导致种族间的隔阂永远存在。最出名的就是James Arthur Baldwin。

政府在国际文化交融中承担何种角色？

一定程度上说，政府支持非裔人群来华甚至采取优待政策，部分原因是为了塑造注重人权的国际形象，亦有国际政治格局的考量及政策总方针的要求，而与本国人民利益产生矛盾也是难以避免的，民众对于政府的期待是怎样的？如何平衡两者之间关系?

陈可沂 | 我想最基本的是平等，外国人来到中国也要遵守法律，有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绫莉 | 我觉得民众最关心自己的就业、工作，一些人可能会认为非裔人会抢走自己的饭碗。但我相信中非贸易往来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不少就业机会。

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会全球性泛滥？

在全球化的时代，疫情的发生鼓励各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而政客将疫情政治化的做法又催生了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如何看移民？他们的处境将会如何？

杨晨 | 我担忧的是这一轮全球化的趋势可能要逆转了，这不仅是兴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而且还有这次疫情会让各国更加重视本国的经济自足，减少对外依存。具体到移民上，我觉得肯定会因此而萎缩，移民的处境可令人担忧。但并不会完全取消，尤其是在高端人才引进上。

陈可沂 | 因为疫情的原因，国际间或者国内的流动受到了种种限制。也就是人在物理空间的流动是减少了。那么疫情之后，这种物理空间的移动会不会被代替，还是说全球化进程要倒退。通过疫情，各个国家的法律先是限制了人员流动，也意识到要在本土建立起完备的生产链以应对突发危机，全球化进程已经在减缓了。

“理性”在社交媒体情绪膨胀中的作用是什么？

社交媒体给了更多人自由发声的机会，也对集体情绪发酵有催化作用，导致某些个别事件上升为“公众意见”，涉及到民族认同的观点很容易引起共鸣，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陈可沂 |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互联网对公众意见的选择性，标题、标签、热搜，新闻总是有要吸引流量的趋势。媒体能否代表多数人的声音，我觉得里面是有偏误的。

绫莉 | 我相信主流媒体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不认同对方观点的权利，我觉得理性就是做好自己对他人、媒体观点的价值判断。

杨晨 | 我能说其实新闻媒体有一定的引导性吗？从突然出现的外国人永居条例征询意见到这次广州的黑人，时间隔了很短，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调动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个人角度出发，在时代喧嚣面前做到不盲从，不轻信，不独断专行，这要求人们的不仅要有理性，还要有同理心，compassion，知识储备的多样性，还有对于权威和大众的质疑精神。

陈可沂 | 是的，新闻媒体会为了流量引导舆论。我们的理性一个是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问问为什么吧，不要只停留在现象上。

族群文化认同是人类社会自有跨民族交流起就存在的心理怪圈,也是全球化文化交融背景下每个民族国家要面对的既定事实,到底是接纳与改变,或是拒绝与恐慌,世界各国需要做出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而数日前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一事更让我们意识到谨慎对待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如何处理外来族群问题,在如今波诡云谲暗流涌动的国际形势下,尤其有着重要的思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