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 江雪：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
野兽按：2019年2月26日在我的简书上转载过一篇江雪的专访《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几秒钟这篇文章就被简书给河蟹了。但从此我也记住了江雪，在网络上搜索过一些她的文章来阅读。后来在朋友圈里分享她的文章时，有个朋友告诉我江雪是她的前同事，原来是《华商报》的首席记者。今天 晚上在听matters系列讲座的第二期，郭晶的分享时，听一位matty提到今天端传媒发表的江雪文章相当好，于是立马找来阅读。并分享给诸位墙内的朋友们。
专访 | 江雪：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采 | 王伊文 徐畅
编 | 张颖钰
编者按
这是一篇投稿。
江雪，原《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现为独立媒体人。代表作包括黄碟事件报道、“星火案”系列访谈、中国律师系列访谈等。
二十年前，出身法律专业的江雪想做关乎公共利益的工作。因偶然看到一句“我的透明的华商报”，她转行做了新闻，“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
回忆起自己的记者生涯，江雪认为2003年具有启蒙意义。刚入行时，她对业务的理解还是“信息采集员”， 2003年的孙志刚案报道、SARS报道、“黄碟事件”报道重塑了她的认知，“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
2015年，江雪脱离机构，成为一名独立记录者。她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记录宏大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在她看来，记者不仅是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你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Q：你本科是学法律的，为什么后来去了《华商报》工作？
A：我毕业后本来是在国有企业做法务，当时我父亲希望我回到家乡，做一些更安稳的工作，但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跟公共利益有关联的。那时候不得已去做法务，但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
我想着不行就读一个中文研究生，因为喜欢写作，上大学之前就想读文学。读研究生需要报名嘛，我骑自行车路过，正好看到报社在招人。那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做了一个街边广告，放在大的玻璃里面，叫“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我第一次意识到，噢，报纸可以是透明的。96年、97年那时，市场化媒体都在发展，他们都有这种意识，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那时候我对媒体的功能都没有什么认知，反正知道报纸上肯定可以写作啦，然后就去应聘，很顺利地就去那了。
Q：你不是科班出身的，当时转做媒体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A：我倒觉得做记者不需要科班出身，学法律还挺好。其实我后来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做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还是问题意识。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多问题意识，只是记录事件和现场。但是慢慢地，当你想做一个好记者的时候，就要有问题意识。重要的是你在一个领域要建构起大体的框架。
我最开始是在社会新闻部，这种其实是最锻炼记者的，因为你要跑很多突发新闻的现场，这个过程也会锻炼写作，你要写消息，还要满足新闻五个w的要素。
Q：那时报纸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A：这要讲到1990年代的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一批报纸应运而生，发展到2000年，各地都有一份比较强势的都市报。国家不给它们拨款，报纸要自己养活自己，必须要有公信力，才会换来广告，换来订户。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这样市场化的媒体发展起来，我所在的这份报纸是其中之一。
《华商报》很快成为当地最强势的报纸，一直占据后来十多年的市场。当时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提供真实的新闻与信息，把普通人生活中的问题放在重点位置。
那时候的报纸都有跟读者互动，每一家报纸都设置热线电话，读者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线索一经采用都有奖励，一条新闻线索最少奖励五十块钱，在当时还是比较多的嘛。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还有千元奖励。
所以我所在的报纸，大概一年多就发行到了四五十万的份额，成几何倍数增长。那一拨市场化媒体都有野蛮生长的经历，因为公众还是有信息的需求，只不过以前没有载体或管道，这种报纸出来以后很快形成比较暴利的盈利模式。有了钱以后他们慢慢建立记者队伍，也会投入到深度报道等给他们增加公信力的形式。
“记者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
Q：你之前说记者就是“信息采集员”，后来你对记者的职业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刚开始做记者，其实就是信息的采集员，但是天天去做信息的采集员，你会不满足嘛。见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背后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个启蒙的过程。2003年对很多在今天还关注公民社会的人都是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比如说孙志刚事件的报道、SARS报道等等。
那时候我做了“黄碟事件”的报道，我是学法律的，我就从中发现公权和私权边界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警察权被滥用，警察权代表公权，个人权利其实是私权。从法学的高度就是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要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要通过行政、立法相关的程序。对私权来说，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我做的就有权利去做。
Q：说到“黄碟事件”，你后来做了《死囚枪决前4分钟 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枪下救人》，这也是一篇和法律有关的报道。
A：这个事件也是有意义的，它涉及到死刑，后来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权有一个收回最高法院的过程，最初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后来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专门写过《中国死刑检讨》，就是用我那个案例做分析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早期的跟法律相关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社会意义。它可能不是什么很成熟的新闻作品，也很粗糙，但还是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那是一个草莽的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是带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做记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角色，想让你的报道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会老被自己感动啊，认为自己做的事还蛮有意义的。那个阶段慢慢过去之后会冷静下来，有了问题的意识，你会更成熟一点。
Q：2008年汶川地震时你也去了灾区采访，做灾难报道和平时的常规操作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A：我是五月十七号去的。那个灾难太大了，十七号很多地方救援还是没有结束，还在找幸存者。我当时先到了青川、绵阳，然后又到了映秀那边。后来也有同行借这个机会，来写中国媒体记者应对灾难报道经验的缺乏，那么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人也是懵的。你到现场会发现到处都惨不忍睹，有的记者就直接说受不了，不能再做采访，会觉得你在采访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志愿者的点，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上百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过去，这也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部分。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了很多个这样的场景，每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帮着分发物资。
2014年鲁甸地震我也去了，发现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安营扎寨在一个大院子里，会有为大家共同服务的NGO在现场工作。
有云南的公益人说，鲁甸地震的很多志愿者机构都是汶川地震之后成立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志愿者都是自发的，很多人都是在飞机上发现彼此，大家比较随机地搭配。但鲁甸地震的时候，他们去之前就形成组织了，他们会在网上联络，彼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志愿者的系统。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帮助我们把群体连接起来，然后进行社会事务的建设。
Q：这些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A：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一个采集信息的人。你会慢慢地、隐约地感觉到，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这个国家在进步，媒体人在中间扮演角色。作为一个记者，如果努力的话，你也可以发挥你的作用。那个时候慢慢会有一种自觉感，会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做这种事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转做独立记录者：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Q：2015年你离开机构媒体，转做独立记录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会有什么顾虑吗？
A：其实当时我想着最多三年为期。我之前做媒体有点积蓄，其实也没有多少，只不过是说没有经费的支持，能暂时过渡一段时间。作为独立记录者，跟读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话，还是会有读者愿意去为你打赏，支持你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独立记录者，来自民间，接受民间的支持是正常的。
Q：你的这种独立意识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
A：可能有很小的影响。当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之后，我比较向往自由，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就要去实践，我就会把它作为一个我的生活方式来实行，我可以让自己活得尽量像一个自由的人。
Q：如果受访者因为你不是机构媒体记者而对您缺乏信任，如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呢？
A：他们知道之前我写的一些东西，会对我有信任。他们知道我是关注他们这个故事，我也会写得很有人情，会有“人”，会尽量去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你之前写的东西都会成为你形象的一部分。
Q：成为独立记者前，做报道更关注事件本身？
A：之前还是关注故事本身，后来更多还是从故事的角度去讲。很多故事我还是从人物来切入，都是叙述人的。我觉得和大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比起来，人的故事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能够引起人的共鸣。
Q：你写的《九一五西安之痛》，讲了重伤者李建利的故事，中间有很多他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怎么获取的？
A：主要就是跟他聊，他给我拿来一些照片，从中也可以推理出一些信息。因为细节就是作为一个有心人会去追问的。比如说我记得他弟弟说：“前几天有人要给我一个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敢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帮人会冲进家里，说我用日本的一个什么东西。”
Q：您还关注了一些民间艺术家，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群体？
A：这些其实是他们有一帮艺术家到西安去折腾，有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在西安美术馆去看片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艺术家告诉我，他的作品并不是拍了这个片子，而是这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第一次来到美术馆，实现了一次聚集。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公共空间没有发挥它的公共作用，艺术家为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并把他们聚集到公共空间去记录，艺术家认为他作品最大的价值在这里。
我觉得这打破了我们观察的一些思维障碍，他会拐个弯，留一点东西在那里。艺术家们成了一个事实的挖掘者，但他们的方式会很含蓄，我觉得艺术的方式也可以是成为一种补充，在今天，各种领域方式方法的探索都挺可贵的，能够引导对公共领域的关注都挺重要的。
Q：看你三年来的新年献词，感觉你并不乐观？
A：我倒不觉得，我每次都是在悲观中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柔弱的生命的东西，慢慢它会长得像小草一样，不死的话它会长大。因为我觉得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做你当下该做的事。
Q：如果要做一个独立记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
A：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丰富的非独立记者时候的经验：要有人脉，便于你找到你想要找的一些人；你要积累一定的口碑，别人会对你比较信任。比如说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可能我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写作者，但同行也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事实上我在转发朋友圈、转发消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核查，这些东西是长期的积累，会让别人对你多一些信任吧。
直面最重要的问题
Q：你之前提到，新闻学院的教育其实是与现实脱节的，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
A：我有一次到到高校跟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在讨论“异地监督”的问题，他们说异地监督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其实哪有什么异地监督啊，媒体的报道也许只在本地发行，但当这个事件形成全国的影响的时候，读者也会关注外地事件，这里面也是有公共利益在的。
但那一次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可能学院想当然地认为异地监督是不同省份权力之间的一种斗争。
新闻学院往往停留在概念，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报道出来，而新闻学院还在讨论得失的问题。当然不能说不讨论得失，只是当生产出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的时候，你应该讨论的问题的本质，但他会去从一些细枝末节追问，这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Q：谈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问题，前不久，公众号“呦呦鹿鸣”发布了《甘柴劣火》一文，这篇文章使用的“综述”写稿方式引起争议，学界和业界都有讨论，不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A：我觉得还是有洗稿的嫌疑，不管怎么样，你没有获得第一手采集的信息，你没有经过足够清晰地标注。当然他现在也迎合了网络阅读的口味，但是在这一篇文章引用的大量事实都是来自人家第一手的调查。如果援引得当的话，不至于被指责说有洗稿的嫌疑。
Q：这次争议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传统的调查报道比较严谨，但可能在可读性上有所欠缺，这种矛盾怎么调和？
A:我不认为调查报道要写成“爆款”那样。调查报道还是要经过传统流程，信息核查，克制叙述，注定没法跟现在的新闻阅读习惯下那些爆款文章相比。搞成那样其实会损害调查报道的严肃性，对真正想获取信息的人，会影响他对信息的信任度，影响媒体的公信力。调查报道不会刻意迎合读者，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众是喜欢那种加一些调侃式的，或者网络语言等等的东西。
Q：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比较流行，这类新闻作品通常比较注重可读性，想问一下你对非虚构写作是怎么看的？
A: 现在非虚构写作把玩文字搞得很精致，会自我感觉很良好。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它的本质是你没有去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反正我没有那样对文字的迷恋。经过正统的新闻训练或者做调查报道出身的人其实不是很愿意做非虚构。现在很多人很迷恋非虚构写作那些东西，我觉得太矫情。之前《惊惶庞麦郎》那篇文章大家都很批评，它放大一些无意义的细节，带着一种恶意。你把一个小人物的那种尴尬的生活的情节放大，说他的头皮屑等等，有什么意义？那里面有很刻薄的东西，我不太喜欢那些东西。
Q:平常会看一些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吗?
A:其实是不太看的，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人写的特别好让我去看一下，看他的风格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有的人确实文字是很精致啊。文字好了也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光去求文字就没什么意思。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就关注真问题吧，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那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诚实一点，勇敢一点，直面这种最重要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非虚构写作是一把虚火，把它搞得很神秘很高大上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可能非虚构写作更愿意关注人性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面永恒存在，但这个时代的人性不一定就比别的时代黑暗很多。
（陈建佳、黄重重、边韵、江紫涵、沙莎对本文亦有贡献）
江雪：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
你说话是不自由的，发声是不自由的。却不知道，到了今天，悲伤和哀悼，也是不属于你自己的。
2020-04-05
1
这就清明了。在北方，雨夹杂着雪，暖气才停，乍暖还寒。夜里，在城市的十字街头，人们划地为圈，焚烧纸钱，用这种看起来粗陋的方式，与亡者交流，在火光中下跪，让一堆灰烬温暖地面，愿亡者在地下能过上富足平安的生活。 今春多事，眼泪落了无数，大多是为了武汉，为了那些没有见过面，但说起来就心痛的人与事。进了三月，因母亲生病，我从域外奔回，侥幸赶在封国之前，到了母亲病榻边伺候。连日来，闭目塞听，在疫情的紧张感尚未完全过去的小城，戴着口罩，奔走在医院和家之间。
突然就听说，清明设了国家哀悼日。4月4日，多巧，刚好就是那个满屏常见的删帖封号标志“404”。
听到这消息时，手边刚好有官媒一份，标题硕大，是“战疫直播”——《与世界共享中国方案》。还有更多的新闻，大抵都是“世界在抄中国作业”、西方国家如何陷入疫情的水深火热等等。而中国，俨然已是疫情控制的典范，先是大国担当，继而又是“大党担当”。而其实，距离2月6日李文亮医生离世，也就过去了两个月时间，人们的泪水没有任何冲决牢笼的迹象。如今，官方的庆功大会已是呼之欲出了。
李文亮医生去世，有知识分子呼吁设立2月6日这天为国家哀悼日。结果，那呼吁联署的信，在墙内的网络上，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而前两天看到消息，武汉殡仪馆外，领取亲人骨灰的人们，排起了长龙。人们沉默着，安静，一声不吭。那场面让很多人落泪。后来才知道，每个去领取亲人骨灰的人，要有两个政府的工作人员“陪同”。
接着又看到消息。河南女律师转帖“武汉殡仪馆排起长队”，获律协的处分。而至今，赴武汉去报导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都没有消息……
清明是祭奠的日子。其实，尸骨未寒的，不仅有这场人祸中的逝者，还有很多心灵，很多语言，很多悲伤，很多痛苦，很多反思，很多对真相的呼吁。那些表达的文字，在腾挪躲闪地侥幸于网络上面世后，被“404”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
那些在互联网上一闪而过的文字，你无法抓住它。它们被腰斩，被秒删。有时，一个帖子，看了一半，就发现再也打不开了。而那些因说话而被封号关黑屋的人，如被关在玻璃屋中，看得见玻璃屋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样窒息的感觉，我也曾体会过。
就这样，突然，到了4月4日，人们可以悲伤了，可以哀悼了。一位朋友在大学教书，学校要求，必须在4月4日这天哀悼，还要拍摄照片，上传到办公室。朋友的孩子上幼儿园，老师要求，家长陪孩子在家中哀悼，也要上传照片，“完成作业”。
这是人们无力说话的国度。你一直知道，你说话是不自由的，发声是不自由的。却不知道，到了今天，悲伤和哀悼，也是不属于你自己的。这种荒诞感，在今天，是如此真切。 更荒谬的是，因各种隐瞒和信息控制，导致疫情大范围爆发，并最终荼毒世界的，却成了“担当”、“抗疫”的典范，成了自诩的各国要抄的“作业”。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荒谬的笑话，谁能听懂？
“脏水洗身，浊杯赴宴。欲辩忘言，忘言欲辩。戏子与警察唱起诗篇。”宋冬野在《空港曲》中唱到，却是十分贴切。
2
上午十点，汽笛在医院的病房外响起了。我看向窗外，想起另一个国家哀悼日，那是12年前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
那一年，我和同事也去了四川采访。记得是在地震后的第七天，在青川的余震中，遇到了国家哀悼日。
我至今记得，那是在青川乡下的一个临时集中点。孩子们正在准备节目，要慰问来支援救灾的人。观众们还没到，孩子们在简陋的舞台上排练。其实，那时候，尸骨未寒，惊魂未定。青川县木鱼中学，倒塌的校舍，压住了数百个学生。400多孩子伤亡，被官方媒体承认的死难孩子，就有200多个。
国旗升起来了，孩子们在敬礼。那一刻，看到孩子们稚气的小脸，和脖子上的红领巾，我的眼泪决堤了。
“孩子，你向国旗敬礼，这国家，却没有为你提供一间安全的教室。”后来，我在记者手记中写下这句话，发表时，却遭删除了。
那一年，因报导校舍倒塌，有多家媒体遭到整肃。
2009年的512，我又去了四川，住在映秀镇的板房里。我目睹了当地电视台的一场晚会拍摄。和我们熟悉的很多场景一样，那次晚会，主题是“四川加油，中国加油”，却没有一句对死难者的悼念。我记得，在导演刻意营造出的热烈火光中，有一位怀孕了的母亲，静静地站立着，一句话都不说，仿佛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只是凝视着手上一家三口的照片。那上面，有她死去的孩子。
汶川地震的死难学生人数，终究没有统计出来，只有艺术家艾未未，契而不舍，一直统计着死难孩子的资料。他收集孩子们落在废墟中的书包，收集了5000多个。他一直在收集每一个死难孩子的姓名。我在映秀镇遇到过一个帮助他的志愿者。我提供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其中一个叫马冯艳。生前，这个孩子曾给校长写过一封信，说她看到教室的屋顶有裂缝，担心有质量问题。
川震死难学生的家长，10年来，始终在申诉。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我和几个朋友参与的一个“声音”写作项目，有一位年轻的写作者，专程去访问了成都的谭作人，写了《川震十年 “我们的娃娃”还在等待答案》，躲闪腾挪，终于发表。当然，在墙内最终躲不过删帖的命运。
12年了，又是一轮。那场川震中死难孩子的名字、人数、倒塌校舍的真相，以及追责，到今天，依然一片模糊。只知道，死难学生的家长，一直是当地的维稳对象。
很多年，我们就这样表达哀悼。遗忘真相，模糊真相，我们的哀悼，何以告慰那些再也无法说出话来的逝者？
真正的哀悼，是给出真相，让真相记挂在人们心头，让悲剧不要再次发生。这不应该是基本的常识吗？但宋冬野在《空港曲》中唱着，“信仰就是没有真相”。这是连哀歌也要曲折迂回的年代。
在一切真情流露都要被禁绝的年代，这哀悼是诚实的吗？
我拒绝这样的哀悼。
3
我想起李文亮医生死去的夜晚，我在异国他乡，泪流满面。我看见很多人，把头像换成了他，直到今天。那一晚，我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在哭泣。我在那晚写道：“今夜的泪水，能冲决1984的牢笼吗？” 记得李医生去世了，有人在北京的通惠河边，用身体在雪地里写出大字，“送别李文亮”。有很多人去那里悼念李医生。后来，雪融化了，但一切会了无印㡾吗？ 我想，真正的哀悼，是发生在人们心里的。
李文亮的最后一条微博，发表在2020年的2月1日。在他去世后，他停止更新的微博，却一直活着，活到今天。4月4日，在他微博下的留言，有好几百条。
有人说：谢谢你的勇敢。也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怀念医生李文亮？因为守护的盾牌成了受斥的靶子，受斥的警言成了先知的命运，先知的生命作为警言的证据。”
他的微博，成了互联网上的奇迹。每天，有无数的人去看他，去他的微博下倾诉。有年轻人，要相亲了，谈恋爱了，也去告诉他。有烦心事，也去告诉他。人们纪念他，告诉他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告诉他，自己要好好生活。
就这样，真正的哀悼，真实地活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之下。
真正的哀悼，不需要一个封号、删帖、打压一切批评声音的国家来安排。它自然地发生着。在人们的心里，在人们可以表达的一切地方。
今天，我哀悼逝者，并发誓永不忘怀。但我将永远拒绝加入那众声喧哗的、被安排的合唱。
江雪：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
你说话是不自由的，发声是不自由的。却不知道，到了今天，悲伤和哀悼，也是不属于你自己的。
2020-04-05
1
这就清明了。在北方，雨夹杂着雪，暖气才停，乍暖还寒。夜里，在城市的十字街头，人们划地为圈，焚烧纸钱，用这种看起来粗陋的方式，与亡者交流，在火光中下跪，让一堆灰烬温暖地面，愿亡者在地下能过上富足平安的生活。 今春多事，眼泪落了无数，大多是为了武汉，为了那些没有见过面，但说起来就心痛的人与事。进了三月，因母亲生病，我从域外奔回，侥幸赶在封国之前，到了母亲病榻边伺候。连日来，闭目塞听，在疫情的紧张感尚未完全过去的小城，戴着口罩，奔走在医院和家之间。
突然就听说，清明设了国家哀悼日。4月4日，多巧，刚好就是那个满屏常见的删帖封号标志“404”。
听到这消息时，手边刚好有官媒一份，标题硕大，是“战疫直播”——《与世界共享中国方案》。还有更多的新闻，大抵都是“世界在抄中国作业”、西方国家如何陷入疫情的水深火热等等。而中国，俨然已是疫情控制的典范，先是大国担当，继而又是“大党担当”。而其实，距离2月6日李文亮医生离世，也就过去了两个月时间，人们的泪水没有任何冲决牢笼的迹象。如今，官方的庆功大会已是呼之欲出了。
李文亮医生去世，有知识分子呼吁设立2月6日这天为国家哀悼日。结果，那呼吁联署的信，在墙内的网络上，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而前两天看到消息，武汉殡仪馆外，领取亲人骨灰的人们，排起了长龙。人们沉默着，安静，一声不吭。那场面让很多人落泪。后来才知道，每个去领取亲人骨灰的人，要有两个政府的工作人员“陪同”。
接着又看到消息。河南女律师转帖“武汉殡仪馆排起长队”，获律协的处分。而至今，赴武汉去报导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都没有消息……
清明是祭奠的日子。其实，尸骨未寒的，不仅有这场人祸中的逝者，还有很多心灵，很多语言，很多悲伤，很多痛苦，很多反思，很多对真相的呼吁。那些表达的文字，在腾挪躲闪地侥幸于网络上面世后，被“404”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
那些在互联网上一闪而过的文字，你无法抓住它。它们被腰斩，被秒删。有时，一个帖子，看了一半，就发现再也打不开了。而那些因说话而被封号关黑屋的人，如被关在玻璃屋中，看得见玻璃屋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样窒息的感觉，我也曾体会过。
就这样，突然，到了4月4日，人们可以悲伤了，可以哀悼了。一位朋友在大学教书，学校要求，必须在4月4日这天哀悼，还要拍摄照片，上传到办公室。朋友的孩子上幼儿园，老师要求，家长陪孩子在家中哀悼，也要上传照片，“完成作业”。
这是人们无力说话的国度。你一直知道，你说话是不自由的，发声是不自由的。却不知道，到了今天，悲伤和哀悼，也是不属于你自己的。这种荒诞感，在今天，是如此真切。 更荒谬的是，因各种隐瞒和信息控制，导致疫情大范围爆发，并最终荼毒世界的，却成了“担当”、“抗疫”的典范，成了自诩的各国要抄的“作业”。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荒谬的笑话，谁能听懂？
“脏水洗身，浊杯赴宴。欲辩忘言，忘言欲辩。戏子与警察唱起诗篇。”宋冬野在《空港曲》中唱到，却是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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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汽笛在医院的病房外响起了。我看向窗外，想起另一个国家哀悼日，那是12年前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
那一年，我和同事也去了四川采访。记得是在地震后的第七天，在青川的余震中，遇到了国家哀悼日。
我至今记得，那是在青川乡下的一个临时集中点。孩子们正在准备节目，要慰问来支援救灾的人。观众们还没到，孩子们在简陋的舞台上排练。其实，那时候，尸骨未寒，惊魂未定。青川县木鱼中学，倒塌的校舍，压住了数百个学生。400多孩子伤亡，被官方媒体承认的死难孩子，就有200多个。
国旗升起来了，孩子们在敬礼。那一刻，看到孩子们稚气的小脸，和脖子上的红领巾，我的眼泪决堤了。
“孩子，你向国旗敬礼，这国家，却没有为你提供一间安全的教室。”后来，我在记者手记中写下这句话，发表时，却遭删除了。
那一年，因报导校舍倒塌，有多家媒体遭到整肃。
2009年的512，我又去了四川，住在映秀镇的板房里。我目睹了当地电视台的一场晚会拍摄。和我们熟悉的很多场景一样，那次晚会，主题是“四川加油，中国加油”，却没有一句对死难者的悼念。我记得，在导演刻意营造出的热烈火光中，有一位怀孕了的母亲，静静地站立着，一句话都不说，仿佛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只是凝视着手上一家三口的照片。那上面，有她死去的孩子。
汶川地震的死难学生人数，终究没有统计出来，只有艺术家艾未未，契而不舍，一直统计着死难孩子的资料。他收集孩子们落在废墟中的书包，收集了5000多个。他一直在收集每一个死难孩子的姓名。我在映秀镇遇到过一个帮助他的志愿者。我提供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其中一个叫马冯艳。生前，这个孩子曾给校长写过一封信，说她看到教室的屋顶有裂缝，担心有质量问题。
川震死难学生的家长，10年来，始终在申诉。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我和几个朋友参与的一个“声音”写作项目，有一位年轻的写作者，专程去访问了成都的谭作人，写了《川震十年 “我们的娃娃”还在等待答案》，躲闪腾挪，终于发表。当然，在墙内最终躲不过删帖的命运。
12年了，又是一轮。那场川震中死难孩子的名字、人数、倒塌校舍的真相，以及追责，到今天，依然一片模糊。只知道，死难学生的家长，一直是当地的维稳对象。
很多年，我们就这样表达哀悼。遗忘真相，模糊真相，我们的哀悼，何以告慰那些再也无法说出话来的逝者？
真正的哀悼，是给出真相，让真相记挂在人们心头，让悲剧不要再次发生。这不应该是基本的常识吗？但宋冬野在《空港曲》中唱着，“信仰就是没有真相”。这是连哀歌也要曲折迂回的年代。
在一切真情流露都要被禁绝的年代，这哀悼是诚实的吗？
我拒绝这样的哀悼。
3
我想起李文亮医生死去的夜晚，我在异国他乡，泪流满面。我看见很多人，把头像换成了他，直到今天。那一晚，我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在哭泣。我在那晚写道：“今夜的泪水，能冲决1984的牢笼吗？” 记得李医生去世了，有人在北京的通惠河边，用身体在雪地里写出大字，“送别李文亮”。有很多人去那里悼念李医生。后来，雪融化了，但一切会了无印㡾吗？ 我想，真正的哀悼，是发生在人们心里的。
李文亮的最后一条微博，发表在2020年的2月1日。在他去世后，他停止更新的微博，却一直活着，活到今天。4月4日，在他微博下的留言，有好几百条。
有人说：谢谢你的勇敢。也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怀念医生李文亮？因为守护的盾牌成了受斥的靶子，受斥的警言成了先知的命运，先知的生命作为警言的证据。”
他的微博，成了互联网上的奇迹。每天，有无数的人去看他，去他的微博下倾诉。有年轻人，要相亲了，谈恋爱了，也去告诉他。有烦心事，也去告诉他。人们纪念他，告诉他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告诉他，自己要好好生活。
就这样，真正的哀悼，真实地活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之下。
真正的哀悼，不需要一个封号、删帖、打压一切批评声音的国家来安排。它自然地发生着。在人们的心里，在人们可以表达的一切地方。
今天，我哀悼逝者，并发誓永不忘怀。但我将永远拒绝加入那众声喧哗的、被安排的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