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強社會與弱國家》&《使民主運轉起來》
其實這兩本書我本不打算放在一起講的，但是我最近的讀書計劃也被台灣新爆發的疫情打亂了，只好勉強為之啦。畢竟Putnam的那本書最後也與Migdal做了一些對話。
Migdal的《強國家與弱社會》所關注的問題是，二戰後獨立的許多新興國家，其貌似強大的國家機器，為何難以實現其領導人所承諾的政策目標呢？Migdal回顧了殖民主義的影響，並以獅子山、以色列、埃及、墨西哥等國家為案例，以充分的資料詳細解釋了他的理論模型：
殖民統治和工業革命後世界經濟的擴張，打碎了殖民地原有的社會控制模式，但是卻並未將其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新體系，造成了一個社會控制碎片化的狀態。獨立後，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卻發現，一旦他們試圖建構一個有社會動員能力的國家機構，就會面臨生存政治的威脅：因為這樣的動員能力過於稀缺，這樣的國家機構反而威脅到了領導人自身的政治生存，而那些壟斷地方利益但卻碎片化的地方強人，雖然出於自利目的而妨礙社會動員，卻對國家領導人的直接威脅較小。最後國家領導人為了社會穩定，而不得不妥協放棄國家能力的建構。這又導致行政上，地方上政策的執行官僚、地方上的強人與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相互妥協，導致國家機器被地方上的強人俘獲，進一步強化了社會控制的碎片化，形成了所謂的“強社會與弱國家”。
這樣的理論似乎聽上去很抽象。Migdal用Harik所研究的埃及一個村莊作為案例來說明這種強人對國家機器的俘獲：“另一個富農家族科羅斯……作為村中最大的僱主，他們控制著村長的職位和村理事會、國家聯邦的分支機構，直到後來ASU（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二十人委員會……建立起一個聯合機構，包括健康診所、獸醫中心、職業技術中心、學校和托兒所。”由這種強者制定的分配原則經常使貧民遭受苦難，但他們受到這些強人的控制和影響顯然更加直接和有效。國家機器的地方執行官員往往只能和這些強人妥協與合作，當國家政策不符合這些強人利益的時候往往難以執行。這些強人的控制力量和興趣往往只限制在某個地方，他們不足以威脅國家領導人的政治生存，但卻足以威脅地方執行官員的政治生存。
Putnam不同意Migdal“強社會、弱國家”的論斷。他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1970年意大利地區自治改革實驗，以及此後近20年他所進行的大量相關調查、數據收集乃至測試實驗的基礎上。通過這些資料，他發現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的地區，在改革後的政府績效上存在十分明顯的差距，北方明顯優於南方。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差異呢？Putnam追溯1000年前的意大利歷史，當時意大利南方為諾曼人所建立的封建王朝，而北方卻是大量的自治共和制城市。因此南方形成了封建式的垂直庇護-附庸傳統（即“恩庇-侍從”，我在這裡尊重本書譯法），而北方則保存了公民之間橫向互助的共同體文化。後來南北方因戰爭、瘟疫等因素都經歷了繁榮和衰弱，但傳統卻保留了下來。北方的公民文化，孕育出更多的基於人與人之間橫向聯繫而形成的共同體組織，諸如互助會、合作社等等。而南方垂直的庇護-附庸關係，則演變成剝削壓迫、家族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
Putnam指出，在工業與後工業時代，人們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需要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廣泛的共同體觀念與信任感，即“社會資本”的累積，有利於產生有效的制度和規範，鼓勵人們相互合作，減少交易成本。互不信任與相互背叛，同樣也會強化反向的制度和規範，造成惡性循環與發展停滯。垂直式的庇護-附庸關係，雖然也能解決部分集體行動的問題，但效果終究有限。規範與實踐相結合，社會資本更高的地區，也能通過規範的建立和運作，進而累積更多的社會資本，形成“強者愈強”，最終造成意大利南北之間的巨大差異。
如果我們仔細檢視二者的理論，就會發現他們之間並無衝突。Migdal的理論，是立足於第三世界國家在二戰後（乃至當前）的社會狀況，其所指的地方上的強人，很接近於Putnam所說的垂直的庇護-附庸關係中的恩主。Migdal理論中最大的亮點，在我看來，是明確區分了國家和社會中不同行為者，以及他們的利益與互動過程上的不同，而不再將國家或社會看成某種同質性的存在。強人與貧民同為“社會”中的組成部分，可是當強人取代貧民與國家機器互動時，會對國家機器造成完全不同的影響。政治領導人、國家機構的領導人與地方上的政策執行者，雖然同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卻也需要為各自的政治生存而算計。Migdal所指的“強社會”，恰恰是碎片化下某種強大的垂直式的庇護-附庸關係。
Putnam所考察的意大利並非第三世界國家，但其內在的南北二元差異性也很獨特。Putnam的研究更側重於社會文化對政治制度運作效能的影響。如其所言，意大利的地區自治實驗，是將相同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不同的社會文化上，由此產生的差異驗證了社會文化對發展的強烈影響。由此，Putnam主張“強社會、強經濟、強國家”。然而也須看到，其所主張的“強社會”，是指“公民之間橫向聯繫所形成的社會關係”，與Midgal所指的“強社會”，雖然都屬於“社會”，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同樣，Migdal的論述中，雖然以以色列為例說明了“強國家”是如何建立的，卻過於執著在對社會控制建立的分析上，而忽略了社會文化與社會關係特質的影響，造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建立國家機器的結果上的差異。
兩本著作，皆為大師的經典之作，遠比新近的許多嘩眾取寵但學術價值有限的著作來得重要，強烈推薦必讀。我這裡所閱讀的《強社會與弱國家》2009年的簡中版，翻譯質量一般；《使民主運轉起來》2001年的簡中版是原編譯局的俞可平老師組織翻譯的叢書系列之一，品質還是有保障的。只是兩本著作後來都各自出了新的簡中譯本，相信質量應該會更好，強烈推薦大家購買收藏。對於不願花錢的朋友，這兩本書在網路上也有免費的電子書資源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