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可能性的藝術」

可以說，比較的視野本質上是一種俯瞰的視野，從「此時此地」抽離，來到多樣性的「上空」，從宏觀開始領略，然後慢慢聚焦到微觀，也就是從森林開始，慢慢聚焦到樹木。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麼具體的問題，在你腦海深處，始終有一種比例感，有一片隱隱約約的森林，它提醒著你，你所見到的衹是現象，而現象未必是真相。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質就是對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斷。

他説：「我們傾向於把我們生活的世界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已經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經很難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樣子。我們覺得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我們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變得更好，但是卻沒有意識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遠遠更糟。」或許，卡根的觀點過度悲觀 —— 「替代方案」未必是國際社會的叢林化，而衹是以現實主義替代福音主義。但是，指出個體的命運背後是國家、國家的命運背後是國際體系，而國際體系可能稍從即逝，卻是必要的提醒。畢竟，我們不希望，一千年、兩千年后，當人們回望我們這個時代時，會像偉大的歷史學家Edward Gibbon回望羅馬帝國時代那樣哀嘆：文明曾經如此輝煌，為何重新墜入黑暗?

如果我說中國的民工能夠影響阿富汗局勢你可能覺得莫名其妙，可是，中國的民工影響美國的藍領工人，美國的藍領工人影響美國的選舉，美國的選舉影響美國的中東政策，世界就是這樣普遍聯繫的，我們每個人都在發揮我們自己都渾然不覺的蝴蝶效應。

就拿勞工狀況來説，中國民工拼命幹活、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住十幾個人一間的宿舍、一年到頭回家一次、把孩子扔在農村做留守兒童......難道真的僅僅是因為他們特別熱愛勞動嗎？還是因為在資方面前，他們太弱勢，沒有談判能力？而這種權力不對稱是否公正、是否值得效仿？

其實，這種「防禦性文化民族主義」，這種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歸和想象，過去100多年來，有誰比我們中國人更熟悉？所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全球化給人類帶來了繁榮、帶來了發展，但也給所有的民族帶來了文明認同的危機，在這一點上，無論中西。人類真的終於是個「命運共同體」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並不是什麼意外，它衹是又重複了一遍常見的歷史而已。娜拉出走之後，未必就獲得了解放，很有可能她衹是進入了一個更不幸的婚姻而已。

衹要一個社會存在著階級之分、存在著觀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著萬眾一心的「人民」。一個社會的自然狀態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鬧的。如果你覺得「萬眾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為你不是那10,001個聲音。

對於民主運行來說，這個「共同的底線」是什麼？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勝利者保持寬容，失敗者保持耐心。

所以政治是什麼？回到我們這門課的標題 —— 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在這裡，關鍵詞是「藝術」，從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藝術」。從這個角度來說，曼德拉、德克勒克這樣的人，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僅僅是政客或者官僚。他們頭頂一堆盤子，腳踩滑輪，小心翼翼地去穿越一條細細的鋼絲。當然，轉型的軟著陸不可能只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寬容和耐心。有一句話我印象深刻，我想它是對的，它說：自由從不降臨於人類，人類必須上昇至其高度。

不管是什麼制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永恆的道理。民主沒有那麼神奇，甚至，它也不應該那麼神奇，因為如果有一個制度按鈕按下去可以一勞永逸，那真是對人性之複雜以及複雜之美的蔑視。

印度花了幾十年時間來實現這個轉向，這個速度令很多人失望。不過，慢，或許就是民主制的特點，因為它依靠試錯而不是強制來實現進步，而試錯需要時間。根本而言，試錯依靠人心之變來實現變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間180度轉彎。相比之下，威權政體的特點則是快，它的好處和壞處都立竿見影，因為它靠自上而下的動員來實現目標，衹要統治集團下定了決心，整個社會就會破斧成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個方向，所有的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它的結果往往要麼是大治，要麼是大亂。
當然，「政體有限論」不等於「政體無用論」，它的用處就在於給我們提供一個選擇：我們希望用什麼樣的方式實現社會進步？我們願意把命運交給誰？很多時候，社會和政府同樣不可信任，「表親的專制」和政府的專制同樣殘酷，但是，區別在於。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有機會去改變社會，而當權力被壟斷，我們卻很難改變政府。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個政治強人的鐵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會群體，不論民族、教派、階層、黨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艱難地學習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記得2020年6月有幾天，北京的新發地市場發現了100多例新冠患者，當時北京立刻嚴陣以待，出動大批武警封鎖新發地市場，全城鋪開核酸檢測，學校重新停課，很多商業機構也重新停業。有個小細節我印象很深。當時有個網民，説他收到政府部門的一條短信，內容是他最近去過新發地，讓他立刻去接受檢測。他開始還納悶，我最近沒有去過新發地市場啊。後來猛然想起來，那段時間有一次，他曾經以時速80邁的速度路過新發地附近的京開高速，但就是這樣，還是被「發現」了。

美國的「反國家主義」傳統，哪怕在西方世界，其程度也是非常獨特的。去年的新冠疫情，很多人對美國的疫情防控能力之低下感到震驚。固然，Trump政府的無能和反智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其實，放在美國「反國家主義」傳統下，這一點或許又不是那麼難以理解。畢竟，美國這個國家的優勢從來不是國家能力，而是個體創造性和社會活力，是喬布斯和馬斯克，是愛迪生和邁克爾·傑克遜。碰到需要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候，除非是極大的危機來臨，它往往團结不起來，經常是特別遲緩和笨拙，不同層級和部門之間打來打去、互相拆台。可以說，美國這個國家，由於對國家權力的極度警覺，導致了一種「制度化的混亂」。

《1987》裡面有一段對話，一個女孩勸她所暗戀的男大學生不要去參加遊行。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白日夢了，醒醒吧。那個大學生説：「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說，一語道破了啓蒙觀念的真正起源。那個小女孩當然說不過他，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會想到1000個理由去反駁他：你沒想到民主運行的經濟條件嗎？你沒想過轉型後的裂痕動員嗎？你沒想過革命的時機和策略嗎？你沒想過國家能力和社會權力的平衡嗎？ ......但是，到最後，我發現，這種源於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種令人敬畏的天真。你會發現，當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澱、所有理論的波濤平息、所有流行的趨勢過去，最終，這種無與倫比的天真還是會從水底浮現。它熠熠的光芒，還是會誘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什麼是「民主文化」？我們通常認為，越熱衷於政治參與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這本書認為，實際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參與精神、服從意識以及政治冷淡這三種東西之間的混合體。換句話說，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種純粹的「參與文化」，而是一種「混合文化」。
為什麼參與和服從、熱情和冷淡之間的混合對於民主運轉非常重要？因為參與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動員，而服從意識則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熱情形成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一定的政治冷感則給過熱的政治氛圍降溫。
其實，觀察相對成熟的民主政治，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國家，其民眾不但政治參與意識很強，他們的規則意識、政治邊界也相對較強，而後面這兩個元素常常被忽略。以英國而言，2016的退歐公投，幾乎是恰好一半人支持退歐，一半人反對退歐，雙方可以說是勢均力敵、水火不容，但是，當公投結果出來後，哪怕退歐派的優勢非常微弱（51.9%比48.1%），留歐派是否訴諸了無窮的政治運動去推翻這個結果、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並沒有。哪怕後來一度有民調顯示，一部分「退歐派」其實後悔了，導致雙方比例有所反轉，但是公投結果就是公投結果，不能隨便取消和抵賴。

面對惡的蔓延，面對高壓，面對誘惑，尤其是面對那種不容置疑的政治話語，一旦你了解人之為人的脆弱，一旦你認出自己在極權主義當中的倒影，作為個體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聽聽不到的，去尋找更大的圖景，就不僅僅是一種興趣，而是一種義務。

前兩年美國有本暢銷書叫《Hillbilly Elegy》，是一個貧困單親家庭長大的白人男孩寫的回憶錄。裡面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就是他對父親角色的渴望。他母親不但吸毒酗酒，而且不停換男朋友，每次他和某個臨時爸爸剛剛建立感情，他很快就消失了，以至於後來，他變得恐懼和對方培養情感紐帶，因為知道很快又會失去。

真正的政治變革不可能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動，它必須同時自下而上地生長。在人們學會寬容、學會耐心、學會同情性理解、學會從各種集體主義的輪椅中站起來邁出個體的步伐之前，沒有什麼政治可以成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給每個人一張船票，但是它無法也不應該把每個人帶到他的目的地。

所有這些文明的成果都讓我敬畏，但是，轉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洩氣了：雖然人類已經能夠上天入地、呼風喚雨，但仍然會為能不能退出一個宗教打得頭破血流，為一句刺耳的言論付出沈重代價，為一句口號淪為無法退出的實驗品，為一場選舉而反目為仇。同一個物種，居然會同時如此智慧和愚蠢、偉大和狹隘、勇敢和懦弱。
不過，另一些時候，我又覺得，沒有常識未必是一件壞事。為什麼？因為如果知識是確切的，專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識的不確定性，讓我們需要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情境中不斷重返基本的道德問題和歷史經驗，用我們自己的頭腦思考，並以這種思考成就人之為人的尊嚴。
如果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是在建造一座層層累加的高塔，社會科學的知識則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頭，推上去，掉下來，再推上去，再掉下來。或許有人認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種徒勞，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許正是對自由落體的抵抗。政治複雜到令人絕望，但也正是這種複雜，讓思考充滿樂趣，讓自由成為必要，讓未來湧現無窮無盡的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