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女人》：在2000年想象革新式女性生存方式

继《女太监》之后看了杰梅茵·格里尔的第二本书《完整的女人》，真的是很想说，不管格里尔写什么，她本身的写作方式就非常幽默，骂人直中靶心，因此更加幽默，可以想见就算她不写女权相关的书我也会非常爱读！

首先摘抄题献：

我谨以敬意和爱将此书献给弗洛，她教我学会了街头传说并以精神食粮养育了我，她所见所闻比我多，懂的知识也比我多，那些最需要听她说话的人却骂她是疯子，好像她讲的话都很好笑，尽管她手拿甜饮料在大街上乞讨，但严酷的事实一经弗洛的睿智点化，就变得好懂易记了。

献给贝丝，她的生活是典型的爱情和工作，她的创造力和专业技能尽管不为当局重视，因为当局现在仍然只对纪念碑、独立式的一成不变的固体材料感兴趣，但现在已经得到成千上万人的认可，因为她工作的材料是有生命的材料，是时光、大地、空气和水，贝丝有着一颗坚强的心和一双劳作不息的手。

献给珍妮特，她忍受着各种各样来自职业方面不如她有天才的男人的侮辱和轻慢，尽管她不时以令人难以忘却的方式埋怨他们，但她依然继续做她得心应手的事情，生活着，工作着，学习着，大笑着，永远潇洒，从无歉意。

献给米丽亚姆，她生来就没有一点芭比女娃的气质，也从不因贫困而担忧，因此而成为真正的妇女、一群出类拔萃的女性化身，永远古怪，永远逗人，她向我们大家表明，那些死不悔改的“分子”的另类方式，要比那些东施效颦者所梦想的丰富得多。

献给比阿特丽斯，她越活越美丽，她的幸福就是关心他人的幸福，她依然保存着她年轻时的信仰和她对社会公正的热爱，她不畏各种时髦“主义”的嘲弄，好像她从来都不怀疑，哪怕最墨守成规的人最终也会相信轻柔而坚定的规劝，从而从他们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本来摘这一段只是想说，格里尔写得非常好，算是对“不管她写什么我都爱看”的佐证，但是打着打着我就思绪纷飞。

已经不记得多少次，看见挂着“这些男作家也太会写女性了吧”的文字内容出现，点进去一看，救救我啊，阴道乳房上床没完没了，好不容易碰见个不写这些的男的，写的那叫一个令人恶心，感觉他不是夸女性皮肤好，而是在夸自己天生丽质。写女性写得好，到头来荣誉都归男性，why？在夸赞人的这类表达上，我觉得陷入爱情的女性把男性伴侣夸得地上无天上有的水平足够吊打以贬低羞辱女性为乐的男性表达。男的呢，终其一生，能不能理解女性的思维和情绪，一开口就贱内我女朋友的，太老土了。

最近我听过最老土的一句发言是，“只要男的有钱，什么女的娶不到。”其实我比较相信这是绝大多数当代男性的想法，有的说了，有的不说，意思都一样。说了的就是大部分生活在现代但不是现代人的男性，没直接说这句话的人，就是格里尔讲的“男权的自由主义文化”，有一点知识，但不多，不需要仔细辨别，都可以读出他们“我不太同意”背后的意味：女的，瞎搞，懂什么。

我读过的写女性写得很好的表达，无一不出自女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出现非常重要，当我们去形容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时，《那不勒斯四部曲》提供了一个无需多言的范式，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范式都是不存在的。

再诚恳一些讲，有些真正写得好的男作家也很好地表达了对女性的夸赞，但是那种夸赞，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出的评价，意思是，女性的女性性不见了。我一直觉得，去性别化/一个大写的人的表达，是最值得追求的，在我的评价中也是最好的。但我同时一直很挣扎和不知道答案的是，摒弃了女性性的表达就是最好的吗？格里尔讲，“如果你相信，我是相信的，要做女权主义者，就要明白，在你成为任何种族，任何国籍，任何宗教，任何党派或任何家庭成员之前，首先你是女人，那你就必须关注因西方霸权的直接后果而造成世界上大多数女性威信和经济力量崩溃的现象。”虽然这段话强调的并不是女性性，但我看了以后就会再次思考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如果要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到底该如何处理去性别化的表达和女性性的表达。

在“肉体”部分，格里尔列举了女性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化妆、隆胸、穿刺、减肥、堕胎、自虐……我认为格里尔讲得非常好的部分是，当女性认为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亟需调整和改造，当医学界不断把检查妇科疾病的义务加在女性头上，女性真正要问的是，这些问题真的存在吗？之前非常火的HPV疫苗，宣传铺天盖地，上网的女性看到后都觉得得去接种，但男权文化绝不会讲的是，为什么宫颈癌会发生。再比如争取堕胎权，问题其实在于，为什么避孕的责任统统都是女性承担？为什么女性愉悦几乎不来自纳入式的真相从不被允许获取？事实上，如果性交的方式不是纳入式，女性需要恐惧和担心的事情将会大大减少。格里尔问，如果女性明白了以上真相，她能够提出并践行的可能性有多大？有多少亲密关系还会继续存在？

很多女性了解女权思想后，从使用化妆品到不使用化妆品，从拥有子宫到摘除子宫，从拥有月经到阻止月经到来，从生孩子到不生孩子。格里尔有一句话讲，“如果你对舔自己经血一事仍有障碍，那你离成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还有很远的距离。”我在看这本书之前的想法其实就是完全禁止，从做一件事到不做一件事，但我认为格里尔很有效地提醒了我：什么是女性真正想做和需要捍卫的事？如果女性因为觉得生育功能在父权制度下是一项使女性备受剥削的能力从而选择摘除子宫，女性反对的究竟是父权还是自身的女性特征？厌女，不仅表现在父权对女性的规训，同时表现在女性对女性性的摒弃。

在做家务这件事上，格里尔提到，远古时期的男性外出打猎，女性则做采摘一类的活。在人们的认知里，外出打猎似乎才是养活一整族人的方式，但不是，打猎所获得的猎物仅仅是节庆之时的彩头，采摘野果才是真正养活一整族人的方式。《乐园之丘》也从神话和传说的角度出发，讲述了男性是怎样在漫长的父权历史中，把女性孕育生命创造家庭的能力移花接木到男性身上，从而篡改了整套历史叙事。最早时期的神都是母神，她身上的雕塑特征意味着创造生命的神话，但男性把这样的特征移花接木到男性雕塑身上，并最终抛弃了女性形象。从这样的结果出发，父权说什么，说女性有penis嫉妒，但还原历史过程之后，真正嫉妒且改写生命历程的是男性也就一目了然了吧。

格里尔提出，如果做母亲意味着剥削，真正的道路不在于不做母亲，而是把母亲变为一种职业，获取相当程度的报酬。女性易于适应环境的能力常被批评为“没有主见的表现”，但这种能力意味着，未来只能由女性创造。女性还常被指责“多愁善感，歇斯底里”。“为了颠覆这个过程，我们不仅需要主张忧伤是对令人痛苦的环境的一种合适的反应，而且还要强调忧伤是女人构成及其对事物反应的一个部分。女人忍受痛苦的能力比男人强。我们能够忍受痛苦而不沉溺于自我怜悯和怨恨的狂欢之中，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在一个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不公正的被毒化的世界里，忧伤可能会尊严化和理性化。如果暴君国家的女人都不为这些国家所犯的罪行而感到忧伤，那谁会去忧伤呢？我们不解放忧伤，就不可能得到享受幸福的权利，不意识到我们要失去这个世界，就不可能热爱这个世界。

我们的感情力量是女人身上最令男人气馁的一种东西。他们大骂我们热情洋溢，歇斯底里，变化无常，多愁善感，邋里邋遢。我们哭泣时，他们指望我们道歉，哪怕我们是因为一个孩子的死去而哭泣。当泪水流出来时，你被说成是‘崩溃了’，好像你的个性融化了一样。不到一百年前，当一个女人哭泣时，其她的女人也会跟着她哭。而现在，让人看见哭泣比让人看见一丝不挂还要难堪。你得躲在隐私的地方哭，在厕所里，汽车里，公园里，电影院里。尽管我们爱悲伤的恶习很隐私，但它有着自己的传统。昆庭·克利斯普说过一句怪话，说伟大的电影时代最成功的电影都是为心碎的中年女人拍摄的。于是，成百万中年女性都去看这些电影，一遍又一遍地去看，很可能她们的心都碎了。如果她们的心没有过于充溢，那为什么女人都爱看忧伤片，为什么她们好好哭过一场之后感觉就会好些？女人从泪水中寻求释放，男人则从手淫中寻求解脱，这个区别也许应该引起重视。

女人仿佛靠着吃摒弃的食物而成长为情感的运动员。只要她们严肃对待这种摒弃，并继续以尖叫声表达她们的凄凉感情，她们就不会被摒弃压倒。拒绝克服这种感情是女人的复仇。当伊丽莎白·司马特写下她的超级搞哭片《在中心火车站我坐下来哭泣》时，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意义远远超过那个背叛了她的男人的人。这个英勇的忧伤者开门见山地说，‘你不像我爱你那样爱我’，跟着又说，‘你从前也不像我爱你那样爱我’，最后她说，‘你永远也不可能像我爱你那样爱我’。男性至上主义者发表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你说得相当对。如果我也像你爱我那样爱你，那就太疯狂了。继续吃药吧。’

不能贬低或强词夺理地解释妇女忧伤的理由，这个理由也不因经济和社会环境零敲碎打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女人的忧伤来自她的没有权力。她的没有权力使她很容易受到一系列无休无止的不幸的压力。她每日从一千个来源得知，她的义务就是要吸引人，也就是说，让人感到有吸引力，而那些人的反应她又无法支配。她希望能做个好人，做个好女孩就够了，她却发现这还不够。她工作努力，在学校成绩很好，获得了聪明的美誉，只有老师才喜欢她。她确信，根据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的那些标准和滞定型，她长得不美。即便她长得美，她的美也不会持久。如果她在吸引人方面有一定成功，年老色衰的时候，她就肯定要失去她赢得的筹码并将永远地失去。如今，女人不过十几岁，就已经感到她们成熟的身体太像已婚妇女并预想到她们可能遭人摒弃。婚姻的失败等于其她一切的失败。从来没有婚配的女人联姻配偶关系的维护经常需要逐渐地抹去她的个性和自我。‘我想让他幸福’，她说。，却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不幸福，那跟她并没有关系，而跟他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有关。如果她像男人对待女人那样对待男人，她就是铁石心肠，她就玷污了她的自我形象。如果她生不出孩子，她会感到失望。如果她生出了孩子，她等于被判在家长期监禁，跟孩子在一起，并要单独负起孩子可能面临的任何问题。孩子长大后，她无权跟孩子保持紧密联系，必须为失去孩子而感到悲痛。如果她做引产，她就必须承担引产的悲痛，继续挣扎下去。她也许能从一生的工作中得到满足，如果她幸而能得到值得一做的工作，但她很可能除了那份工作之外而一无所有。贫穷、苦活儿和寂寞都是忧愁的正当理由。而在这之外，这之下，远远超出所有这些的，是她们得不到回报的爱。对父亲的爱，对伴侣的爱，对孩子的爱，所有这些爱对绝大多数女人来说都是得不到回报的。女人所爱的人是她生命的中心，她必须同意远离他们的中心。她有时感到如此凄凉，以至于她对陌生人表示出的无私善举会把她自己都感动得掉泪。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忧愁是理性的，强烈的感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我们就应该考虑把忧伤作为一种颠覆力量调动起来的可能性。如果一个女人敢于冲进一家餐馆，站在她旧情人与现女友的饭桌旁大哭大闹，我们就会意识到，她的行动气势汹汹，有着强大的令人困窘的力量。一个女人如果抽泣，就等于出了毛病，令人难堪，不讲道理。我们都还记得戴安娜王妃发誓绝不保持沉默时，皇宫一片哗然，气氛紧张起来。当女权主义者们抗议越战时，她们跟男人一起喊口号。‘喂，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了多少人？’这些话都像烧着了似的，风格也是对抗式的。示威者主动寻找报复，于是就得到了报复，被人一阵棍棒乱打之后被逮捕起来。如果女人大声哀悼，如果她们号哭，捶胸顿足，直到泪水把风淹没，警察就会发现要打她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下一次拟议对无助的市民人口宣战，我们不宣泄愤怒，而是裸呈我们的悲哀和负罪感，我们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如果成百万的人能因某个亚洲暴君的暴毙而不加控制地连哭数天，那我们也应该能为成千上万妇女和儿童的死去而哀声大哭他一两天。令世界动容的哀悼戴安娜王妃的人中，五分之四是女人。就连最强硬的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者都意识到，这种电闪雷鸣般的火爆哀伤是一种女性现象，因此接连几周媒体就王妃是否真的值得这样厚待而争论不休（好像任何个人都值得这样厚待似的）。哀悼者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她是我们之中的一个。她跟我们心心相印。’不需要心理学硕士学位就可以明白，她们所说的话意是，她们跟她心心相印。她所受的苦难，当妻子不被喜爱、遭人轻蔑，当情人被人背叛、遭人作践，这也正是她们的苦难。她的去世使女人能够尽情地号啕大哭，宣泄她们的悲哀。英国当局仍被1997年8月那场把全国扭曲，至今余力未消的痉挛震得摇摇晃晃。工党政府现正采取行动，在它并未改变的男权优先政策上披上了一件运作方式较为温和、较为爱护的罩衣。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凭借女人的愤怒来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但愤怒的力量从来没有强大到推动我们向前的步伐。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宣泄女人海洋般悲痛能量的方式，我们将可移山填海。”

看格里尔写的内容和看推激进女权写的内容，一个主要的感受是，在格里尔的讲述中，确认女性主体性的方式是从女性感受出发，重塑女性感受的正当性；激进女权的内容主要是基于憎恨的抗争，例如6B4T（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购买厌女产品和单女互助（单身女性互助）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面对性，格里尔同样指出，所谓的性自由，受益方只有男性，应当完全更新性交的方式，虽然这在实际操作层面困难重重；推激则认为不要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是否成为母亲，格里尔认为应当使母亲成为一种职业；推激则认为不要生育，这个逻辑其实和《进击的巨人》里踏平全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自绝于世界。我其实非常认同推激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显而易见，在全世界尤其是大陆，没听说过非纳入式性交成为主流方式。找男朋友，更是一件屎里捞金的事，如果有这种时间和勇气，拿来做自己的事不是更好吗？男权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一小部分男性占据顶层资源，使得一大部分男性成为小部分男性的奴隶，这一大部分的男性再奴役另一半女性。父权与极权再结合，女性反抗的难度只会难上加难。从宣传的逻辑上讲，口号一定是比大幅论证更有效的。哪本书讲来着，当初马丁·路德就是写小册子的好手，简单易懂的内容在传播上更有效。但是推激的逻辑也是慕强叙事的逻辑，成为更好更强的女人，禁止一二三四五六七件事。格里尔和推激最大的分歧在于，格里尔认为，衡量一个地区女权发展程度的标准是此地最弱势女性的生存状况，而推激总体并不关注，鼓励每个女性成为事实上的强者。巴黎访谈采访尤瑟纳尔的时候问，你似乎不是很关心女权这个话题。尤瑟纳尔回答，是的，我认为女权能够解释的问题少之又少，几乎可以称作没有。对于真正疑惑的那一部分，女权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我并不感兴趣。（大意）我其实也可以理解尤瑟纳尔在表达什么。正面连接最近很火的那篇“女性主义”的文章（我并不赞同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语，用女性主义代替女权主义，也许是一种躲避审查的无可奈何之举，也许是避谈权力的考量，但无论如何，我不赞同使用女性主义一词），其实看完整篇文章，也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女性学者的痛苦和撕裂。但我认为其中提到的很多问题，例如关系中的相处模式和互相肯认灵魂的方式，有的时候和个人德性有很大关系。一个人逃跑的时候拉不拉着另一个人，你完全可以说，也许她有很多关于正义的思索，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生活是具体的，很多时候人下意识的反应和什么观念主义没太大关系。我陪着你一起面对整个狗屁世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和主义无关。还有一篇对此文做出的批评也很好地解答了我的疑惑：为什么女权主义会说“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女性决定不再成为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极权制的奴隶，她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制度的一种瓦解。因此，当一个中产女性选择走入婚姻选择生育，就必须承担与制度黏连在一起的后果。不是女权主义为什么不教人幸福，而是女权主义本身就不是关于女性幸福的讨论。她有关反抗，有关解构，就是不有关如何既要又要。所以推激讽刺自由派就是什么都可以理解，但又很难行动。实际上我觉得什么是自由派女权都值得讨论。一个认为女权主义就是给女性带来幸福的不婚不育女性是不是自由女权主义，一个一生都在反抗父权结成新家庭模式（全是女性，但会生育）关注弱势女性的女性是不是激进女权主义，都不好说。格里尔提出，女性可以畅想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或可称之为家户，由全女性构成。从她的叙述来看，她本人应该就是家户的实践者。这完全是一种对父权制巨大的冲击。仍然还是，对于真正的问题，主义是不重要的，看到问题本身最重要。

对于跨性别议题，格里尔指出，女跨男是很难得到男性群体认可的，但是男跨女会很容易被女性接纳，因为女权主义是一种非常无私的主义，几乎包罗万象，乃至于到最后，“女性”的这个概念都快消失了。“女性”概念的消失，同样和以上诸多问题相关。不化妆，不生育，去除子宫，拒绝在表面和内里成为生物学女性，这到底是女权主义的发展还是女性群体的消失。性别构建学说认为，性别是由社会环境塑造而成，并非人天生决定。格里尔对此并不认同，她的不认同也招致其她女权主义者的攻击，质问她“女性到底是一种处境/情境，还是一种现实。”格里尔答，既是处境/情境，也是现实。她指出跨性别的问题，并不是为了打压少数群体，而是认为女性可以在捍卫自己生物性别的同时联合少数群体。我非常认同格里尔的地方在于，她看待问题的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感受到是一种充满主体性的表达，不是讲述女性如何生存和反应能够躲避绝大多数问题的现实，而是思考“女性能够按照任何方式生活的心理资源和物理条件”。意思是，女性化妆不是为了迎合男凝，不化妆也不是为了躲避男凝，当女性做一件事时真正刨除和另一个性别有关的思绪影响时，她进行任何选择都可以。但格里尔不会避讳指出，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女性为了躲避或迎合男性做出了伤害肉体和心灵的事，就事实层面而言，大多数女性一生中能够遭遇的伤害，除了她主动做出的，另一部分就是男性施予的，女性遭遇伤害的主因都是她身边的熟人男性。根据调查显示，男人杀男人的数据高于男人杀女人的数据，携带有y染色体的人，冲动伤害他人的几率更高。意思也就是，如果身边男含量不高，安全的几率极大。

而另一种男性对女性制造的恐惧来自性。格里尔说，面对这种恐惧，一种做法可以是不断分析且接受男性制造伤害的理由，重复这样的现实，把恐惧深直于心。另一种做法是虚张声势，声称自己根本不会因为这种方式受到伤害。这种做法的具体意思是说，因强奸或性骚扰备受困扰的女性并不是天然因此受扰，而是父权制社会在不断重复penis神话的过程中强化了被穿刺的作用，使得女性认为，如果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就会心理失衡或放弃生命。实际上这样的讲述都是从各个角度强化了penis神话，使其牢不可破。如果不继续penis神话，转换讲述的方式，说这就是一个极脆弱且易受攻击的部位，女性拥有方法和力量攻击它，事实上它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神话破灭，能造成的影响就不剩多少了。格里尔在《女太监》里也说，只要没出现女性当街骑马杀死男性的事件，都不算极端。和男性几千年来制造的女性屠杀相比，女权主义呼吁的内容实在是温良之至。

“个人的依然是政治的。新千年的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意识到，压迫通过她最亲密的关系发挥作用，始于最亲密的东西，即她与自己肉体的关系。她把醒来之后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训练她那不听话的肉体上面，抵挡肉体继承的各种疾病，弥补肉体在形状、尺寸、体重、色泽、毛发分布、肌肉弹性和性高潮有效率以及不可救药的衰老倾向等上的不足。她把更多的生命消耗在清洁已经干净的东西，试图喂养并不饥饿的人，穿梭于连锁店之间上。她有太多的精力被他人引起的恐惧所消耗，对什么都害怕，除了她真正的敌人，即恐惧本身。她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等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上，希望得到支持和援助，但支持和援助却被人拒绝提供，为她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表示歉意，渴望接近她心爱的人，又不得不安于距离的阻隔。

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并没有海滩上摔碎，它依然远在大海之中，缓缓地、不屈不挠地积蓄着力量。我们今天依然健在的人中谁也不会亲耳聆听即将到来的社会动荡的隆隆之声，除了第一声之外。中产阶级的西方妇女所拥有的特权是在这场最漫长的革命中服役，而不是指导这场革命。女权主义理论家所参与的思想斗争虽然很有必要，但它们只是女性权力崛起的前奏，这种女性权力不可能装饰性地从大学流出，也不可能从妇女消费出版社中流出。女性权力将从那些不怕丧失一切的人身上向我们涌来，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一切。这种女性权力可能在中国风起云涌，那儿如此之多因生育了女孩而离婚的妇女正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它可能在泰国风起云涌，那儿卖淫和艾滋病正在毁灭整整一代人，它也可能在伊朗或妇女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生冲突的任何地方风起云涌，也可能在凡是有忍饥挨饿的劳动者看见原来曾经为她和她的儿女提供生计的土地，现在却在为西方市场种植奢侈食品的地方风起云涌。但愿富裕世界的妇女小心，一旦妇女精力爆发，她们最好不要站在错误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