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挣扎与盼望
高中毕业后，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我去了一所虽然位列重点本科，但是基本没有办学能力的大学（高等教育扩招的结果）。那里的老师几乎不能胜任自己的学科，因此四年大学没有给我在知识上留下什么印象。例外的是一堂管理学课上，老师随意的讲论竟成了大学生涯中硕果仅存的收益。
这位老师说，中国人今天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不断向上走，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小城市走向大城市。而我们的父辈是我们努力上升的基石，我们要珍惜和感恩。当时的我正在为上了这么一个蹩脚的大学而沮丧，曾经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在北大、人大这样一流的大学里，有优秀得多的老师授课，有开阔得多的视野，并且看上去应该会迎来比我更美好的前程。沮丧和迷茫中，这次课堂讲论似乎开启了我，让我知道自己人生的坐标和轨迹，我的父亲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两次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通过参军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而我的目标理应当是进入大城市，进入更高的平台和阶层，接过父亲奋斗人生的下一棒。
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柯南特曾说：“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1> 虽然我接受的这种教育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想来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主题。接受完高等教育，留在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和光鲜的工作，成立家庭，子女接受优质的、甚至是全球化的教育，这基本就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生活的目标，或者是有意无意的生命轨迹。
这大致就是成为社会中间阶层一员的梦想——中产梦。毕业以后，我在传媒工作了十二年，有机会更深入地感受和把握社会事件背后的人群心理。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中产梦大约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2001年前后，中产阶级的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议题，当时人们关注的议题主要是一个以收入为衡量指标的阶层。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员，随之带来喷薄的生产力释放。因此人们充溢着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
也是在那个年代，西方出现了“历史的终结”的自信展望，而中国走出历史三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也是对这个主题的回应。但是，在一个转型国家中，梦想遭遇的往往是现实当中的硬着陆。在我看来，2003年SARS事件是日后人们作历史叙述的转折点，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社会距离一个正常社会需要的公开、透明、负责的善治相距如此之远，甚至走向了人们期待的反面。而就在这个事件之前的几个月里，“新政”、“宪政”还曾是舆论热词。作为传递和渲染乐观情绪的媒体人，我依然记得那种如梦初醒，面对全无准备的现实时，自己内心的低落与绝望。
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就是在这种梦想与绝望交替中走到现在。和十多年前相比，今天想要按照经济指标来衡量中产阶层已经没有意义，最主要的原因是急速的财富分化。基尼系数这一衡量贫富分化的指标久已不被提起（因为贫富差距已经大到了难以启齿的程度），房价、学区房、教育等等话题总是成为热议新闻，并伴随着“被中产”的哀叹。现在，“阶层固化”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阶层之间的循环减弱，家庭背景（先赋性因素）成为个体地位的决定性因素”。<2>
十多年前，我所在的媒体因为呼吁事关公共利益的信息透明化，被整改；后来因为呼吁改革户籍制度，被整改。在这十多年间，我居住的区域房价上涨了十倍以上。拥有房产，进入配置有垄断资源的行业（房地产、金融、能源……）, 这些让人“转运”、“少奋斗几十年”的幸运对更大多数则成了时代的嘲弄。
奋斗就有阶层跃升的应许正在除魅，然而不奋斗又有别途吗？高考、就业、职场奋斗、在大城市定居，人们进入到被社会定义的中间阶层时，不是生活在惬意的蓝天下，焦虑的雾霾反而更加浓重。
一直以来，观察者们期待中国的中产阶层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对言论自由、投票权等政治参与会有诉求，要求经济权利，并能够塑造社会文化、审美与生活方式。然而这些盼望在十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仍然没有成为现实，庞大的中产阶层本身却成为转型列车上汗流浃背的赶路人。
曾经“爱拼才会赢”是一个给中产阶层的应许，但是转型社会巨轮的碾压随时会让逼仄处境中的人们怀疑人生。房价、教育、环境、卫生、医疗、加班、外遇……一个中产者的一生就是和这些问题搏斗？无论是个人奋斗还是社会顺利转型的叙事都遭遇到困境。这是今天中国城市教会面临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从个体来看，教会当中也存在着上述的社会焦虑。然而，这些焦虑往往被当作婚姻、家庭、职场等等教牧辅导的孤立问题来处理。
但是焦虑并不只是转型时期特有的，也并不完全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和与之而来的社会不公、公权力倾轧公民社会带来的（这是所谓的“公知”视角）。纪克之在他那本充满洞见的《现代世界之道》中说，焦虑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因为人们不允许圣经中的上帝来告诉我们人的本质何在，那么，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能是凭借我们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自己的奋斗史来认识我们的本质。<3> 他认为，焦虑、控制、世俗性是现代社会三个互相联系的主题，这是现代社会以技术-理性控制世界的抱负产生的结果，这种抱负除了自我界定的自我之“神”外，几乎没有为任何“神”留下余地。<4>
中产阶层之所以一度被视为转型社会的动力源、稳定器，原因是他们期待的政治、经济权利和文化诉求，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科学和技术成就、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大众传媒以及高等教育，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如果不需要回答上帝是谁，以及在上帝面前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自足的、完美的。<5>因为这个世界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答我们是谁，而上帝是谁并没有意义。一语道破，现代社会表现出的就是一种纪克之所说的“实践中的无神论”。
今天，转型中的中产阶层的焦虑看似是透过经济、政治、文化议题表现出来。但是这些议题即使如大家期待得以解决（目前看来似乎越来越难），构建的却是一个实践当中无神的“世界”。作为焦虑源头的人的位格性无所依存（不在与上帝的关系当中），恰似亚当和夏娃的“躲避”，该隐的“流离飘荡”，并没有丝毫改善。
“中国梦”没有出路，“美国梦”又岂是期盼？一些从社会文化视角入手的著作，如《自恋主义文化：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从文化层面剖析了陷入混乱、焦虑的美国文化和社会危机。虽然分析的进路是文化层面的，但并不止于此。《心灵的习性》一书的作者罗伯特·N.贝拉说，托克维尔已经发现美国社会真正的特征并非民主政治，而是美国人道德习俗中的个人主义。正如虽然深受班扬的《天路历程》影响，但是富兰克林的《自传》、《穷查理宝典》作为走天路的世俗版，才是美国文化的深层核心。托克维尔有时候还使用“心灵的习性”，或者“社会上人的总的道德和智慧倾向”来描述这一深层内核 <6>。贝拉说，“心灵的习性”的概念，或者说“心”，最终可以追溯到圣经中保罗所说的写在心中的法则（参罗2：15）<7> 。而如今写在美国人心中的法则是一种可以将上帝弃之不顾的功利型个人主义。
这种文化背后正是灵性的困境。人们拒绝接受在上帝面前有责任的自由，因而如同该隐一样，注定成为世上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不断寻找，却永远不能真正找到安息；不断学习，却永远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究竟是谁。
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也有一种新的灵性焦虑因应而生。唯名论占据上风以后，哲学的焦点主要在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神学开始专注于上帝的意志，而不是他的存在，人们不是为上帝可能不存在焦虑，而是怀疑他可能不遵守诺言。<8>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对人来说已经无足轻重，或者只是一个宗教问题，因为人类用科学和现代教育接管了“自然”。上帝应该在人无法把握的命运背后显明他的善意，负责解释人生中常常相伴的苦难，并消弭不快的感受。
在文化领域当中，这被视为一种自恋主义现象，而在教会中，变成我们常常听到的“与耶稣建立个人关系”——上帝因为我们的需要而随时临在。这是哲学家沃格林称之为“内在化”的现象。现代宗教把神圣属性吸收到人类文化领域，曾经属于超越的上帝主宰的宇宙，变为人类独有的宇宙。上帝在这个宇宙中位于人类有意操纵历史、意义、价值“之后”或“之内”。对许多当代人来说，个体体验如今已经获得神圣启示的地位。<9>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人们不接受超越世间福祉的更高价值，也没有世间福祉之外的重要事物。
中国社会今天也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时代。中产阶层作为属灵的流浪者，恐惧被抛离时代的列车，他们担心财富积累速度跟不上社会转型成本的增长、失去健康 、子女没有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群要奋斗，要努力，忌讳失败、疾病与不体面的人。上帝能为他们做什么？
当基督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那些举着棕枝，高呼“和散那”，夹道欢迎的人们将在不久以后愤怒地要求钉死他。人们发现他们迎来的不是一位比马加比更加伟大的君王，虽然他曾经让死人复活，握有强大的能力，但是却软弱地死在十字架上，充满屈辱，被人鄙视。他们盼望一位除灭战争，权柄辖管到地级，箭如闪电，乘南方的旋风而行的神，他们期待跟随这位神走向圣殿，重现以色列民族的荣光，证实犹太宗教的超越。谁知这位神却谦谦和和地骑着驴驹子，他临在于以色列民当中，却不是因为要实现人们的梦想，而是为了实践一个伟大的约。他是此约的设立者，也是约的仆人，他用血成就了它。
耶稣没有成为人们期盼的叙事当中的一部分。他的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并且复活是超越的上帝临在人们当中的叙事。他来，是要拯救那些在无水的深坑中挣扎的人们，而这些人也将经历十字架上的苦难，领受“成了”的应许。
因着高等教育大跃进、城市化，今天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主体部分已经是中产阶层。我们也在历史的城门口，疑惑那一位将要来的是谁。是与这个时代一起，引颈期盼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在绝望中寻求内心的康乐，还是进入上帝的故事当中，成为立约的子民，因着耶稣的血而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能够因为这约带来的力量，虽然经历一样的艰难，却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生命素质和光芒？
这不是一个选择。因为“不冷也不热”的教会是上帝责备的。“不冷也不热”不就是在灵性的焦虑中，教会没有表现出他所当有的影响力吗？
<1> James G. Hershberg,James B. Conant: Harvard to Hiroshima and the Making of the Nuclear 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
<2> 《迷航：迷失的“中产”认同》，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2017年6月7日。
<3> 纪克之（Craig M.Gay）,《现代世界之道》，刘平、谢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4> 同上， 254。
<5> 同上， 236。
<6> 罗伯特·N.贝拉等著，《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5-46。
<7> 同上，66。
<8> 蒂莫西·乔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孙岱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