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台湾选举·上｜蓝绿对决仍是主流　柯文哲与民众党注定艰难

台湾选举备受两岸关注，从政党的提名结果、候选人的选举策略、选民的投票倾向，到选后的政治版图变更，皆为各方观察重点。在此过程中，“制度设计”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何以形成蓝绿两党独大的政党体系，又为何出现“配票”、“弃保”的选举策略，实与制度更迭高度相关。对此议题，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13日举办“连震东先生纪念讲座演讲”，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以“台湾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为题，分析制度对台湾政党、选举的深度影响。此为系列报道第一篇（共二篇）。

系列报道第二篇：看懂台湾选举·下｜配票、弃保与派系：胜选才是目的

选举制度影响政治运作

王业立指出，从“新制度论”的研究视角出发，目前的制度论研究可分为上游、中游与下游，上游聚焦制度的选择与设计；中游研究制度如何运作，例如半总统制下，总理与国会如何展开互动；下游则研究制度如何变迁与影响行为者的行为，例如在既有选制下，政党该如何提名、候选人该如何竞选等。

而不同选举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功能与价值选择。王业立表示，哈佛大学教授诺里斯（Pipa Norris）曾提出四个分析选举制度的指标：政府的有效统治，例如多数决容易形成两党体系，也就是容易产生议会席次过半的执政党，如此一来政策推动相对稳定；责任政治，也就是能使表现不好的政党下台；对小党的公平性，例如比例代表制下，小党的生存率能大幅上升获得支持；社会代表性，比例代表制下，弱势的社会团体也相对容易进入政坛，表达其诉求。

王业立补充，没有任何选举制度，可以同时满足上述四种标准，故选择何种选举制度，就反映了政体的“优先偏好”。王业立举例，台湾的立法委员（简称立委）选举于2008年后，正式改为“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但113席的总席次中，区域席次多达73席，占了65%，不分区只占30%，其他则是原住民代表席次。这种设计导致台湾容易走向两党制，小党虽有生存空间，但不容易跨过5%的政党门槛，故可以看出来，当初设计选制时，是希望强化政府的有效统治，避免小党林立，降低政策推行效率。

王业立接着表示，选举制度既会影响政府组成，也会影响选民服务与投票率。王业立举例，例如采取比例代表制的以色列，全国席次都是比例代表制，没有区域席次，议员便不太有选区服务的需要。而在投票率部份，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投票率往往会高于多数决制的国家，因为选民会认为，在投给政党的比例代表制下，自己的票较不会被浪费。

台湾的三种选举制度

而针对台湾现行选举制度，王业立指出，在公职人员选举上，台湾如今有三种选制并行。

首先，在各级行政首长选举制度上，台湾采取“相对多数决制”（plurality），也就是“领先者当选制”（first-past-the-post system）。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为例，5个候选人中，陈水扁的得票率是39.3%，其实没有过半，但因其为最高票，所以能当选。但近日登场的法国总统大选，就是“绝对多数决制”，也就是候选人得票率必须过半，才算胜选，如果第一轮无人能过半，就必须进入第二轮投票。而台湾除了总统外，从县市长到村里长，也都是“相对多数决制”。

第二种选举制度，则是“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所谓“复数选区”，是指应选名额不只一位；“单记”意味每张选票只能圈选1位候选人；“非让渡投票”，意指此一候选人的票数突破当选门槛后，也不能将多余的选票转让给其他党内同志，与日本相同；但在诸如爱尔兰、马尔他等地，便是“可让渡投票”，也就是候选人多出的选票可以转让。

王业立举例，1992年赵少康以无党籍身分参选台北县立委，一人拿下了23万票，足足多出第二名2倍以上，并可让7位候选人当选，但因台湾选制是“非让渡投票”，赵少康的票便无法转让，故实际上打击了其他泛蓝候选人的选情。

王业立指出，过去的台湾民意代表选举，主要采取“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在这个制度下，小党的存活率高，能够反映少数的主张，但这一制度也因每位候选人的当选票数门槛不高，而容易导致同党同志操戈、派系政治严重、黑金（帮派与贿选）介入选举、候选人主张激进化、因无党籍政治精英过多而侵蚀政党政治等现象。

王业立分析，人们大抵认为，此一制度缺点大于优点，故在2008年正式修法改革，将立委选举改成“单一选区两票制”，即为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的第三种制度：“单一选区”意指每个选区选出一名，选区划分需每10年检讨重划；“两票制”，则代表每个选民手握两票，一票投政党，一票投给心仪的候选人。此次改革还有一最大差异，就是立委席次由225席降为113席，可谓减半。

王业立补充，虽说台湾的立委选举改为新制，但包括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等其他民意代表选举，采用的仍是SNTV的旧制。其他无涉公职人员的人民团体选举，则多采用“连记投票法”，例如农会、政党选举等。以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为例，其采用二分之一限制连记投票，也就是每人可投不超过应选名额1/2的票数，这种制度设计就极易导致买票、灌票、配票的情况。

蓝绿对决与小党求生

王业立接着分析，根据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多数决制容易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则容易走向多党制，但台湾的情况，这个法则仿佛只说对了一半。在台湾的县市首长、总统选举场域，确实出现蓝绿两党对决的现象；但到了乡镇基层选举，两党对决便似乎效力不彰，候选人更多是比试动员能力、服务能力、所属派系。

王业立指出，回顾台湾总统、县市长选举历史，两党对决堪称主旋律。1994年赵少康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长，获得30.17%的选票，算是蓝绿对决的例外，但当年陈水扁也因泛蓝阵营分裂，以43.67%的得票率当选台北市长；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宋楚瑜以无党籍身分拿到了36.84%的票，也算例外，但那年陈水扁的得票率也不高，仅有39.3%，之所以能胜出，就是因为宋楚瑜这个例外。

但王业立表示，如果观察台湾的基层选举，也就是乡镇市长、村里长的选举，得票最多的往往都是无党籍人士，且比例一年比一年高，这其实有悖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以2018年村里长选举为例，无党籍人士得票率高达77.5%；而民进党已经执政，同年的村里长基层选举却只有5.31%的得票率。王业立也补充，当然许多基层的“无党籍人士”并非真的无党，其背后往往都有蓝绿任一势力的支持，但其毕竟不愿意挂上政党，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此外王业立表示，2008年的选制改革，大幅改变了台湾的政党体系。在2004年区域立委选举中，小党尚有生存空间，亲民党在225席中拿到了34席，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也有12席；2008年，国民党在113席中拿到81席，民进党则有27席，小党在区域立委的当选席次可谓没有，亲民党、新党、台联无一例外。因为选制改变，政党之间的不比例性变得严重。

王业立再举例，以台湾2020年的立委选举为例，区域席次部分，除了蓝绿两党外，基本上小党都没办法胜选。例外就是台中二选区的陈柏惟，为台湾基进拿下1席，另有5席无党籍人士，其实也并非真的无党籍，而是泛蓝与泛绿的延伸，泛绿阵营就是林昶佐等3席，是在民进党礼让、且全力辅选下胜出；泛蓝的则是傅崐萁、高金素梅这2席。

王业立表示，2008年台湾选制改革后，无党籍与小党只能力拼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因为其仍采用SNTV制，其余选举便基本上没有耕耘空间。故2022年11月26日的基层选举，可以看到诸如台湾民众党等小党都卯足全力，希望拿下席次后，可以在各县市成立党团，为日后进军立委做准备。

王业立指出，选举制度不只影响台湾的政党体系，更会影响候选人的竞选策略、选民的投票行为。例如因为行政首长采取“相对多数决制”，多数选举人的主张与立场，都会尽量“向中间靠”，以争取多数选民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浅蓝、浅绿、中间选民。王业立举例，此次国民党可能推出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就提出“中正纪念堂改名方案”，虽是为争取浅蓝乃至中间选民支持，却激起了深蓝选民的不满；正如陈水扁担任总统时，其也采取相对“向中间靠”的路线，令不少深绿台独选民非常不满。

王业立补充，在台湾可以观察到，其实候选人“越向中间靠”，越容易被两边夹杀，但绿营支持者往往会“含泪投票”，蓝营支持者则反会“含泪不投票”，这种差异导致了两党的得票数差距。如此说法虽然还有待理论验证，却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例如2006年陈菊与黄俊英对决高雄时，蓝营票区的票便没有开出来，由此开始了陈菊与民进党在高雄的长期执政。

但王业立进而分析，若在县市议员等采用SNTV制的基层选举中，便能观察到候选人“激进化”的现象，而非“向中间靠”。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候选人主要是与党内同志博弈，党内竞争胜过党际竞争，故往往出现同志反目、兄弟阋墙、每次选举都在喊抢救的怪象，人人都抱怨同志不择手段挖自己的票。

王业立指出，这种情形导致了严重的派系政治，且派系利益往往高于政党利益，因为派系选票或许更能确保候选人胜出，例如台中的红派、黑派，以及台湾南部非常强大的派系政治等。近期的高雄市议员初选，蓝绿两党便皆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现象。

原文发表于2022/4/17《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