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运动中的负向情感如何（不）可能形成一种团结

讨论与思考白纸运动是困难的。一方面，身在国内的行动者许多人面临牢狱之灾，无法发声。当事人被迫静默时，身处在外部或者运动边缘的人似乎不应先说些什么。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再思考这些行动的经验，不再将当下的处境与运动相勾连，我们又能怎样去记忆与延续运动，让其不至于只是一个历史偶然。

以下这些想法是2月初重读几篇白纸运动的反思文章后所产生的，我试图回应这些文章中关于运动的“局限性”所提出的部分问题，并且认为我们在思考运动的脉络时应该拉至更长远的时间跨度并在分析中考虑到运动自身的情感面向。本文想回应的文章主要是：左玥写于报导者的《白紙抗議集結的三股力量：理解中國2022社運抗爭局限與革命性》、zuowang延伸撰写的《谈“白纸运动”对于未来社会抗争的启发》。

坊间分析常将白纸运动的爆发脉络归结于政治与经济因素，包括2022年民生危机、疫情封控下的次生灾害、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加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其道理，但是又似乎有些不足，它们符合走上街头的人说出的话/做出的行动，但是难以解释运动在短时间内的爆发力以及迅速的沉寂。而且，不同阶级、社会位置的三群人对于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感受和利益影响本应是完全不同的，基层工人、城市市民、海外留学生为何可以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发展出既平行又相关的三场运动？

面对这样的问题，与其从社会结构中找出答案，不如回到运动之前的社会状态里思考。此一问题的回应也恰恰可以为左玥所在意的“究竟什么是具体的基础建设”问题提供思考方向。

我的回应是，我们应在意那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负向情感，它们不是团结的基础，也不具有运动的能量，却可以是团结的“中介物”、运动的“催化剂”。这些情感以躺平、提桶跑路、大神、内卷、996、社畜、润等多组词汇为形式流行于当代社会网络。而这些词语虽然发源于不同社会群体，也具有不同的情境，但都反映了一种拒绝正能量、寻求暂时性解脱的、大多是个人化的挫败感觉状态。它们并不是一种革命的语言，甚至有可能消解个人的抗争意识，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能一种团结的语言。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矛盾的说法。社会运动研究的书籍认为“愤怒”与“希望”是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愤怒于现实的不公，同时又渴望并能想象一个新的未来。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流行于中国社会的负向情感不可能是一种团结语言。因为它们虽然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但无法引向对现实处境的具体批判，愤怒也被划成了向内的困苦，而对于未来的希望则更不可能存在。

但是，社会运动更是一个集体成长的过程。如果愤怒是重要的，那在愤怒之前是什么？如果我们需要希望，那我们靠什么来相信并想象未来？我无法清楚地说出，怎么样可以或是具体的形成过程如何，但我想我们都能明白在一些状况下，我们永远无法拥抱愤怒与希望。如果没日没夜活在恐惧与压力之中，不可能。如果孤身一人被镶嵌在社会生产机器中，不可能。如果暗无天日地加班加点工作，不可能。如果依然活在渴望成功与胜利的社会竞争里，不可能。

而负向情感的潜力就在于，它能够让身处于这些层层不可能状态下的个人暂时抛去枷锁，处在临时的逃亡状态里。它接纳了挫败感，并从挫败感出发让个人获得了在社会压迫中的喘息机会。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逃亡状态里，我们才能看见相同处境的个人，让彼此相遇。这是消极逃避之下的偶遇，却也可能成为明日真正团结的契机。

在2022年的行动中，这样的转化其实并不少见。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人群并不是为了抗议而聚集，让他们聚集的是庞大的痛苦、深切而负向的悼念之情。路上的人们开始时都是静默的相遇。直到有警察前来干预，人群中的痛苦、悲怨才在一些试探性的口号与对话中转换成临时的团结。10月底，富士康的工人们的集体逃亡也并不是一场团结行动，那是被困在宿舍无人顾及，在工厂内陷入被传染的恐惧之下的无奈选择。但是一万个人的逃亡就不是一场逃亡，那本身就具有集体意义。也有记者采访广州海珠区城中村的工人，那里的工人最先开始集体性地冲击封控关卡，其中一位受访者说的是“其实我们（作为外地人）害怕的是被广州遗忘”。

白纸本身也承载了类似的负向情感。我想表达，但是我说不出来，我不能说，我不知道说什么，白纸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却也因为其负向特征更能够引发共鸣。白旗是认输的符号，却可以作为一种运动的符号，不恰恰是这种负向情感与团结的一个例证？

我想回应的是，为当下和未来的运动思考与行动时，我们应该构思如何进行运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种基础设施也是多面向的，可以是组织的、技术的，也可以是思想的、文化的，它的重点应该落在如何将更多受压迫者联结在一起。而白纸运动中同时存在与运动之上与之下的负向情感，应该是我们思考基础设施建设的切入点。我们不能只把情绪积累当作一种外显的结果，而是将其当作一种重要的运动资源。更具体的，在这样的基础设施中，我们应该有办法让各种不同的个人的、负向的、不正经的、无语的经验有办法被传递。而基础设施这种有着工业色彩的词语可能也不是非常恰当，我还是更倾向使用zuowang的毛细血管的比喻，社会运动是一种持续生长的生物，我们需要作为中介物的负向情感。

左玥另一个所谈的重点是运动的局限性，主要是市民/学生与工人的反抗之间没有产生对话和联动机制。这让运动变成了相互平行，而没有凝聚、促成改变。这个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阶级位置的差异让生活经验、对话变得困难，而缺乏了劳工机构等社会团体后这些联结的创造变得更加没有机会，对于海外社群来说，问题无疑更严重。这个问题需要更多关于运动策略、组织方法的具体提议。但负向情感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在具体的劳动生产中，蓝领工人的遭遇和城市内的白领/专业者以及海外学生存在巨大的落差，但身处于同一个高度竞争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之下，负向的情感可能反而具有更多的亲近性。而我们在理解、学习工人经验时也应该不是像以往那样只从法规制度保障、劳动生产过程、经济处境等角度来理解工人，而是应该试图具体地比较、交流这些负向情感。我们可能无法立即团结在一个受剥削机制下，但有可能首先在这些困苦的徘徊中相遇。

以上深夜杂想，希望能提供一些可供具体思考的方向，或者是可供批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