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原本依赖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接力访问082 Jack
和 Jack 聊完之后有好一会儿，我都在消化他的自信。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对如今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心知肚明的人，也是一个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生一清二楚的人，他的自信之处在于，在这两样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调和的前提之下，他有了一个小孩，并试图把所有可能的“镣铐”从小孩身上拿开，不作哪怕一点点妥协。至于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他并没有把这些企图隐藏起来，相反，他试图联结更多人来巩固这种生活方式。
“关于自信，我自己的解读是，一定的通识和对媒介与技术等 under the neath 的运作机制的熟悉，得以祛魅专家、技术、消费、绩效等；加上对世界本身的兴趣让我不以要完成什么‘成就’为人生目标，这样就自然无缘所谓政治性抑郁，且较充实的状态。”
在我问到既然他的追求与现有环境如此格格不入，为何不离开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有很多可以行动的事儿，超多的。”
这些描述可能过于笼统，那我们还是回到 Jack 是谁这个本初问题上吧。Jack 大学本来是学数学的，后来赶上学校开设软件工程专业，第一届面向校内招生，于是就去学了。也就是那一年，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电脑。
Jack 是 1982 年出生的，江西人。这个年龄能不早不晚赶上不少好时候，加之他在上海读大学，便利条件就更多一些：计算机已经迭代到更用户友好的阶段，但还保留着一点点硬核本色；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然铺设完成，信息自由来去，伦理和监管的高墙都未筑起，而人与人之间尚且怀着好奇和诚意，互联网的公共空间叫做 BBS，还不叫社区；在流量时代到来之前，互联网还保留着一种 nerd 气质……用 Jack 的话说，他得以基于兴趣成长。这带来两个好处，其一是有机会体验计算机世界的方方面面，其二是做事不用依循固定轨道，虽然当时还没有“独立开发者”这样的说法，但知道只要自己的工具箱够大，就可以着手创造自己的世界。这两个认知对于后来他的生活至关重要，也为他的自信提供底色。
Jack 的工作履历并不复杂，最早在一个较大的游戏公司做技术安全支持，在陆家嘴工作一年之后，就随着公司扩张去了广州，直至现在。中间和朋友一起创业，做的是游戏社区，从结果上不算成功，但他开始琢磨什么叫做产品，那时候他有个愿望，就是把自己最初在互联网上“受到感召的东西”放进自己的产品里。
“那是什么呢？”
“就是参差不齐的人，各有所长，碰撞观点，迸发讨论。它从来不是特别规范的，有大量的口水、无意义的争吵和不礼貌的行为，但相比现在，大家有某种自觉，就是每个人的动机是比较单纯的，大家都会试图去理解对方。”
从产品形态而言，他试过不少东西，都走在真正的浪潮到来之前：游戏直播、基于社交平台的大数据管理……“整个过程我一直都挺开心的，没太意识到所谓时间流逝。只有我完全独立之后，才会去选择所谓的方向。”Jack 说：“但无论是行动空间、规模还是商业上，我都没有看到特别有趣的东西，只是在原有的东西消亡的过程中，我才发现有哪些东西更重要，才想去维系住那些东西。这时候我就必须舍弃，提取最重要的部分，就不会太在意商业或者规模了。”
离开公司后有一个阶段，Jack 依然想开发一个社区，既包括内容，也提供工具，可以让用户创造自己的内容。这种想法来源于他对国内大型社交平台的不满，以及对备案、技术资质等等大环境的警惕。最终他止步于 demo（测试版），既因为客观上的困难，也因为目标用户可以很容易翻墙使用国外类似的软件，后者的设计和环境其实很接近他心目中理想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想，一个线下的社区会是怎么运营的？
在这个时候，Jack 已经是一个父亲。他的女儿出生于 2013 年，在女儿出生之前，他就在思考教育这回事。“自己是怎么成长的、学习是怎么回事、动力从何而来，等等……”他是那种自由派：学历和文凭不重要，体制必须远离，在这样的前提下去观察现有的教育环境，他认为一无是处。
“就不说什么意识形态问题，质量问题或者小朋友开不开心的问题，哪怕这些都不提，你依然发现它也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所谓“对的”，在 Jack 看来，是可以教育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人应该拥有怎样的自我，在公共空间——也包括虚拟的公共空间——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从这个标准出发，Jack 不但极少发现能有共识的教育资源提供者，就连一些公共资源，比如说媒体，也觉得不堪信任。
“你看到过整个网络空间如何蓬勃发展，然后又看到它慢慢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我们怎样才能提供给孩子一个既能发展、又不太会受到媒介限制的东西？”
简单来说，Jack 希望给他的以及更多的小孩创造一个更干净的世界——这是我的说法，他的说法是，“做得比一个负分的东西更好，这事儿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能想到他的表述会招致怎样的反馈，会有人觉得异想天开，会有人觉得傲慢，换个角度看，不管怎样，他要做的事其实也并非那么简单。
关键在于“工具箱”，技术上的能力让 Jack 可以让自己和家庭规避掉很多人不得不承受的压力，而信息上的视野让他明白自己该做什么。Jack 和太太试过很多东西，比如说教会组织里的育儿机构，比如不同的家庭学校。他们很快把各种家庭学校排除在外，因为“大部分还是在追求一个所谓的捷径，并不是去教育一个完整的人”。很显然，Jack 和太太不只是想让孩子不用高考而已。
后来他们发现，只能通过点对点的联系，只有靠自己才能逐步建立可信任的网络。有那么一阵子，Jack 的太太会开着车满广州找“合适”的家庭，线索来自于不同的小区论坛，或者别的在线社群，找到就约出来玩，合拍就建立长期联系，慢慢累积了一种自组织一样的群体。Jack 的女儿和一群固定的伙伴玩耍，不是同学，不是亲戚，也不是邻居，甚至不一定同龄，但是“合适”。出于什么都试试的角度，女儿也去公立学校上过一学期的课，后来就没再去了。
在和更多的孩子、家长接触之后，Jack 发现“共识”的稀缺。比如说游戏，让他惊讶的是，很多人对游戏的理解还停留在他小时候那种“洪水猛兽”的阶段。推荐 Jack 来做接力的是静远，他们是通过一个叫渡渡鸟的自然教育组织认识的。静远信任 Jack 对于教育的理解，彼此就建立了一些合作，既包括一些产品开发上的技术支持，也包括类似于工作坊（和很多人一起看杨德昌的《一一》然后写作）的活动。正因如此，Jack 开始在微信上和人深度聊天，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不怎么用微信的人。
Jack 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投身教育的人，教育只是他做事的切口，恰好可以把他对当下的很多认知揉合到一起。比如他目前计划开发一款独立游戏，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玩。还计划开发一些数字工具，可以让代际交往变得更方便。他已经不再追求去做一个线上社区，“因为你发现大家对于技术和媒介如此钝感，（社区）基础会很薄弱。”即便在做产品，他也不再去思考规模，而只想实现针对具体的人的具体效用。
“更多去看人，看他们的真实一面是什么，更深层次的需求是什么。你会想怎么让他发展，怎么让他实现理想，或者对很多人而言都没有到实现这一步，而是这个人不知道能不能有理想，怎么区分愿望和理想。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该追着所谓的需求去做产品，你会追求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把和 Jack 聊天过程里他的更多想法以口述形式整理如下，对于他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教育观念，这些想法息息相关：
关于我对教育的讨论，其实是基于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我把它叫做“完全指向个人的公共性”。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公共性很强的人。
我是 80 后，从那样一个时代过来，又是完全基于兴趣进入互联网行业。我们那个时候互联网一点都不热门，很新潮。早期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很多都是凭兴趣自学来的，和现在的培训上岗完全不同，这样整个行业其实特别有趣。
我们理所当然认为，其实所有的教育是指向你这个人最后有个什么样的自我，以及在虚拟的公共社区，就是网络，你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我看到过整个网络空间的蓬勃发展，又看见它慢慢没有了，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们要怎么样给孩子一个“既能发展，又不会太受到媒介限制”的东西。跟别的家长交流，我很少碰到能敞开聊这些的人，聊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路径。他们可能会跟你聊一些烦恼、教育手段，但对于教育目标或者过程，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聊。
我在工作或者所谓创业过程中一直是有很大自主权的，但这种自主权和现实相比，又无法转化为多少主动性。因为一切讨论还是限制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框架下面。
（一个产品）在商业和规模上是要有追求的，对吧？以前我在那种繁荣的、往上的过程中，不太会考虑这个社会需要什么，因为虽然当时我们还算处在比较开放的互联网里面，每天还能够体会到一个向上的空间的各种好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定要为这个东西去做什么谋划和打算。是的，所以我那时候拥有的自由度虽然很高，可以决定很多东西，但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做什么，只是在追求公司的目标，成为繁荣的共同体的一份子。
后来的技术，即使刨除掉比较热的 AI、再早一点的比特币、Web3.0，哪怕刨除掉这些，技术上也是一直有新东西出现的。所以不是技术出现了问题，而是你肯定不能单纯做一个技术乐观派。2012 年以后，商业本身是虚弱的，或者得勾结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不是多么强的力量，它不会必然导致什么发生，无论资本也好，技术也好，它们都不会导致什么发生。
所以，你原本依赖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这个行业）感受其实很明显。比如说禁用语，最早是在游戏论坛和聊天室出现的，最早的文字审查就是出现在那里。
我看内容特别多，也特别早。不是说有一个公共事件会特别打动我，而是说这些公共事件我全部都记得。然后我会默认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公共事件，大的小的，我不是突然有一天幡然醒悟的。当然，我知道从数据上来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另一方面我又感觉，至少所有行业的人都知道，至少像我一样在上网的人都应该知道。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尤其对于技术和资本，直到现在，我去接触很多新入行的、或者入行稍微晚一点的人，他们都还存在很多、很多幻想。我跟更多的人去接触，跟更年轻的人去对比，我才意识到这种失去是如此的明显。
有些人已经进入了后遗症状态：虽然立场跟你一样，但是起点跟你不一样。他知道丧失，但并不知道丧失之前发生了什么。这很奇怪，尤其是特别年轻的人。我的感觉是好像大家都没有了常识。他们都不记得那些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讨论的是我们十几年前讨论过的事情。
我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它也确实是真实的，对吧？比如说我有相近的朋友，可以讨论事情。那时候网络是可以随便讨论事情的，对吧？你不会觉得你是独特的。虽然也不会天天说这些事情，但是大家会讨论社会议题，尤其广州的氛围，我最初还蛮喜欢的。这边靠近香港，我感受过香港那边更开眼界的氛围。
所以我一直会觉得我并不特别。后来好像也没过多久，好像大概 90 还是 95 那一代的人，我表弟他们这一代人，我发现这些话题我已经跟他们对不上话。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是感知力强的人。
最初我不认为我需要站出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当然不是给自己划个框，该做什么做什么，倒也不是那样——而是你会对自己提特别多的要求，你会觉得只要足够多的人像你这样，其实这个社会就已经 OK 了。所以没有“站出来做点啥”的意识。
现在我去接触更多的人，更年轻的人和不同行业的人，会发现这个社会很多地方完全停留在停留在窗口期前面的那个年代。大家对“媒介”的理解，对“多元”的理解，等等……跟你同龄的人，或者其实也就是比你小个 5 到 10 岁的人，居然是停留在窗口期之前的，你会觉得一切退化得很明显。
我在（计算机）这个行业里面，也看到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以我其实在有意无意训练自己，不要依赖于任何一个公司，不要依赖于任何一个停滞不前的东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说“一定要站在技术的一线，无论你怎么做管理”。其实是让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都知道一些、什么都能干”的状态，最终（做什么）只是取决于你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而不存在说你干不干得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你还是有很多干不了。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准备着做点什么，发现了能做的东西，就可以去做，本质上没有什么能够制约我。最终我想，这个环境里面我能做什么。当然，行动空间会变小，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儿，那种“行动力上的丧失”我是没感受到的，或者不那么直观。
后来我接触不同行业的人群，广义上的创新教育、公益或者是艺术，这个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做的准备是不错，但跟大家的共识也很重要。这跟我以前在创业公司里那种共识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不走”，因为我有很多可以行动的事儿，对，超多事情可以做的。
Q：你最近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人吗？
A：很早我就对游戏引擎感兴趣，但是一直到和孩子一起做游戏的时候，才会具体地去看更细的东西，比如如何建模。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全球范围内已经发展出很完备的工具，就很兴奋，比如可视化建模这样的东西，然后 AI 现在又加进来。你会发现行动空间如此之大。
Q：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把我们家重新收拾一下，按照一个公共空间的概念来整理。我之前提过一个自习室的概念，在没有外部条件的时候，家里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替代场所。这算是要解决的问题吗？
Q：你想要推荐谁来接力？
A：廖细雄。有个我们共同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如果你把这件事做一辈子，做到死，那你就是个圣人”。我不觉得她的事和方法都是我认同的，也不觉得教育是圣人之为，但她是我理解整个虚假的大环境里，比较“真”的那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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