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干部考核制度创新
北京干部考核制度创新
2005年7月11日
何必
北京对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看数字指标，而且还要由民意参与打分……（略。）
作为政治中心、国家的首都，北京当然要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尽量在全国占先了。“将综合绩效与实际评价工作相结合，将评价结果应用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工作和考核制度中，这在个国内尚属首例。”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制度创新，想必在当代中国行政史上又会被书写上浓墨重彩的一大笔。
可人们马上就想到，这个从2004年就开始实施的考核体系，并没有阻止2004年7月10日那场大雨把北京几千辆机动车浸泡在雨水当中、路面塌陷出接连着的大坑使行人和车辆掉进去这样的惨剧的发生，也没能挡住当年10月6日不远万里到北京来的法国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因为恶劣的气候条件而取消升空（到现在购买了现场观看飞行表演票的人还无法退票），更无法拦住今年媒体有关北京频繁丢失马路上的井盖造成行人伤亡、可调查后发现竟然有18个部门都有责任管理这么个看着不起眼却总是在暗处张着血盆大口吞噬无辜者健康乃至生命，当然，最近媒体关注的主路上散发小广告、大排档扰民、噪音大气水质等污染的久治不效。也许，我们无法苛求，新的干部考核体系立杆见影，但无论如何，考核体系的变迁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北京变得更加安全、卫生、舒适，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本末倒置了的表面文章上，为了那个徒有其表的什么“首例”而喋喋不休。
比如，很难想象因为井盖导致路人伤亡，在如此考核体系中能在什么层面上追究某个具体部门的责任，或者说，这种环境资源保护贡献和民意调查测评该如何进行。想必，由于行政功能的区隔，人们根本无法把由于井盖丢失而导致被侵权的后果向某个衙门及其背后的行政制度问责。其他诸如污染、社会治安、就业、歧视等现象也莫不如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意测评的实际效用就很值得怀疑。
更不用说，依靠行政部门自身的调查机构进行定向电话抽样的目标取样空间的有效性、以及如此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也很让人置疑。
而且，有些机构属于窗口行业，工作性质决定了与社会交往程度很高，遇到接受服务者不满的几率自然就大得多。近年来各地实行“末位淘汰”过程中交通管理、警方总是名声不佳就是很突出的事例；相形之下，类似园林、文物、档案、食品卫生等部门的情形却相反，由于与公众接触面窄而鲜为人知，更不用说广泛接受民意测评了。如此差异化的格局里，民意测评的结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行政水平呢？
看上去，有着31项指标的“科学”考核体系的确立，应该能让广为社会诟病的行政官僚体系处于严密而精确的制约机制当中，使行政权力时时刻刻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在党政最高层提出科学发展观之际，地方当然要紧跟，并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领会到精髓并落实到具体的日常工作之中，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其根本要求是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这样，北京行政权力部门当然也要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诉求中向更广泛的视野开阔，要关注环境资源保护以及施政效果的民意反应。
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又很有趣地提出了第六个统筹：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对北京来说，最典型而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就是北京“嘉利来”大坑事件。易宪容表示，2004年《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相继报道的国洪起系列犯罪案件，并由此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其涉案金额之大、地域与行业分布之广、手段之隐蔽，令人震惊。有媒体指出，国洪起一伙人，凭借盗来的巨大财力为后盾，仰仗着威力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为其做保护伞，已经形成了一股“白领黑势力”。应松年就此事件认为，投资环境是什么？当然，公共设施要好，交通要方便。九通一平甚至十通一平这些很重要，税收优惠政策也很有吸引力。但我觉得光这样做还不够，而且很难持续。入世后，讲的是透明、公正。最主要的投资环境应该是法治环境。郎咸平则指出，港人内地投资风险大，要有团练保镖和信鸽。
5月31日人民网特别策划报导了此事，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乱局，更是一个迷局；公权、股权、民权，眼花缭乱，翻云覆雨……也许我们能从嘉利来案中得到一些警示。”而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则先后以“地产纠纷里的法律游戏”和“一场乌龙仲裁案”分别指出了这场“一系列法律事件如此巧妙而密集地发生于同一时段，并导致当事人巨额商业利益发生戏剧性变化”、“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终止香港嘉利来和北京二商合作合同的裁决充满疑点”。
按照创新了的党政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这种异常耐人寻味的明显违抗国务院命令甚至采用地方司法行为来与国家相对立的行为，涉足其中的干部又该如何接受测评？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态中，民意又能够对事件真相掌握几许？如此状况里的民意不过是一种被利用的道具。
还不用说，那些有机会让公众接触到的干部，在行政体系里都是些处于最底层的办事人员，而其领导通常都只是藏在幕后稳坐老板椅上颐指气使，而这领导的领导更是身居要职但凡动弹就得前呼后拥车水马龙，哪儿还用什么机会让民意去测评一把？
就此看来，这所谓“首例”制度创新出来的测评，不过又是个很具有表演性质的摆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