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 抗议上海封城的《四月之声》，拳头落在棉花上|韩大狗

野兽按：几年以来，所有对国家治理具有“负面”效果的言语都逃不过宣传机器三板斧的审问：谣言、境外势力、以及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三个概念如同孙悟空的毫毛，面对难以直接回应的“舆情事件”，只需要吹一口气，便能让机器继续运转起来，或至少尽快实现“翻篇”。甚至很多时候，这三种审问并不一定需要来自官方，它们已经成为很多人思考的前提和底线。

这些概念或许并不指向任何成体系的、单一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的意义在于排除，而排除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动态清零”的思想根基。“谣言”排除了非官方非权威的信息， “社会影响”排除了负面情绪的表达，“境外势力”则排除了可以用来“抹黑”、“递刀”的新闻。当有害的内容被及时“清零”，“真理”就牢牢掌握在了宣传机器的手里。

抗议上海封城的《四月之声》，拳头落在棉花上

2022-04-26

韩大狗

一场接力结束了。

在一天多轰轰烈烈的转发后，一个长6分钟、名为《四月之声》的影片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失去了踪迹。这一影片的画面，全程都是黑白色调的上海鸟瞰，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背景声音，那是由上海普通市民的对话录音组成的：被与父母强行分开的阳性婴儿的哭声，街道工作者打死宠物柯基犬时旁人的惊呼，做完化疗被禁止进入小区的癌症患者的疑问，母亲为自己发烧的幼儿寻药的哀求……

影片击中了那晚的大陆互联网情绪，转发是很多人对自己亲身生活体验的一种忠实记录，也是同理心的自然表达。在最初的影片被删除后，很多网友执拗地重新上传，甚至有人为了这一个影片的传递不断开通新的账号。但许多人并没有把这次集体转发当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也并不认为他们参与了一次“政治”讨论。甚至对于一些平时从没有发表过涉政言论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自直面大陆互联网审查的严酷。

然而对于熟悉审查制度的人来说，这种消失已经成为了一种宿命。对于这些人来说，转发接力是一场飞蛾扑火，只能寄希望于让烧出的灰烬留下一些生命的痕迹。《四月之声》是一次不满的集中爆发，让人想到2020年2月人们对李文亮的集体悼念。然而，肉眼可见的是，两年之后，宣传部门的反应快了很多。这一次，这个影片没有再形成一个哭墙。不同反应的背后，却有一种思路一以贯之——那就是，在官方治理的“舆情”之中，人不再是人。面对这样的治理，我们又该如何思考？

舆论的“动态清零”下，拳头打在海绵上

不难理解，所有事件，无论多么人命关天，都首先是“舆情事件”，甚至都只是“舆情事件”。只要这些事件最终没有出现在内参提供的舆情报告上，它就可以当做没有存在，因为它已经被排除出了这个定制的波将金村。

除删帖外，中央宣传部门并未对这一影片做出任何反应。唯一的回应来自“半官方”的代言人、《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一如既往地，老胡将网民们惨烈而执拗的转发消解为“需要发泄”的“怨气”，这一解读意味着民间的情绪是不理性的，如同青春期小朋友对家长的“逆反”。

但在这些老生常谈的废话之后，老胡却“颇有洞见”地进行了收尾。老胡说，“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就是特殊的稳定器。什么事不管当时多么轰轰烈烈，但很可能很快翻篇，被新的热点取代。”他最后号召“全社会都应当对中国的韧性有信心”，“不断维护动态的稳定与平衡”。

这一次，老胡颇具讽刺意味地说对了。对于《四月之声》的治理行动，就是一场“动态清零”的行动，四处涌现、不断重发的影片最终被“应收尽收”，微博上的热搜也牢牢控制在其他根本无关紧要的话题上。而这，只是更广泛的舆情治理行动的一个缩影。

虽然自2020年李文亮事件以来，人们仍然随时在李文亮的微博“哭墙”下留言倾诉，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曾经以自己的死亡换来中国民间对官方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反抗浪潮的人物，如今也并不能再阻止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碾压；而李文亮甚至是过去两年大陆舆论场中，人们仍然能够记得的唯一形象——“发哨子”的艾芬医生没有再接受过采访，方方从很多人的脑海中消失了，而红十字会安然无恙。武汉在政府瘫痪的状态下依靠市民自组织熬过了2020年的春天，但今天，我的很多朋友在对话中却把那个武汉政府当成上海应当学习的正面典型，市民们自己艰难组织的自救则被抹去了。

今天的中国，虽然距离实现COVID“动态清零”的目标仍然遥遥无期，但记忆却被“动态清零”，语言则被“静默管理”。或许更诡异的是，我们现在已无法看清，究竟哪一种清零对这个国家的当权者而言更为重要。中国领导层对于阳性清零固然偏执，但对于舆论的清零，这些领导即使不是更为看重或者下了更大的功夫，也毫无疑问是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两年之后，公卫系统面对市民的健康需求仍然没有妥善的应急机制，但宣传部门面对“舆情事件”，却已经进一步完善了它们本已成熟的应对体系。

如果说面对李文亮的死，网民们的反应是愤怒或者绝望，那么《四月之声》引发的民间反响，更像一个想要一头撞死在墙上的囚犯，却发现墙壁早被换成了海绵。2020年，当武汉第一次爆发COVID，政府的种种拙劣表现引发公众反响时，面对或许是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府公信力危机，宣传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一样措手不及。然而两年之后，公卫系统面对市民的健康需求仍然没有妥善的应急机制，但宣传部门面对“舆情事件”，却已经进一步完善了它们本已成熟的应对体系。

即使那些对互联网审查经验丰富的人们，很多也不知道应该骂些什么了。人们转发那个红色感叹号和由黑灰色截图组成的404字样表达愤怒，但须知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责任主体叫做404。有微信文章从审查算法的层面“解释”影片被删的原因，重复经典论调之（甚至很多学者也同意这一点）由于宣传系统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担忧，任何达到一定传播规模的内容都会遭到筛查。

随着互联网公司的“自我审查”机制被更多人所知，很多人面对审查的第一反应甚至变成了谴责“皇上”身边的“太监”，谴责互联网公司和背后的“资本”，认为是这些资本和算法、是这些公司盈利的需求导致普通人的声音无法“上达天听”。可是，如果事情真的只是某个内容达到一定传播规模那么简单，为什么习近平吃庆丰包子没有被审核，为什么“饭圈出征香港”的狂欢没有被审核？

这些无助的情绪的确说对了一点：宣传系统是一个严丝合缝的巨大机器，它的主体运作者并不轻易露面，而是把工作交给机器里的那些尽职尽责的螺丝钉。这些螺丝钉像上海那些重复着“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强行把人拖走的街道工作者一样，机械地消灭着人们的语言。但我采访过很多互联网工作者，他们看起来绝不比被删的网民们更开心——如果不是因为所做的事违背自己的价值观，至少也会是因为巨大的工作量和并不算高的待遇。在这架机器里，似乎没有人是快乐的——当然，习近平和王沪宁除外。

是的，这架机器在其精密之余，也像是一个巨大的马戏团，为它的那几名观众——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的观众——量身定制一场符合他们口味的表演。这种定制是一个近乎审美的需求，全国上下的语言最终要组成一个巨大的波将金村（编注：源自沙俄的一个典故，指弄虚作假、装潢门面）。上海这座城市存在的终极目的，是满足正国级领导的审美需求。互联网也一样。所以，所有的不完美都必须被动态清零。在这一点上，阳性检测和违规影片性质相同。动态清零不只是一种应对COVID的措施，而是一种人口治理模式。

不难理解，所有事件，无论多么人命关天，都首先是“舆情事件”，甚至都只是“舆情事件”。只要这些事件最终没有出现在内参提供的舆情报告上，它就可以当做没有存在，因为它已经被排除出了这个定制的波将金村。在2022年上海的种种乱象之中，上海市委的第一个人事变动，却是任命了新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这个任命的潜台词，仿佛就是《三体》中三体星人对地球人传达的冷酷信息：主不在乎。所有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作为领导视察波将金村时的一个道具。在上海，人作为道具存在；在互联网上，人作为数据节点存在。

尽快“翻篇”

在老胡以外，其实还有不少来自民间的对《四月之声》的质疑和反对。我看到的一个发言称这一影片为“BBC的阴间滤镜”，而他/她没有转发这个影片，因为他/她“太熟悉这种颜色革命的套路”。很多人质疑这一影片的“幕后推手”，认为影片是“火上浇油”、“放大问题”、“煽动情绪”；也有人质疑，这类影片用“碎片化”的不满代替“全局”。当然，也有人拎出“你行你上”的陈词滥调，指责这类影片不能提出有用的建议，只会“说风凉话”，而“中国抗疫不靠他们”。

这些言论出现之多，让我意识到，这种观点在社交媒体上虽然未必是主流，但也绝不在少数。他们是波将金村里的模范公民，他们的存在意味着宣传和审查这架庞大机器不仅拥有恪尽职守的螺丝钉，并且拥有自愿依附于机器的润滑油。这些油滑的言论不断在官方和民众之间交换，实现了话语的内循环。

这些人并不一定是大多数，但在中国的语境下，争论谁占据数量上的大多数并没有意义。重要的不是哪些人数量更多，而是哪种声音被允许出现、能够积累足够的影响，占据权力系统中的一席之地，而对另一些声音构成压力。争论谁是多数，不仅本身是一种过度简单化的分类统计方式，也只是定量研究者在一人一票的国家里进行民调才需要的手段。在其他地方，“多数人”这个词的意义仅仅是领袖在讲话表态中召唤出来的抽象概念，是为既成事实寻求合法性的托词，用以假装自己的统治地位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

几年以来，所有对国家治理具有“负面”效果的言语都逃不过宣传机器三板斧的审问：谣言、境外势力、以及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三个概念如同孙悟空的毫毛，面对难以直接回应的“舆情事件”，只需要吹一口气，便能让机器继续运转起来，或至少尽快实现“翻篇”。甚至很多时候，这三种审问并不一定需要来自官方，它们已经成为很多人思考的前提和底线。

这些概念或许并不指向任何成体系的、单一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的意义在于排除，而排除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动态清零”的思想根基。“谣言”排除了非官方非权威的信息， “社会影响”排除了负面情绪的表达，“境外势力”则排除了可以用来“抹黑”、“递刀”的新闻。当有害的内容被及时“清零”，“真理”就牢牢掌握在了宣传机器的手里。

这些指责的目的，只不过是将一切不符合岁月静好想象的内容逐出舆论场。换言之，这些人认同了将舆论场等同于波将金村的思想。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感，而是为了给看客呈现出一潭静默而完美的死水。

在现实的舆论场中，“谣言”指的是没有得到官方确认的言论。所有关于谣言的案例之中，或许最为著名的案例是对李文亮等武汉医生的“造谣”处分。而近期，在上海封城之前，任何关于“上海即将封城”的信息都被称为谣言，即使这一谣言在几天甚至一天之后就被证实为真。然而即使这样明目张胆的矛盾，也不足以让很多人意识到这些欲加之罪的问题。

不仅定义“谣言”的权力被牢牢垄断，并且民间也并不缺少这种垄断权力的捍卫者。固然可以理解的是，在互联网时代，“虚假消息”的传播的确比以往更容易，尤其是在官方动辄将舆论场渲染为“谣言满天飞”，而加重人们对谣言的恐慌情绪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确渴望有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告诉自己，什么才是应该相信的。名侦探柯南说，“真相只有一个”，这句话有一个没有言明的含义，那就是除了这一个真相的言说者，绝不能有另一个真相的言说者。而显然，在中国，占据真相言说者这一位置的只能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与这一地位相匹配的权力。

“谣言满天飞”恰恰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表达。这个表达将谣言具象化为一种漂浮的垃圾，污染着舆论的环境。在一份报告中，中国官方将谣言等“不良信息”描述为“网络空间”的“雾霾”，是建立“清朗”环境所必须清除的污染源。这一表达也为更大范围的“清零”打下了基础，因为只要是与舆论环境的“清朗健康”相对的内容，即使说出了事实，也可以为了治理“雾霾”而予以清除。

因此，“引起恐慌”、“火上浇油”、“煽动情绪”也都是对各种负面舆论的常见指责。这些指责并不批驳言论的真实性，而是针对其“社会影响”。依照这样的标准，负面情绪被轻易地从“清朗健康”的环境中排除。一个月前的东航空难，媒体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就受到了大量读者的攻击。这些攻击指责报道传播负面情绪、“恶意煽情”、“炒作”死者赚取“流量”，是“人血馒头”，甚至连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自己死亡亲属的网民也遭遇了类似的攻击。

在上海封城期间，类似的攻击不绝于耳，指向那些发布求助信息的市民。正如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所说，这些指责的目的，只不过是将一切不符合岁月静好想象的内容逐出舆论场。换言之，这些人认同了将舆论场等同于波将金村的思想。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感，而是为了给看客呈现出一潭静默而完美的死水。

自上海“精准防控”的阶段起，指责上海不封城是“买办特权”的声音就从未间断。封城以后，更有人将上海的惨状认为是“殖人”（即殖民者）城市自食恶果。如今，“动态清零”已被一些官媒和自媒体上升到“文明之争”甚至“国本”的高度。

或许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为何竟会有人认同于那些钓鱼台上的看客。一方面，或许努力与其他人的不幸保持冷漠的距离，也是一种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最近几年以来，“大局观”几乎成为了一种流行病，让人在不知不觉间陷入失明。越来越多在网络上发声的人，开始共情于当权者，而非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普通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递刀”和“抹黑”一说才流传开来。

与武汉相比，与对方方的“递刀”指控相比，对上海的舆论攻击还夹杂着一种“文明冲突”的自觉。上海作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港口，本身就被很多人视为“境外势力”的代言者。自上海“精准防控”的阶段起，指责上海不封城是“买办特权”的声音就从未间断。封城以后，更有人将上海的惨状认为是“殖人”（即殖民者）城市自食恶果。如今，“动态清零”已被一些官媒和自媒体上升到“文明之争”甚至“国本”的高度。《四月之声》出现后不久，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将之与“境外势力”、“幕后推手”、甚至“颜色革命”联系起来。这些文章并不在意那些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也已经完全脱离了市民的生活需要，“文明之争”实际上只是脸面之争，而不少人似乎认为国家的脸面大过身边人的生死。

2020年，李文亮说过的一句话曾被反复提及：“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可是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这样觉得。根据中央的指导思想，社会的健康远比人体的健康更加要求精细和严格，这种健康有一个绝对的、“科学”的标准，它容不下一丝病变或是“亚健康”。所以，对不起，一个健康的社会只能有一种声音，因为只能有一种健康的标准，这个标准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健康的，一切不健康的声音都需要被清零。

乐观与悲观的统一

面对舆论场，尤其是网络舆论场上的抗议行动，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不断的转发最终可以以某种方式触碰社会改革的按钮；另一种则认为，既然清零是所有语言的宿命，网络上发生的一切也就都没有意义。

长久以来，面对舆论场，尤其是网络舆论场上的抗议行动，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不断的转发最终可以以某种方式触碰社会改革的按钮；另一种则认为，既然清零是所有语言的宿命，网络上发生的一切也就都没有意义。

2000年代初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围观改变中国”曾一度成为人们的希望所在。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仍然将转发视为一种反抗，但反抗的意义变成了“记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当记住成为唯一的反抗，乐观和悲观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统一。

但更糟糕的是，记住也变得极其艰难。似乎所有言论都面临“动态清零”的宿命。它们出现，消失，然后像老胡所说的，“翻篇”，没有后续。并且毫无疑问，参与转发的很多人，一旦封城结束，都会随时准备回到岁月静好的状态中去，正如经历过武汉封城的很多人已经做到的那样。甚至其中还会有一些人，在下一次类似情况出现时，继续警示其他人“不信谣不传谣”、警惕境外势力。

毫无疑问，悲观是有道理的。如果说还有人把网络上的转发、“围观”视为一种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已经不再有效了。中国政府可能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做得如同一团乱麻，但唯有“舆情治理”，永远不会放松，永远会建立日新月异的管控机制，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将宣传工作当成了治国之本，一切问题都是宣传问题、舆情问题。或许有些极端地说，只要宣传中的波将金村能够构建起来，现实中的棚户区和低端人口就可以当做不存在。打地鼠式的网络抗争，其本身已经不会对政权“稳中向好”的大趋势造成影响。

然而同时，那些正在亲历着时代的普通人，他们当然可以被看作是政权进行统治的基础，但也正是他们让语言和声音不至于彻底死掉。他们并不将这些转发视作政治行动，所以这或许不会构成长久而有效的反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将这些转发视作政治行动，他们才会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很多面对生活感到无助的普通人，只是想要让生活成为生活，让自己成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被摆布的道具、一个被监测的数据节点。他们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不希望对这种真相的解释权被只关注虚假的人抢走。对他们来说，发出这些声音与其说是奋力的抗争，不如说是别无选择。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回到岁月静好之中，但面对官方垄断“真相”的努力，总有人想要夺回自己的真相。

对他们来说，发出这些声音与其说是奋力的抗争，不如说是别无选择。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回到岁月静好之中，但面对官方垄断“真相”的努力，总有人想要夺回自己的真相。

“动态清零”始终会是动态的，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因为总有人在受苦；但也有一点点幸运，因为死水不会彻底死去。如同列宁曾经说过的，“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失了，矛盾始终存在”。四月的声音消失了，以后的月份会不会全都归于沉寂，既取决于我们夺回真相的努力，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些方法使用这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