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蘇聯的“票證供應制度”

布爾什維克奪取俄羅斯政權後，為了向人民提供食品和工業消費品，迅速推行“票證供應制度”。這套制度事實上斷斷續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才消亡。早在1918年春季的彼得堡，每證發放的每日定量麵包甚至低於後來著名的“大封鎖”125克。蘇聯政府戰後大力宣揚125克，藉此控訴戰爭之殘酷，卻“忘記”告訴人民1918年4月彼得堡工人每天所得口糧比這更少，甚至有停發的情況。同時期莫斯科工人平均每天100克麵包，讀者回憶一下彼得堡和莫斯科遭德軍猛攻時的困境，不難想象這兩座大城市1918年是個什麼樣子。

1918年12月頒發的票證大致分四類，第一類：從事重體力勞動者，第二類：從事輕體力勞動者，第三類：從事一切腦力勞動者，第四類：不參加勞動者。但由於糧食緊缺，票面規定的微薄食品不一定能夠領到手。彼得堡“高溫車間”工人的標準是每天半俄磅（227克）麵包、每月一俄磅糖、半俄磅油脂和四俄磅鯡魚。受扶養的人、知識分子和各種“失勢落魄者”領取供應時排在最後，而且往往什麼也得不到。實際票證供應制度十分細緻複雜，那時候彼得堡至少發行了33種有效期一個月的票證。

1919年3月又實行所謂“保留勞動定量配給”：特別重要企業（軍工）的工人可以得到固定數量的麵包，超額完成計劃者發給實物獎金——也就是額外最高100%的個人口糧。1920年11月6日企業和機關工人、文員被統一划為一個群體，麵包供應提高到每天400克，但出差到外地的話就未必如此了。舉例來說，某人1920年秋季出差去葉卡捷琳堡，每天可得1俄磅麵包（453克），去下塔吉爾：1.5俄磅，去上圖拉：2俄磅，去庫什瓦：四分之一俄磅。1921年2月《勞動報》刊文指出：“在今天的生活中，定量配給幾乎是排在第一位的。越來越多人因為口糧原因選擇去這個或那個單位上班，去這個或那個工廠勞動。幾乎每個人在求職之前總要問問自己：他們給你什麼?”

隨著列寧頒布新經濟政策，票證供應制被暫時地、局部地停止。史達林1929年徹底取締私營企業，該制度再次廣泛施行。

有意思的是，麵包票制度始於糧食豐產的烏克蘭大地，那裡土地肥沃，就像老話說的：喂養半個世界。1929年3月該制度推廣到莫斯科，麵包之外的其他稀缺副食品如糖、肉、油、茶等也被囊括進來。莫斯科、列寧格勒工人及從事生產的文員每人每天900克，家屬和其餘人等500克。國內其他城市的定量總體低於此數，取決於地方政府的能力和決心，比如梁贊二月份特別規定工人每天650克黑麵包加150克白麵包、家屬500克，單位文員200黑麵包加300克白麵包。其餘人等如果參加了中央工人合作社(ЦРК)——每天500克，沒參加者沒份。工人群體每月供應肉類4.4千克、穀物3千克、麵粉1千克、魚類2.5千克、牛油400克、植物油600克、糖1.5千克、雞蛋10個。茶葉供應量是每年300克。

1931年中期工業消費品憑票供應，1932-1933年甚至土豆也要用票購買。蘇聯歷史上最慘重的大饑荒恰在這段時期，個別地方出現人吃人現象。

蘇聯人唯一不用票敞開買的東西是伏特加。1930年代初打擊酗酒的運動漸漸偃旗息鼓，酒類商店數量急劇增長——1933年頭六個月列寧格勒市酒類商店從444家增至625家（1926年全市僅200家）。1930年9月史達林致信莫洛托夫表示：“在我看來，應當儘可能提高伏特加產量。有必要拋棄虛偽的慚愧，直接、公開地最大限度增加伏特加產量，以保障真實的、嚴肅的國防”。

相比平民百姓憑證領取微薄食品，“紅色貴族”們的餐飲水平好太多了。當時莫斯科吃食堂的高級幹部74300名，吃特供的45000名，列寧格勒分別是12370名、10500名。高級幹部坐火車出差，公務車廂飲食免費；逢著開大會，出席者一律盡情吃喝。例如1932年大饑荒時期，參加聯共（布）中央九月全會各級幹部消耗的食品在種類和價值方面著實令人瞠目。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為500名與會者供應93種食品，滿足18天會期所需，包括：4噸肉，6.9噸香腸、公雞、榛雞、火雞、鵝及各類火腿，魚4噸（鮭魚、鱘魚、梭鱸魚等），黑魚子醬300千克，瑞士奶酪600千克，1.5噸黃油、無水黃油和含鹽黃油，雞蛋15000個，以及穀物、水果、蔬菜、漿果、蘑菇、乳製品、茶葉、咖啡、可可飲料、巧克力糖、煙捲、煙斗等……

官辦分銷商、工人合作社、工人供應部門開具的所謂“柵欄公文”和票據取代了自由貿易，盜竊行為變得司空見慣。1932年春天供應人民委員米高揚承認：“人人都在偷東西，直到共產黨員。黨員做賊比旁人更容易，他揣著黨證，一般懷疑不到他”。據米高揚說，對莫斯科市內國營食品店全面檢查發現每天12車皮物資被盜。

赫魯雪夫在他的《回憶錄》也提到這種情況，是這樣描述的：“在分發購買食物和商品的票證時，有許多欺詐行為。因為總是這樣，既然搞票證，就說明短缺，短缺就促使人，尤其是不堅定的人不按規矩辦事。在這種情況下渾水摸魚的人很多。卡岡諾維奇對我說：‘您準備一下，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個報告，講講莫斯科整頓票證制度的鬥爭。凡是以不合法手段、以渾水摸魚的辦法搞到票證的人，他們手中的票證要統統沒收。’票證五花八門，一種發給上班的人，一種發給不上班的人。發給上班的人的票證也各不一樣，這也是促使人們去玩弄花招甚至濫用權力的動力之一。當時我們會同所有的機關，包括工會、民警和肅反工作者在內，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節省了或者沒收了數十萬張票證，沒收無權享受者手中的票證。因為當時正在為了糧食、為了食品、為了完成五年計劃進行激烈鬥爭。要首先向那些親自促進五年計劃完成的人提供食物。”

之後赫魯雪夫進宮當著史達林的面作報告，講“我們取得了多大的成績”。而史達林插話說：“別誇口，別誇口，赫魯雪夫同志。渾水摸魚的人還多著呢，多得很，您還以為全都抓光了”。（譯註：《赫魯曉夫回憶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934年10月中央決定在全蘇聯廢除票證供應制，12月做出決議從1935年1月1日起停用麵包票證（第二天麵包和麵粉價格翻了一倍），1935年9月決定從本年10月1日起停用肉、糖、油和土豆票證。然而食品和工業消費品的供應依然困難。這段時期訪蘇的外國人表示很佩服蘇聯人民從最平凡事物中尋找發現快樂的能力：“他們排幾個小時的隊；麵包、蔬菜和水果你大概覺得不好，但沒別的可挑；布料和衣服你或許認為醜死了，但沒別的可買。由於沒有任何可供橫向比較的東西——除了萬惡的舊社會——你心滿意足地接受了拿給你的”。

說起莫斯科排隊，那真是老生常談。據內務人民委員部報告，1930年代末在莫斯科各處排隊的人員莫斯科戶籍的不超過三分之一。1938年大批外地顧客湧入莫斯科購物，到1939年春季簡直像遭了災。內務人民委員部報告稱：“4月13夜間-14日，商店開門時排隊顧客多達30000人。4月16日夜間-17日43800人……”。每個大百貨公司門外總有成千上萬人排隊，關門也不散，熬一宿靜候次日開門。商品幾個小時全部售罄，但人們繼續排隊“等第二天進貨”。外地人或投奔朋友家借住，或到火車站、門洞蜷縮，在首都度過整個假日。

當局試圖採取措施扭轉搶購局面，手段自然是鎮壓為主。警察出面將違反護照制度的“外省人”拖出隊伍，帶往火車站，那裡有送他們回老家的專列。對超額購買商品的人進行罰款和刑事處分。政治家甚至一度打算徹底取締排隊，1940年1月1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布《關於反對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排隊購買食物商品》的決議，同年春、夏又擴大到俄羅斯聯邦及各共和國境內一長串城市。按照最新規定，現在只允許顧客在商店營業時段進行店內排隊，不准排出門還拐幾個彎兒。內務人民委員部定期向人民委員會報告多少人違反排隊規定，抓住多少處分多少。但蘇聯人民毫不退縮，他們很能適應任何新情況。顧客躲在“熱門商店”附近的門洞、公園，聚集在有軌電車站觀望，隨時準備沖向垂涎已久的稀缺貨。限購條例也執行不下去，為了避免警察沒收自己超額購買的麵包，人們一拿到麵包立刻掰碎、捏碎，跟剛買的穀物混合攪拌。

一位史達林格勒居民投書報社訴說1940年糧食供應情況，曰：

“親愛的同志們好！我要告訴你們最近幾個月史達林格勒出現的困難局面。我們現在沒時間睡覺。凌晨2點出門排隊買麵包，5、6點鐘店門外已排了600、700-1000人。傍晚下班的時候麵包都賣完了，天黑後根本不營業。史達林格勒市中心有個糧食市場，但小販們7點收攤，而且未必有麵包賣。開門開到凌晨3、4點鐘的值班商店，我們這兒是沒有的。那麼請問，一個勞動者什麼時候能夠買到麵包，尤其年輕母親，怎樣才能不叫孩子餓著肚子哭一天？大家不得不飢腸轆轆去工作，充其量在車間食堂吃些小點心墊墊，即便這兒的午餐也不一定供應麵包。您打聽打聽，如今工人們在食堂吃的什麼玩意兒，把過去喂豬的端給我們了。燕麥粥不擱油，大麥米泛著青藍色，碎麥粥也不見油星…… 每天掙7-10盧布，維持生活需要20-25盧布。處處買東西花高價，怎麼從沒見人來給我們漲工資啊。我們進商店買不著油。就像在（以前）波蘭似的，互相借別人的髒肥皂沫洗衣服，更沒東西給孩子洗澡。虱子渾身爬，癩子滿大街。自從去年五一至今，我們沒見過白糖、沒見過稻米、沒見過麵粉，什麼都沒有…… 對人來說飢餓最可怕，這種深刻的恐懼使人心神不寧，失去理性，繼而產生極大不滿。無論在家、在單位、在任何地方，人們議論的都是同樣話題：關於排隊、關於短缺。談到最後無非一聲長嘆，發發牢騷。而那些收入150-200盧布的家庭，五口人吃飯，真真切切是忍飢挨餓呀——都浮腫了。革命勝利22年，好日子來了，歡呼吧！務必趕在（人民）爆發前立即採取果斷措施。”落款：維拉·伊格納季耶娃，聯共（布）黨員。

隨著偉大衛國戰爭到來，新一輪全面短缺席捲蘇聯。1941年7月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再次發放食品票和某些工業消費品票（有意思的是，每份票證收取工本費10戈比），至1942年11月全國58個大城市實施票證供應。戰時食品配給限額（麵包）是：工人每天800克、文員500克、受人扶養者400克、兒童400克。糖（每個月）工人500克、文員300克、受人扶養者200克、兒童300克。但實際可能打折扣甚至斷供。蘇聯政府根據《租借法案》訂購了糖、肉罐頭、黃油、蛋粉等重要物資，而布爾什維克心心念念圖謀消滅的“世界資產階級”：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從1941年6月22日開始向蘇聯發貨，至1945年9月合計提供4915818淨噸，總熱量約67502474.4百萬卡路里。如果按照每個現役軍人每天攝入4000千卡計算，不難算出盟國通過《租借法案》向紅軍提供的食物足夠1000萬人部隊食用1688天。

由於全國主要產糧區被德軍占領，蘇聯戰時糧食產量甚至低於1932-1933年饑荒時期。不難理解飢餓導致的蘇聯人口損失更甚於兵燹。

食品和工業消費品票證配給制度一直延續到1947年12月，那時蘇聯發生最後一次饑荒，許多人遇難。巴什基爾人扎伊圖娜·庫斯亞波娃回憶：“我最深刻的童年記憶是家裡有麵包吃的時候，每人50克，如同過節。我不捨得吃，畢竟太少，就藏在地毯下面。結果被妹妹找到吃了。我不生氣也沒哭，因為我覺得她更需要吃那塊麵包。到現在我也想不明白當時怎麼就不覺得餓。我小時候唯一一次因為食物哭泣是囫圇吞了一塊硬糖，好傷心啊，還沒咂砸什麼味兒呢。媽媽安慰說：糖已經下肚啦，可這話並沒讓我感覺好受些。15歲我第一次吃到碎麥米做的粥，至今不忘那美妙滋味…… 1947年春天我們下地撿拾爛土豆，只准在自留地尋找，踏入集體農莊田地會被立即逮捕。有一年秋天收割之後我們下田搜索，被趕走了，撿到的吃的也被沒收。第一場雪後我們再次下田，拾起麥穗用衣襟兜著，可照樣沒留住，被農藝師拿走了。手腳凍得通紅，我只穿了一件衣服。我們當時只是五六歲的小孩，被鞭打、驅趕，就為了撿幾個麥穗……”

1953年7月蘇共中央開全會，黨和國家領導人發言一針見血：

赫魯雪夫：“忍不下去了。奶沒有、黃油沒有…… 我們的牛比戰前減少350萬頭，牛少了意味著肉少、黃油少、皮子少……”

卡岡諾維奇：“……我之前在烏拉爾……食物問題當然也嚴重：肉很稀少，香腸不夠……”

米高揚：“去年春天已經遭遇肉類供應危機了，說白了就是肉和動物油嚴重短缺。情況報給史達林同志，他問：為什麼短缺？我答：因為畜牧業不好，儲備很差，但需求在增加…… 去年發生的我們都看到了，沒肉吃，也許能給莫斯科、列寧格勒、頓巴斯和其他地方擠出點兒來…… 今年我們積攢肉類庫存，加緊收購，年初的儲備幾乎是去年的兩倍…… 但僅在莫斯科、列寧格勒保證上市，頓巴斯和烏拉爾馬馬虎虎，其他地方間斷性供應……”

1955年蘇聯醫學科學院營養研究所給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打報告說：“……蘇聯人民飲食中的動物產品比例嚴重不足…… 牛奶和奶製品、肉類、魚類和蛋類的實際消費量顯著低於科學標準，導致通過飲食攝取的動物蛋白、脂肪和維生素A大大不足…… 蛋白質及維生素A、C的缺乏降低了人體免疫力，威脅少年兒童正常發育…… 俄羅斯聯邦全部地區的動物產品消費都顯著不足……”

1980年代中期由於基本食品和工業消費品短缺，政府“應勞動人民要求”又一次發行票證，但某些地區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經局部恢復了肉、黃油和糖的供應票。1983年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內的一些城市開始使用特定類型食品（如香腸）供應票，到1989年大部分城市和鄉村廣泛使用各種類型票證。憑票購買的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茶葉和糖、麵粉和肉製品等，蛋黃醬、糖果也在其中。工業消費品則包含肥皂、洗衣粉、火柴、煙草、套鞋（塔什干，1991）和女式內衣（葉列茨，1991）等。票證名稱五花八門，從直截了當的“麵包票”、“土豆票”，到拐彎抹角的“購貨訂單”（伊爾比特，1992）、“採辦請帖”（伊爾庫茨克，1985）、“新婚本子”（塔什干）、“顧客名片”（莫斯科，1991）、“限額卡”（下諾夫哥羅德，1991），甚至“酒精是您健康的敵人”（庫爾干伏特加票，1991）！一些不喝酒的人也會買幾瓶伏特加存著以備客人來訪或叫水管工登門維修，還可以過幾個月加價售出。

蘇聯解體之後，票證供應制度逐漸淡出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