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站起来的是真正的人民
大规模的反叛并不是由欲望、愿望或一群人的嫉妒所驱动的 —— 它们是由不断恶化的物质条件、失败的民间机构和基础设施、政府连续的压制浪潮所驱动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关于需求、必要性和生存的。
这不是什么哲学问题、甚至根本不值得辩论，它只是对广泛的历史和文献相当基本的理解。然而，最近的，从香港抗议开始，到委内瑞拉、到古巴 ……几乎所有舆论冲突都在跑题的互相抨击中浪费时间。而这正是现有的机构和权力希望我们处于的状态 —— 因为只有这样，绝大多数人才能轻松地忘记真正的罪恶。
【按】不论是当我们讨论阿富汗的时候、讨论白罗斯的时候、讨论印度、突尼斯的时候、还是讨论古巴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引发的思考都是关于中国的。所有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镇压威胁程度都不亚于中国，但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有着坚定的反抗精神和高明的反抗智慧。
这正是我们介绍它们的原因，希望能借此帮助中国反抗者找到灵感；最低限度的，至少也许能缓解一些虚无的气氛。
今年夏天当古巴人的反抗成为全球热点的时候，您很可能看到了非常多的片面叙事、甚至完全的虚假消息，这不奇怪，想想全球互联网的主导权在谁的手里，您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本文希望能帮您了解一些真实的古巴反抗及其背景，还是那句话，你我都是people，我们应该和那些同样的people站在一起，而不是和政权站在一起，每一场斗争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斗争，只有当我们站在一起时，我们才能是真正强大的。
7月11日星期日，在哈瓦那以南的古巴小镇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诺斯爆发了一场抗议活动。与1994年著名的 Maleconazo 抗议活动一样，对经济危机的不满情绪在炎热的夏天沸腾了起来。
当时，大批的古巴抗议者涌入该市海堤沿线的街道，遭遇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领导的反抗议活动，该活动仅在有限的警察干预下结束。7月11日发生的抗议要大得多，大规模的警察出动才被镇压。许多抗议者目前仍被拘留，一些人已经在简易审判中被判处了严重的监禁。
由于过去十年里古巴互联网的扩展，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关注抗议活动的实况。随着数百万人观看示威游行的展开，一场关于其意义的争论开始了。
一波又一波的错误信息，包括贴错标签的照片和视频，造成了最初的混乱；其中一个骗局是视频错误地声称主要城市卡马圭已经被抗议者占领。并且，谎言并不局限于社交媒体。7月14日，西班牙右翼报纸ABC的记者 Alexis Rodríguez 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一名准将因为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而辞去了内政部的重要职务。虽然这篇报道在几个小时内就被辟谣了，但近一个月后，这篇文章仍然没有得到纠正。
除了假新闻之外，对抗议活动的大部分党派分析都忽略了被认为是出于政治原因的尴尬信息。在右翼，许多人指出 “自由” 的呼声证明抗议活动只是为了政治变革。因此，封锁并不是古巴当前危机的一个关键部分，认为对哈瓦那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是 “有必要的”。在左翼，许多人淡化了抗议者明确的政治要求，仅从美国对古巴经济困境的责任来解释抗议活动，毫无疑问封锁和最近的制裁只是加剧了这种困境。
一场关于7月11日之意义的争论也在古巴国内发生 — — 我们这些外人只是在公开场合偶尔看到，但在私下的谈话中却是沸腾状态。但是，为了理解抗议活动的真正性质和未来动荡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从研究古巴政府的改革模式如何导致这一危机时刻开始。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2006年生病时，他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弟弟劳尔，后者慢慢开始实施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劳尔希望将古巴推向中国和越南几十年前过渡到的更有利于市场的*伪*社会主义模式。随着政府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它也开始削减穷人所依赖的补贴，劳尔有时将这些补贴称为 “不适当的酬金”。他想要一个 “繁荣和可持续的” 社会主义，但他刻意避免了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绝对控制的任何政治改革。
2019年，劳尔下台，把权力交给了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这一权力转移在今年早些时候才最终完成，迪亚斯·卡内尔成为共产党党魁以及政府首脑。迪亚斯·卡内尔似乎赞同劳尔的做法：在他接管领导权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推行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近年来，古巴的经济遭受了许多挫折。从苏联解体后的可怕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大部分取决于该国自1998年以来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委内瑞拉的石油在国内经过提炼后出口到国外以获得额外收入。但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经济崩溃后，这个石油国难以维持其对古巴的经济承诺。
同时，巴西、玻利维亚和萨尔瓦多的右翼政府崛起，导致古巴的医疗任务项目关闭，这些项目不仅是一种外交形式，也是古巴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加强了禁运，将古巴重新列入 “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名单，并允许1959年后财产被国有化的美国人提起诉讼。这些诉讼不仅使古巴政府蒙受损失，还吓跑了现在和未来的投资者。人们最初预计拜登会推翻特朗普的制裁，但并没有，拜登保留了这些制裁，并且在7月11日之后，增加了新的制裁。
最后，该大流行病对古巴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该国的旅游业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2020年陷入了停滞状态。旅行限制也大大减少了古巴人出国旅行并带着鼓胀的行李箱回来的消费品流量，这种非正式的进口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商店高昂价格和不可靠库存的替代方案。去年，古巴的经济萎缩了11%。在一个大部分食品都是依赖进口的国家，经济萎缩对岛上最贫穷的人口伤害最大。
【注：关于这是为什么，本文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中有详细介绍。】
然后，当事情似乎不可能变得更糟时，政府在1月开始统一两种货币，作为更大的经济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在一个更繁荣的时期，这一措施会引起一些通货膨胀，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回报的，有助于提高公共工资。而在目前的环境下，这就像在一个堆满烟花的房间里扔了一根火柴。7月11日，在消费者匮乏、政治挫折、COVID-19病例大量增加、以及加勒比海夏季接二连三的停电中，那堆烟花被点燃了。
在一个有民主机制的系统中，这些情况无疑会产生抗议，但也只是具体的个人和政党可能会被指责。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但不一定是一场体制危机。古巴缺乏这种安全阀。那些在政治上受挫但大多只想和平生活的古巴人现在正在谈论重大变革。7月11日的抗议活动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满融合在一起，迪亚斯·卡内尔会发现很难将其分开。
7月11日的视频和照片显示，古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上了街。虽然有一些长期的持不同政见者参与其中，如仍被监禁的路易斯·曼努埃尔·奥特罗·阿尔坎塔拉，但绝大多数参与者似乎并不是坚定的政治活动家。虽然我们仍在重建全国各地抗议活动的确切情况，但可以说，互联网在动员民众和影响公众对国家反应的看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古巴独立媒体网站 El Estornudo 的报道，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的最初抗议是通过一个名为 “La Villa del Humor”（幽默之城）的 Facebook 群组组织的，当地人在那里分享新闻或meme。在抗议活动之前的几个月里，随着经济的停滞和COVID-19疫情的恶化，这些帖子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最终，有人召集了一次街头抗议活动，事件就这样越滚越大。
多亏了互联网，三十年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现在可以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古巴人分享视频、照片和现场直播。尤其令政府担忧的是，抗议者不仅在哈瓦那及其周边地区走上街头，甚至在历史上一直是政府支持的据点的地区，如东部省份，也有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庞大的人数意味着，即使没有亲自参与的古巴人也可能认识参与的人。除了呼吁 “自由” 和民主化之外，许多人还高呼 “祖国和生命”，这是一首明确的持不同政见者歌曲的口号。虽然在没有可靠的民意调查的情况下很难衡量公众意见，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大多数古巴人都呆在家里。
亲政府联盟自20世纪60年代的高峰期以来已大幅萎缩，但它仍然是古巴政府能够继续执政的关键部分；仅靠镇压无法解释其长寿。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场反对暴力暴君的民众政治革命中登上了顶峰，颁布了民众改革，并将自己变成了古巴主权和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象征。封锁和美国施加影响的其他尝试起到了某种指责的作用；在试图将政府的联盟撕碎的同时，美国的行动只是帮助它团结起来了。
然而，在抗议活动期间和之后，与政府有长期工作关系的主要文化人士采取了令人惊讶的批评立场。大受欢迎的古巴乐队 Los Van Van（其名字参考了政府1970年代的收糖口号）发表声明说，他们 “支持成千上万的古巴人，人们要求自己的权利，应该被倾听”。他们还说，“我们对暴力说不，但也对 atropello 说不”，意思是虐待或不公正的行为，通常是由有权力的人所为。传奇歌手和政府的长期支持者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Silvio Rodríguez）呼吁与那些上街游行的人进行对话。他认为，需要有 “更多的桥梁”，并承认他们的一些挫折的优点。罗德里格斯还承诺将代表被拘留的非暴力抗议者与政府交涉。古巴在世的最知名的小说家莱昂纳多·帕杜拉（Leonardo Padura）历来对公开批评政府非常谨慎，而这次他写道，抗议活动是一种 “对绝望的结果的呐喊”，政府应该听到这种呐喊。虽然这些声明听起来很有分寸，但如此知名的文化人士发表意见，是古巴国内出现动荡的一个重要标志。
目前正在进行的真正的战斗涉及到很大一部分在政治上受挫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遣散的人口。反对派正试图吸引这些人，希望下次爆发抗议活动时，能指望他们上街。政府的目标是阻止这种动员。这场战斗将主要在封闭群组、通过Facebook私信、WhatsApp和其他在线应用程序的私人小组聊天中进行。在短期内，它将由古巴人如何理解抗议活动和政府的反应来决定。
政府似乎对这场争夺人心的斗争毫无准备。一个主要问题是古巴国家媒体的低质量。即使在互联网接入增长之前，国家媒体来源也是出了名的不可信和无效。一个几十年前的笑话说：“如果拿破仑·波拿巴有格拉玛[古巴最大的国营报纸]，就不会有人发现滑铁卢”。
也许更关键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个年轻而多样的自由派异见人士运动开始在众多问题上巧妙地与古巴政府周旋。虽然古巴关于LGBTQ权利的政策自20世纪60年代强迫男同性恋者进入劳改营的黑暗日子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让人未能通过婚姻平等法、以及政府对LGBTQ运动的步伐和方向的严格控制，让许多人感到沮丧。2019年，警方逮捕了试图在哈瓦那举行独立的LGBTQ骄傲游行的个人。在右翼福音派的负面宣传下，国家也未能将婚姻平等纳入新宪法，这一切只是加剧了这种愤怒。
在政府对种族问题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动态。古巴政府已经摆脱了 “革命解决了种族主义问题” 的老路线，但它却被批评其未能打击当代种族主义的古巴人所包抄，许多人指出了私营部门猖獗的种族主义和仍然巨大的种族财富差距。许多参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杰出人物都是非洲裔古巴人，7月11日之后，政府试图将抗议者置于一边，给他们贴上 “边缘人” 的标签（不论是阶级还是种族方面的边缘人）。
这种淡化抗议活动的企图可能会适得其反。长期以来，古巴政府的许多支持者私下里与7月11日上街的抗议者们一样感到沮丧。他们对政府缺乏透明度、在做出政策决定时经常使用高压手段、经济改革步伐缓慢且不平衡，以及缺乏能够增加他们在政策中的发言权的政治改革感到不满意。哈瓦那未能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这使原本相信政府的自由派批评者也开始质疑政府是否可以进行改革。
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在7月11日走上街头，不仅抗议物资短缺，而且抗议缺乏政治自由。他们应该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有发言权，我们不应该对任意逮捕、简易审判、过度使用武力、或其他侵犯他们权利的行为保持沉默。不直接面对这些问题，不论在战略上还是道德上都是不合理的。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古巴裔美国人右翼的许多强硬政策建议，从禁运到军事干预，在古巴*都没有*真正的支持者。六十年来，美国实施了一个残酷的制裁制度。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试图推翻古巴政府，这并不是出于对古巴人民的关心，而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在本文附加章节中看到具体解释】。三年前，路易斯·波萨达·卡里略斯（Luis Posada Carriles）在迈阿密去世，尽管他在1976年古巴民航客机爆炸案中策划了73人的谋杀案，其中包括24名古巴国家击剑队的成员，但他没有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毫无疑问，大流行病中期实施的制裁促成了这场危机。美国政客和支持他们的古巴裔美国强硬派对与COVID-19有关的古巴公民死亡负有部分责任。一场争取分裂的古巴人民支持的斗争正在发生，它延续了200年前的一场更漫长的自决之战 — — 这也是一场只有生活在该岛上的古巴人才有权决定的斗争。我们这些在古巴以外的人的工作仅仅限于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自己做出这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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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抗议活动中的古巴无政府主义者
如上文所述，外界对古巴抗议活动有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右翼支持者指责古巴政府，指控抗议活动源于政府的失败；自称的反帝国主义者指责美国政府，称这些抗议活动表明美国在暗中干预；还有人指责美国对古巴的制裁，认为这些制裁是造成引发抗议活动的经济条件的主要原因。这些说法都有*部分*道理，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整体。
那么，古巴人自己是如何看待抗议活动的？如果我们不想简单地将自己的假设投射到现实事件中，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询问古巴人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当然，在民众抗议运动的参与者中肯定会有无数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可以从咨询那些与我们的政治相似的人开始。
一个更明显的古巴无政府主义团体是阿尔弗雷多·洛佩斯自由意志工作室（Taller Libertario Alfredo López），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组织，出现于2012年。他们是加勒比和中美洲无政府主义联盟的一部分，也是ABRA社会中心和自由意志图书馆的参与者之一。
2021年1月初，远在最近的抗议运动开始之前，阿尔弗雷多·洛佩斯自由主义工作室发表了一份声明，阐述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他们首先表达了对美国实施的贸易制裁的反对：
1.) 我们谴责对古巴人民的任何禁运，无论是从国外还是从国内，不论由任何国家实施的禁运。我们从根本上支持在一个需要更多团结和合作的世界里，充分部署我们人民的创造能力 — — 我们的自我组织、自我生存和自我解放。
接下来，他们对古巴社会动荡的突然升级表示怀疑，由于劳工和穷人缺乏自我组织的结构，于是无法确定它一定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2.) 我们不支持旨在实现社会爆炸的挑衅行为。在当前工人阶级和社会最不稳定阶层的组织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这将是悲剧性的。
这一立场引起了争议 — — 例如，请阅读流亡古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古斯塔沃·罗德里格斯的回应，他探讨了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支持像最近智利和哥伦比亚的起义那样的 “社会爆炸”[explosión social]的原因。
然而，四天前，阿尔弗雷多·洛佩斯自由意志工作室发表了一份声明，肯定了近日古巴的抗议活动。重要的是，一个对 “旨在实现社会爆炸的挑衅” 表示怀疑的组织拒绝了抗议活动是 “被操纵的结果” 的说法。
现在就古巴在帝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行地缘政治争论，认为古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是由迈阿密的古巴右翼支付的，抗议者只是想抢劫的罪犯，真正的革命者是和政府一起的 — — 这些都是描述现实的重要部分的论点，但是，他们都在一个重点上失误。古巴人民与哥伦比亚和智利的人民一样有权利进行自己的抗议。……
这里的观点很简单，但它是至关重要的。古巴的穷人，就像世界各地的穷人一样，有权利为自己站出来。谁能比他们自己更清楚什么时候需要他们采取行动呢？
“你们这些抗议者只会让更糟糕的政府上台” — — 这是任何政府都擅长使用的镇压反对派的借口，实际上每个政府都使用过这样的借口。如果我们将这一借口合法化，我们就是站在了统治阶级的一边，反对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否认他们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如果我们拒绝声援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保守派 — — 就像他们在整个前东欧集团所做的那样。在像古巴这样的地方抛弃普通的抗议者，就是给了极右翼一个黄金的招募机会。
我们应该从全球的角度来理解古巴发生的事。人们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进行抗议。在法国、香港、加泰罗尼亚、黎巴嫩、厄瓜多尔、智利、美国、白俄罗斯、俄罗斯、突尼斯、巴西、哥伦比亚、 …… 每个国家的人们都在进行抗议。在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在截然不同的政权下，无数人都在采取类似的策略来表达类似的不满情绪。这表明，这里发生的事比古巴政府的失败或帝国的操纵更加深刻。
虽然古巴的抗议活动是由具体的经济发展引发的，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线索，几乎把上述所有的例子都联系起来。
首先，从美国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到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再到中国和尼加拉瓜这样的专制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紧缩措施。第二，在削减社会项目和保护措施的同时，所有这些政府都在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国家暴力和监控。因此，几乎所有的政府都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无论这些危机是以民族独立斗争、民粹主义运动、对 “更多民主” 的要求，还是真正的横向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
紧缩措施和强化的治安管理都不成比例地影响着每个国家最受压迫和最贫穷的人口 — — 从美国的黑人社区到中东的东南亚外籍劳工 — — 同时激发了那些对失去特权感到焦虑的反动分子。COVID-19大流行病只是加剧了这种情况，使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明显。
因此，在古巴发生的事并不独特，也不仅仅是政府不当行为或干预的结果。当我们这样看待问题时，我们的责任就变得很清楚了。
我们必须在当代基层斗争的基础上建立新一代的运动，以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对古巴的普通人民，而不是对那些统治他们的人。我们应该与那些正在尝试有原则的自卫和自决形式的人接触，以便与他们团结一致 — — 在今天的政权和明天可能继任的政权下。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邀请您阅读以下对古巴无政府主义者关于7月抗议事件的采访。您也可以阅读阿尔弗雷多·洛佩斯自由意志工作室的声明，在采访的最后有全文。
采访
以下采访了两位古巴无政府主义者。一位参与了哈瓦那的阿尔弗雷多·洛佩斯自由意志工作室；另一位参与了哈瓦那以外的项目，在岛上的其他地方；来自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2019年初会见了她和队友们。为了他们的安全，两人都保持匿名。原文是西班牙语，翻译过程中对长度和清晰度进行了编辑。
Q：你想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以及你在古巴社会中的地位？
来自哈瓦那以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下简称AOH）：我是一名职业女性。我属于两个组织，一个工人工会和一个创造性青年协会。
来自阿尔弗雷多·洛佩斯工作室（以下简称ALLW）：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我在阿尔弗雷多·洛佩斯自由意志工作室工作。我也是哈瓦那大学的学生，我参加了几个不同的项目和行动主义。
Q：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你在那里能够做什么？
AOH：这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小型的亚文化，他们团结一致。每个人都相处融洽，相互帮助。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你可以做很多事 — — 只要是对一般人的幸福有必要的事。
我主要参与了帮助释放7月11日期间和之后被捕的大学生的工作。我们组建了一个由学生和校友组成的团体，向高等教育部发送了一封投诉信，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尽快释放被捕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幸免于当局的骚扰和恐吓，因为在古巴，大学改革被国家接管，国家和共产党一起主导着大学行政和学生组织（大学生联合会，FEU）。在恐吓学生不要组织起来时，国家采用了用来诋毁抗议活动的同样的借口，他们声称我们是 “混乱的”。
除了我在大学圈子里的角色外，我还尽我所能支持自抗议活动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团结姿态，以应对笼罩全国的健康危机。这些天来，这是古巴最相关的自我组织的进程之一，我们都认为这是重要的参与。将此与当前的其他运动联系起来，也将是克服最终消失或被国家吞噬的有条件的团结的重要一步。
【注：这句话很重要。】
AOH：医院的状况很糟糕；没有足够的药物和设备让医生完成他们的工作，可悲的是，人们正在死去。
在这个国家，即便你能找到杂货，它们的价格也高得让人难以承受。众所周知，美国的封锁造成的灾难是真实存在的，这意味着其他国家不能与古巴进行贸易，这就是东西稀缺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人民的利益，有必要接受任何人道主义援助。有一批援助物资没有被接受 [更多信息在这里] 。
抗议活动的开始是由于马坦萨斯的医院的故障和药物的缺乏引起的。通过社交媒体，大量的报道开始为该省提供精神力量。其他省份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情况。这是一种冲动，来自这种情况和其他情况，激起了人们的爆发，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而且是在大街上。
每天断电六小时，因为一家热电厂出了问题。7月11日星期日，通过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你可以看到决定在各省上街的人们向世界呼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解决岛上的情况。
热电厂在同一天被修好，这样所有的古巴人都可以在家里用上电。
ALLW: 抗议活动开始于哈瓦那以外的地区，这些地区受到供应短缺、过度隔离和长达12小时的停电的困扰。再加上美国禁运加剧和政府管理不善所产生的当前危机所累积的社会不满 — — 其中最严重的是年初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和黑市增长 — — 这意味着在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奧斯这样的城市，数百人不得不涌上街头表达他们的不满。这次示威在社交媒体上产生影响后，在遭受类似问题的地区也发生了其他抗议活动。下午4点左右，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Q：你在街道内外看到了哪些形式的组织和抗议活动？
ALLW: 在圣安东尼奥的抗议活动是非常异质的。据我所知，一个团体组织了一个车队，经过其他城镇，而另一个团体则留在原地，一度与正在赶来的古巴总统不期而遇。抗议活动在该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特点；报道说，直到下午4点，所有的人都很平静。就在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公报，呼吁他的所谓 “革命者” 与示威者对抗之后，对和平游行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之前不久哈瓦那已经发生了一轮冲突）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组织【无中心的】。所有的游行都是自发的，最后都失去了方向，很容易被驱散。互联网的关闭也降低了抗议活动的能见度，而来自国家宣传部门的大量虚假信息立即宣称许多地方的抗议活动 “已经结束”。
【注：这种状况是全世界的反抗者都应该警惕的，即 抗议者的信息传送渠道被切断，唯一能被保留的是官方的宣传和抹黑，导致抗议运动失去支持并迅速被冲垮。尤其是无中心的抗议活动，在此的风险指数最高，因为你们没有一个稳定的组织用来及时驳斥当局的谎言 …… 更多《媒体操控：战略性欺骗的重头戏》。】
在整个过程中，通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唯一能被传播的是官方媒体的歪曲和大量通过消息应用传播的假新闻。这大大促进了紧张局势的缓解，但互联网的回归和关于镇压的证词的发表并没有让人们完全恢复正常。这些天，主要的组织空间都集中在释放那些被捕者的斗争上 — — 根据一些名单的统计，被捕者超过500人。
Q：你对抗议运动的分析是什么？它涉及哪些社会和政治倾向？有多少人支持它？
AOH：在古巴有几代不同的人，包括那些经历过资本主义时期的人，遭受过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府的后果，并帮助进行革命，使我们能有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学会了阅读和写作。这一部分人支持政府。
然后是年轻一代，那些有互联网并重视 “体面生活” 的人 — — 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奢侈品，人们只是希望有了工作就能有足够的营养，因为在古巴人的餐桌上，很难得到有牛奶的早餐，有鸡蛋的午餐，以及，比方说，有一小块肉或蔬菜的晚餐。这一代人已经习惯了勉强够一个星期开支的工资。最近他们提高了工资，但是随着物资的匮乏，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飙升，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了。唯一能买到杂货或清洁用品、家用电器等的地方是只接受带有美元的卡的商店，这些卡必须从其他国家寄来，因为古巴不卖。
ALLW: 毫无疑问，示威是一场社会爆炸。危机和由不稳定因素产生的紧张局势以及卫生系统的崩溃导致了它的发生。现在，这并不是一个跨越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爆炸。除了大部分城镇参与的地区，主要是最贫穷的人口阶层进行了大部分的抗议活动。国家及其捍卫者对待这个问题的阶级主义偏见在对抗议者及其暴力的批评中显而易见。几十年来，古巴的社会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国家一直在利用这种动态来建立联盟和确保忠诚度。在这种情况下，最弱势的阶层和最有特权的阶层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反映在最忠于国家的左翼群体的言论中。示威活动被说成是 “犯罪行为”（被说成是美国策划教唆的），忽视了古巴本土的阶级基础。
很难在示威中定义一种政治倾向（除了自由意志主义的口号外）。人们上街是为了结束自己遭遇的不稳定处境 — — 这确实是他们的希望，除了作为放大诉求的街道空间之外，没有任何指南针。
就抗议活动的支持率而言，我不敢大胆猜测百分比。但肯定的是，自7月11日以来，人们不会停止谈论所发生的事 ……
Q：有多少人支持政府压制抗议活动？支持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倾向是什么？
ALLW：肯定有很大一部分人支持政府。这部分人主要是由不太贫穷的人组成的，他们因为融入了这个体制而享有特权。这些人就是迪亚斯·卡内尔在7月11日号召的所谓 “革命者”。
党的旧有意识形态机构在对政府的支持上是显而易见的。这并不一定融入了国家背后真正的、隐秘的权力，这些权力由 Arturo López-Callejas 领导，他是一名军官，也是 GAESA （Grupo de Administración Empresarial SA，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拥有的商业集团）的负责人，该集团是该国最大的经济联合体。这是多年来试图以对官僚主义的冷淡批判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激烈批判来攀登权力阶梯的圈子，而拉丁美洲和国际左翼中很大一部分则站在了国家虚假的反帝国主义语话的一边。所有这些都在官方媒体上播放 — — 由于缺乏互联网，现在有更多的官方媒体 — — 也许使事情稍微向国家一边倾斜。但要重申的是，在这个时刻，很难假定权力的平衡。事实上，考虑到国家的客观情况，另一次破裂可能早晚会发生，而这几个月或几周将更好地确定它的特征。
Q：你对抗议活动是由与美国政府有关的力量协调的指责有多认真？你认为谁能从抗议活动中获得最大利益？
AOH：我不认为抗议活动与美国政府有关。上街游行的人都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资助；他们是出门寻求帮助的。许多人不是罪犯或被边缘化的人；他们是工人和学生。
我不同意警察的态度。他们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虐待别人。必须有言论自由，不能有军事干预：那是战争。我也不同意总统的观点，他要求进行战斗，因为决不能发生内战。
[过去]，来自其他国家的团体的确曾经试图通过向古巴的人付钱来推翻政府。但现在发生的事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反抗活动是一种迅速支持这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冲动。
ALLW:
北美的干涉在这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早在革命胜利之前，美国对古巴的重视就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制定了一个颠覆性的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使用过了。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一计划的实施力度加大，但却屡屡失败，并刺激了全国对该国政治前途的辩论。现在说美国对古巴的这一政策产生了社会爆炸，是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走上街头的原因更多的是与官僚机构对危机的可怕管理不善和其政策引发的不稳定性的巨大增加有关。人民也看到了官方媒体的言论和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之间广泛的不一致，这也有助于抹杀国家的信誉。
对人民来说，美国的干预主义政策与国家的胡言乱语的不断敲打相比，不过是他们耳边的蚊子的刺激性噪音。
当然，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肯定反对对我国采取这样的帝国主义政策，但这不是我们对国家局势的责任所在。
Q：许多人将这些抗议活动描述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动员。这些抗议活动是否遵循一个类似的主线，还是说它们是不同的？
ALLW：这次的爆炸式反抗绝对是历史性的。我不知道自1959年以来有任何其他事件能与之相提并论。而不同之处在于几个因素：首先，类似1990年代危机的情况再次出现，但没有像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的人物所体现的霸权，也没有多年前的团结能力，这些力量现在都被国家对多种倡议的收编所消耗。第二，互联网使国家的现实更加明显，帮助连续的抗议活动克服了被渗透的恐惧。第三个因素是社会契约和 “革命” 项目的侵蚀，这在之前是前所未有的。
【注：如果您错过了这份重要的指南《什么是安全文化》】
Q：有什么总结性的想法吗？
AOH：好吧总结一下 …… 再笑一次 — — 我们古巴人就像海豚。“水一直淹到脖子，但一直在笑”。
这种笑声已经从海豚的脸上渐渐消失了，因为大海变成了灰色，没有那种希望的蓝绿色了。
我写的一首歌：
“MIEDO”
Desde que nací,
Estoy escuchando algo,
Algo que susurra y nadie hablando,
Shhh las paredes tienen oidos
Shhh las paredes tienen oidos,
Miedo en la escuela,
Miedo en la casa,
Miedo en la calle
Miedo en el aire,
Yo quiero gritar
Quiero respirar
Pero es imposible volver a soñar
Es un miedo que asfixia
Es un control social
Disturbio cerebral
Shhh las paredes tienen oidos
Shhh las paredes tienen oidos
Oyeeé no te calles
Oyeee no te calles
_Yo quiero gritar.…
自从我出生以来
我就一直在听着什么。
有些东西在低语，没有人在说话。
嘘，墙壁上有耳朵
嘘，墙壁有耳朵。
学校里的恐惧
住宅里的恐惧
街道上的恐惧
恐惧在空气中弥漫。
我想喊叫
我想呼吸
但不可能再有梦想
恐惧使你窒息
它是社会控制
骚动在大脑中
嘘，墙壁上有耳朵
嘘，墙壁有耳朵
嘿，别闭嘴
嘿，别闭嘴
我想大声喊叫 ……
任何想演奏这首歌的乐队都可以去演奏，每次演奏时都要说这是为古巴而做。
古巴：“革命” 之社会魔咒的终结
以下文字由阿尔弗雷多·洛佩斯自由意志工作室7月的发表。要理解这段文字，首先您必须能理解这篇文章《没有”革命的政府”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用国家废除阶级》。
这份文字格外动情，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您可以体会到本文全部内容中无数次闪现的共鸣：
让国际左翼中的大部分守旧落伍思想保持平静的压制性社会魔咒已经消失了。在 “古巴革命” 之下，与它的良性形象相反，“古巴国家” 已经公开出现了，伴随着它的压迫性的粗暴和大言不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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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古巴国家，为了对抗帝国主义，建立了一支无所不在的政治警察部队来打击其控制下的社会。同一个古巴国家，以所谓的 “社会主义” 的虚名，摧毁了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而这些组织的斗争历史才能使社会主义宣布的胜利成为日常的现实。
同样是这个古巴国家，它把 “团结” 变成了一个国际品牌身份，民族主义让我们淹没在对邻国的不信任和恐惧之中。同样是这个古巴国家，在美国人加强封锁的情况下，为外国游客建造的酒店远多于为本国人民生产粮食、水果和牛奶的基础设施。同一个古巴国家生产了拉丁美洲唯一的COVID-19疫苗，但却让其卫生人员基本上扮演着政治警察的无偿成员。
在2021年7月的日子里，这个古巴国家显示了它的真实面目：一个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寡头政治，不惜一切代价热衷于维护其绝对权力；一个庸俗的暴发户，伪装出开明的人文主义的样子；一个权力的金字塔，像埃及神权国家的金字塔一样坚固，不成比例，但周围是天堂般的沙滩。
现在，人们正就古巴在帝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行地缘政治争论，认为古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是由迈阿密的古巴右翼支付的，抗议者只是想抢劫的罪犯，真正的革命者是和政府一起的 — — 这些描述都是*部分*现实，但是，他们都在一个要点上失误。古巴人民与哥伦比亚或智利的人民一样有权利进行抗议。能有什么不同呢？它们是起源于不同的寡头政治吗？有或多或少的残暴做法吗？有更多或更少的可识别的伪装吗？或者对帝国更多或更少的奴性姿态？还是更多或更少的所谓崇高思想来证明他们的特权？…… 当你在一个美丽的周日早晨发现，除了哥伦比亚和智利的黑手党寡头之外，古巴的寡头也 — — 在手无寸铁的民众面前 — — 武装到了牙齿，那么哥伦比亚、智利和古巴寡头之间的所有这些巨大差异都会化为零。不论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他们都同样的旨在粉碎你和你的兄弟、你的身体和你的思想，如果你只是想到要质疑他们管理的所谓正常情况的话。
古巴国家为生产针对COVID-19的国内疫苗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劳动补贴，以及在大流行病中为许多部门提供的所有工资增长 — — 突然间，这些都消失了，不仅仅是因为古巴的通货膨胀螺旋和地方性粮食短缺，而且，还因为已经明确了这一切构成了 “压制性容忍” 的可怕框架的一部分。这是古巴任何一个正直的人现在都可以发现的，不需要阅读任何关于反主流文化的辉煌书籍。我们可以平静地将那些现在来为这个国家的压制性宽容洗地、并在其上掀起军事化和谐的海市蜃楼的家伙们定义为在我们未来没有立足之地的新面孔。那些以 “未来的民主或经济的顺利运行” 为名，来诋毁在抗议活动中绽放的亲和力、友谊和能量的人，或者把那些天发生的抗议活动贬损为 “社会堕落者的简单破坏行为” 的人，以腐朽的寡头的名义和语言说话，这些人再次无耻地发出了他们的声音。
由于拒绝服从沉重的控制枷锁，转而相信亲情、亲和力，以及在暴力、流行病和供应短缺的漩涡中，在平等者之间的不服从和团结行为中重新出现的最低限度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群众” 再次成为 “人民”，拥有他们所有的光和阴影。这就是2021年7月这几天在古巴诞生的新现实，作为古巴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这一新现实的一部分。
下面附加一些也许您应该知道的历史背景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哈瓦那都是西班牙帝国的一个重要港口，但到18世纪，古巴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糖业中心。 从1763年开始，古巴的出口经济以糖业为主，这一过程持续到了之后的几个世纪。在1959年革命之前的40年，“糖占古巴出口收入的82%”。
【资料参见：Franklin W. Knight, Slave Society in Cub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p. 3.；Carmen G. Gonzalez, “Seasons of Resistanc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Cuba.” 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 16 (2003), pp. 685–732, p. 692. 】
这种由历史决定的对糖业的依赖表明，殖民主义的祖传手指为古巴经济听命于全球糖价的波动创造了先决条件。除此之外，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数据，古巴经济长达几个世纪的单一作物种植，再加上这种单一作物种植的破坏性工业手段，使得古巴 “660万公顷的可耕土地有四分之三以上受到土壤侵蚀的影响。”
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说：“其结果是，古巴80%的粮食必需品需要进口，每年花费近20亿美元，这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尤其是一个继续遭受世界大国（美国）持续经济封锁的国家”。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依赖国际贸易为其人民获取基本必需品。
试想一下，美国这个领土面积是古巴的90倍（土壤生物多样性更丰富）的国家，如果被阻止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并陷入与古巴所处的地位相称的境地，会发生什么？物质条件会是怎样的？
古巴革命并不是在一片空白中产生的。相反，它产生于一个被几个世纪的掠夺所束缚的国家，不得不面对那些在他们被扔进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强大力量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古巴将国际贸易作为其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对这种需求的封锁，对该岛国来说是一种持续的生存威胁。
1898年，古巴结束了对西班牙长达一个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开始了对美国即将到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对古巴来说，这不只是从一个主人到另一个主人的过渡；相反，这个过渡标志着一个质的飞跃，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从1898年到1959年革命，古巴被美国军事占领三次（1898–1902年，1906–1909年，1917–1922年），包括自1903年以来对美国最喜欢的酷刑场所关塔那摩湾的持续占领。
然而，甚至在古巴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做法就已经使古巴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例如，在1865年，古巴65%的糖出口到美国。
1898年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超越了依赖关系，进入了美国对古巴的完全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美国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古巴的核心产业。例如，到1920年，糖业95%的收成都被美国投资者控制。
【资料来源：Hugh Thomas,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 (Boston: Da Capo Press, 1998), p. 557.】
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到50年代末，美国的金融利益包括古巴90%的矿山，80%的公共事业，和50%的铁路”。对于一小部分古巴人、即构成第一代流亡者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是一个天堂。
【资料来源：Gonzalez, “Seasons of Resistance,” p. 694】
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悲惨的生活，93%的农村家庭没有电，85%的人家没有自来水，54%的人没有室内甚至室外厕所，96%的人没有冰箱，只有不到一半的儿童有机会在学校上学。
美国对古巴的控制使该岛成为黑帮的天堂。哈瓦那是罪恶之城，相比下能让现代的拉斯维加斯看起来像是清教徒拥有的。观看经典电影《教父II》应该会让人想起革命前的古巴和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热爱黑手党的腐败，当革命来到哈瓦那时，他已经杀害了大约2万名古巴人。
【资料来源：Leo Huberman and Paul M. Sweezy, Cuba: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0), p. 29.】
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到来的。正如古巴革命民谣歌手卡洛斯·普埃布拉所唱出的：
在这里，他们认为自己可以
继续玩弄民主
而那些处于不幸中的人们
被丢在那里等死
继续以残酷的方式
甚至漠不关心的形式
以抢劫为常态
就在这时，菲德尔来了。
1959年革命胜利后不久，新的革命政府开始实施土地改革，在农民中分配土地，并建立土地所有权的限制。
作为锦上添花，这些改革将向以前的所有者提供补偿，“根据1958年10月10日之前的市政税册上的价值确定” 。
【资料来源：Richard C. Allison, “Cuba’s Seizures of American Busines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47, №1 (1967), pp. 48–51.】
根据第851、890和891号法律，在古巴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也将获得类似的征用条件。这些大规模的征用最终导致了古巴所有中央资源和产业的国有化，建立了古巴首次属于古巴人的条件。
尽管1958年就已经对古巴实施了部分禁运（武器），但在革命后的头几年，美国维持并扩大了这种禁运。古巴政府为实施分配措施而采取的每一项活动，都会遇到来自不断扩大的禁运的更大压力。这种压力的增加往往会遇到进一步的征用。
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禁止向古巴运输石油，迫使该岛国转向苏联进口。然后，作为对 “华盛顿命令的反应，跨国石油公司拒绝提炼苏联的石油，使古巴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些公司国有化”。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况最终导致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全面实施封锁。
古巴革命从一开始就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对存在于美国眼皮底下的拒绝，在华盛顿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从一开始，封锁的原因就很清楚。正如负责美洲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莱斯特·马洛里在1960年所写的那样：
“应该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削弱古巴的经济生活。如果采取这样的政策[封锁]，它应该是一个积极决定的结果，它将要求采取一种行动路线，虽然需要尽可能巧妙和不显眼，但是在拒绝向古巴提供资金和物资方面必须取得最大的进展，以减少货币和实际工资，为社会带来饥饿、绝望和推翻政府”。
马洛里在同一份备忘录中说，“大多数古巴人支持卡斯特罗（我看到的最低估计是50%）”，而且，“没有有效的政治反对派”。因此，“拆解内部支持的唯一可预见的手段是通过基于经济和困难的失望和不满”。
通过取消古巴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天然贸易伙伴，并使所有敢于与古巴进行贸易的国家无法进入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经济体，旨在 “带来饥饿、绝望和推翻政府” 的政策全面展开了。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封锁是美国对古巴使用的唯一武力手段，那就错了。
相反，过去60年表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 — 从军事攻击、暗杀、生物战和恐怖主义。
这些对古巴的超越经济的攻击包括：a）1961年的猪湾入侵；b）中情局领导的600多次对卡斯特罗的暗杀尝试都没有成功；c）十来次生物战攻击，最著名的是，正如CAM所报道的，1971年中情局策划的非洲猪瘟病毒传播；d）支持和资助参与恐怖爆炸的团体和个人，Orlando Bosch 和 Luis Posada Carriles 的案例也许是最著名的，特别是后者参与了1976年古巴航空公司455号航班的爆炸事件，造成73人死亡，两人都是迈阿密古巴流亡者社区的知名人士。
正如1962年的 “北林行动” 所显示的那样，美国考虑策划一场 “在迈阿密地区、佛罗里达州其他城市甚至华盛顿的古巴共产党恐怖活动”，这 “将有助于投射出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的想法”。
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从革命出现到现在一直没有重要改变（只是奥巴马政府期间略有变化）。
从革命胜利到上述美古关系发生最小的积极变化，经历了55年时间。2014年，虽然维持了经济封锁，但奥巴马政府开始尝试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个过程是在教皇弗朗西斯的帮助下进行的。
这个过程被称为 “古巴解冻”，见证了旅行和出口制裁的放松；古巴政府在美国开设银行账户，使其摆脱了必须以现金处理财务的负担；古巴被从美国的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名单中删除；两国相互开放大使馆；奥巴马访问古巴，这是自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以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古巴；以及更多。
尽管这一正常化进程对双方都有利，但最重要的是部分缓解了古巴背上60年的封锁负担。在最初走向正常化的一年内，古巴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是，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以及他的选举从古巴流亡者社区获得的支持，奥巴马时代的最低限进展被迅速退回。特朗普取消了奥巴马对古巴的政策，包括限制到古巴旅行，禁止汇款，将古巴重新列入 “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名单，并对该岛实施了243项新的制裁。
这些措施的影响使古巴在2020年4月至12月期间损失了91亿美元，如果考虑到长达六十年的封锁和美元在全球市场上对黄金价值的贬值，这个数字将上升到约13000亿美元。
同样重要的是，在对古巴加强封锁的同时，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委内瑞拉也因类似的封锁和各种政权更迭努力而面临严峻的形势。
虽然是特朗普对古巴的最大压力战略有效地造成了该岛的经济困境，但大流行病的出现继续加剧了这些困境。COVID-19大流行病对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很困难。
在美国，数百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和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超过60万人丧生。古巴不得不忍受封锁、大流行病（导致边境关闭和旅游业的相应损失），以及美国利用大流行病来增加政权更迭的压力。
大流行病和封锁的结合造成了一种局面，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古巴政府一直在努力采购治疗病毒的基本医疗用品。
例如，在2020年4月，随着大流行病的全面展开，美国封锁了古巴购买呼吸机的能力。在同一个月，美国阻止马云基金会向古巴运送冠状病毒援助物资。类似的事件在整个大流行的过程中都有发生。
尽管如此，古巴作为人均拥有最多医生的国家，已经向世界各地派遣了志愿医生，帮助各国应对这场大流行病。但美国敦促其盟友拒绝古巴医生的医疗援助。
驱逐了古巴医生的巴西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很快就恳求他们回来，因为古巴医生的离开使巴西的医疗系统处于恶劣的状况。
6月23日，联合国大会就一项关于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进行表决。正如CAM所报道的，结果很明显：184个国家投票赞成解除封锁，2个国家（美国和以色列）投票反对。
这一决定标志着联合国大会连续第29年呼吁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29年来，美国一直无视世界上几乎一致的意愿，正如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所说，继续实施封锁，让他们 “像病毒一样 ……窒息而死”。
这种对国际意愿的系统性拒绝，是导致7月11日事件的物质条件的核心原因之一。仅仅是之一。
封锁的政策和它与大流行病的条件交织在一起，导致古巴在抗议活动前几个月就出现了各方面的短缺。正如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在抗议活动当天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
“整个情况[封锁+大流行病]造成了国家的短缺，特别是食品、药品、原材料和用品的短缺 ……两个重要的因素被切断了：出口的能力和投资资源”。
这些短缺，通过排长队、停电和配给的烦扰表现出来，确保了不满情绪的量化和累积过程。
进一步被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古巴存在注射器短缺和疫苗接种放缓的问题，但它已经生产了5种候选疫苗，其中两种（Abdala和Soberana）已经被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的。
就像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一样，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的阴影。在一个仅限于看到政府在配给方面的作用的世界里，关于封锁的讨论听起来就像逃跑的奴隶向其他人解释洞穴外的情况那样。
如前文所述，没有任何人认同古巴政府 “是好的”，但如果您只关注一个点，就会错过更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