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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者必究还是宽宏大量?- 闲聊从波普尔到失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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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人,是通过诉诸压迫他们的人的道德感而获得自由的” - 阿萨塔·沙库尔。送这句话给伦敦涂鸦的支持者。

近日的交流话题很多,从伦敦涂鸦、到加密后门、再到法西斯主义,它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支持宽容吗,还是应该支持严打?您可能对这个议题并不陌生,毕竟曾经很多社会问题都被指向了要求政府 “管管”。于是本文希望能从一个在中文内容里可能相对罕见的角度上探讨相关话题。

不再就单一热点故事进行讨论。

由于对话中一位读者提及了卡尔·波普尔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中提出的理论:宽容悖论。我们就以此为主题。

以下内容仅包含对要点的整理。

波普尔的 "宽容悖论" 指出,终极宽容包含自我否定。对极权主义替代方案的过度容忍会导致替代品撕裂原有的宽容秩序。

按照通俗的解释,波普尔的论点可以简化为:为了避免法西斯审查制度,有必要审查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所有那些作恶的专制政权。

当然,这里的论据将描述法西斯/专制政权对自由社会的攻击和成功的法西斯政变 —— 一种 "显而易见" 的思想的 "显而易见" 的证明。任何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都是以唯一可用之常识的形式来看待它的;但只有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体的思想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它才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思想受具体条件的制约,在历史背景下以及在其替代品的背景下被定义。

"宽容的悖论"是一个多层次的建构。它不仅作为一种逻辑论证得到支持,也作为一种借口,让某种欲望找到合理化的理由。因此,有必要分别研究其逻辑部分和社会部分。

一方面,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流派,它得到了政治人物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任何封闭部落在解释道德和神圣概念时所倾向的动力在思想上的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动力所趋向的状态被称为“霍屯督人伦理”,也就是双标 —— 所有属于我们部落的都是好的,所有属于敌对部落的都是坏的。这是一种与个人或社会形成的早期阶段相关联的方法:一种在社会关系中仍然支离破碎的、尚未从个人观念中的 "我"或 "我们"中抽象出来的道德。因此,对于成熟的现代日常道德观念来说,它看起来是有问题的(道德虽然因地而异,但总体而言都是一种普遍规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霍屯督人的道德伪装成普遍道德。

我们可以试着分解波普尔的论点以理解其结构。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什么是“内容”、什么是“结构”。社会关系的 “内容” 是解释、指代、填充的条件符号;结构是相互影响、支配或从属、欲望、情感的关系。纳粹党旗或红旗、关于传统或自由主义的作用的声明等等,这些都是 “内容”;通过对社区网络进行分析可以检测到的参数,是为 “结构”。

在此基础之上,在 “结构” 层面,你就会看到一个具有某种规范行为的永久性结构,以及一套维持规范并惩罚违反规范行为的监管手段。其 “内容” 可以是所谓的 "传统价值观",也可以是  "LGBTQ自由",但每次重复同一个结构都会看到类似的结果。

模式是这样的 —— 某种规范允许一种事物而排斥另一种事物,这种规范受到某些群体利益的影响;为了维持这种规范,惩罚偏离规范的人被认为是必要的;而当背景发生变化,惩罚不再奏效时,就会过渡到另一种新的规范。这里重要的是,内容” 的改变对 “结构” 并无任何意义;从 “结构” 的意义上讲上述两者是一样的东西。

换句话说,如果您的斗争是在维护而非摧毁一个 “结构”,那么它就不是革命斗争。它只是规范的改变、“内容” 的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特权的改变、一种排他性价值对另一种排他性价值的改变。

结构与内容的不分,导致 “结构” 在 “内容” 的外部效应的掩盖下毫发无伤;反法西斯斗争最终成为新的结构性法西斯主义的议程;就如您记忆中的 “革命的失败”,事实上那只是 没能革命 的结果。

对内容而非结构的本质意义的信念,导致信任/甚至信仰群体的本质正确性,而非语境/背景正确性。这并不是、绝不是反抗斗争的必然结果,但这是一种风险,由于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它,于是没有记录。

规范的意义其实在于“结构”,而不在于“内容”。我们可以说,是的,我们有特殊的自由准则,我们赞成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因此,我们需要对那些干扰这一秩序的人施加限制。但要知道,正是这些限制界定了规范。无论我们用什么理由来施加这些限制,以及这些限制是否公平。限制的比例和性质才是新规范的真正“内容”。随着限制措施从 "非政治"的直接暴力转向到更广泛的间接调监管方法,你将看到旧的规范结构得以恢复,尽管其 “内容” 仍然是新的。特权群体会改变,能说和不能说的内容会改变,然而,实际的权力关系并不会改变。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审查制度的论点在结构上被简化为维持永恒的常态化规范的论点:“为了维持任何规范,其违反行为必须以与以往相同的方式受到惩罚”。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里可以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对于任何真正的民主变革来说,改变的都不是 “内容”,而是常态化的 “结构”。通常情况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变得更加自由,而只是略有改变,因此这种转变也许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如您所知,拥有民主言论的苏联之所以没有成为自由的堡垒,是因为它收紧了常态,而不是放松。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 “非常态” 人群态度的软化使得这些国家更接近自由社会。对法西斯分子也是如此。苏联把西方说成是 “法西斯”(就像现代俄罗斯联邦把乌克兰说成是法西斯一样),因为,确确实实,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法西斯分子的亚文化;但实际上,这恰恰是更大自由的标志,而苏联本身却变成了完全的法西斯,本质性的法西斯,以至于在表面上是找不到这种怪胎的。

第二种反对意见:从长远来看,法西斯主义转向的风险不是由常态化中的弱点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政权的隐蔽镇压造成的。政变的能量总是由群众的挫败感能量所支持;挫败感越强,"自由世界" 在结构上越接近 "法西斯主义",并与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警告这个后全球化世界的风险。"法西斯主义"越获得支持、"自由世界" 失去稳定的风险就越大。在法西斯主义中,群众不断地寻求解放。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从路易·拿破仑到列宁或皮诺切特或毛泽东,都曾呼吁群众反对压迫性的 “资产阶级” 或 “权贵” 中产阶级,结果只是建立了更糟糕的政权。平等主义的红旗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自由的渴求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堪忍受助长了它的气焰;今天,我们把它当作邪恶的象征,是因为国家利用了这面旗帜,汲取了这种能量,并反过来给它喂以毒药,通过偷换 “内容”,在 “结构” 上取代了解放。不知有多少人记得,早期法西斯主义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事实上,不幸的是,那些萎缩在墙角的保守派的声称中包含着真相,他们说:他们在反对者身上正确地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常态化制度的结构复制,只是 ‘内容’ 不同。

第三个论点同时也是对波普尔悖论的热爱宣言。事实上,为了使一个体系保持在一定的状态内,有必要在这些状态的边界引入矫正性影响。法西斯主义(结构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确实需要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普尔悖论的支持者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们并不总是知道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一悖论如果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结构‘,那么,在常态的边界上采取纠正行动的任务·就·不·是重复一直存在的常态关系,而是通过寻找新的可行形式从 “结构” 上对其进行修改。也许人们之前遵循的模式根本就没有在这里起作用,而关于复杂性的新想法将颠覆我们之前关于常态化机制及其破坏的想法。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允许人们做比以往任何时候允许的更多的事情是可能的,而且如果这个过程组织得当,新的规范性 —— 即系统允许人们做几乎任何事情的能力 —— 将比以往的规范性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不会自发地恢复到只允许少数人做少数事情的 "法西斯" 规范性状态。

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开辟了新的视角,也提出了新的问题。"简单地禁止" 所有不同意新规范的人已不再是一种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探讨如何让规范成为一种元规范,它可以稳定地纳入以前否定它的制度的不稳定片段;它通过禁止其爆炸性特征来允许任何规范;它只对其施加 "非政治" 和 "非文化" 的限制,以阻止暴力扩张或改变承诺暴力的扩张。例如,预防变得比行动干预更为重要,马克思主义中的冲突 "奥伏赫变"(弃扬/Aufhebung)使社会两极分化军事对抗的过程降低成本和部分取消成为可能。为了稳定而允许,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禁止。"给自由的敌人以自由!"。"资本主义"的确包含这种值得学习的特征 —— 这里所指的绝对不是资本主义那种让一部分人失去影响力从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的 ‘结构‘,而是与之相伴的分散且灵活的包容和常态化体系。

最后澄清一下:

1、从历史上看,"宽容的悖论" 是战后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灵活而分散,在东方则略显集中和极权,它执行着意识形态一贯执行的任务:掩盖权力的行使。无政府主义者所熟知的反法西斯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街头帮派背景下的亚文化折射。显然,当局并不总是支持这种借用。

2、事实上,传统上对暴力的 “非政治” 限制仍然是政治的,因为它总是一种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限制。系统的结构在这里也很重要。不同类型的暴力遏制结构是不同的政治选择。


【附】以下内容发布于7月12日:

近日有幸与多位读者朋友进行了一些讨论,涉及到平日少有人谈及的话题,比如 “为什么保守派和极右翼更擅长动员,而不是进步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如何改进工作方式以提升效率。

以下文字筛除了额外的和重复的观点,并混合了读者和iyp的表达,经许可记录如下。该话题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涉及更多战术方面的具体策略和技巧,我们可能会在未来单独讲述。本帖仅供引起思考,欢迎您的意见 ——  

…… 

正统的无政府主义项目通常是以自由而不是权力意志来定义的。但除非你拿着权力去做点什么否则你如何享有自由,你必须在这个战场上战斗,权力必须被承认。这里的问题是权力节点,而不是权力本身。例如,像哈扎人或因纽特人这样的狩猎采集者部落,他们必须设法不断积累权力节点,为此他们的方法是将某些仪式和信仰传递给他们的孩子,例如,任何要求你向他偿还债务的人都不是你的朋友,你不必对他好或服从他,或者,如果有人说他们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如猎杀一头大公牛,就羞辱他们,不要对他们友善,否则他们会变得更自大。等等。

这些事情都在他们的文化中,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任何小的疏忽都会导致权力的积累,因此文化必须反对这种积累,无政府主义者知道并承认这一点,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在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层面上他们理解它,但他们没有在文化上进行编码,文化是比意识形态更有效的东西

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只为你提供理由,而文化能让你有所感悟。

这正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多不容易动员人们,而法西斯主义者却让很多人着迷。为什么特朗普如此善于让人们团结在他身后。人们喜欢他,喜欢他所代表的东西。他代表的是对现状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从经济方面来定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维持现状),而是从他所代表的文化力量方面来定义。因为民主党人代表着文化精英并那样说话,而特朗普不这样做,他只是直截了当地骂他们。他说的东西使他看起来比奥巴马、克林顿或拜登更适合于蓝领工人。

现在将其与无政府主义者相比较。无政府主义者试图通过呼吁人们的理性并给出理论论据来告诉人们一些错误的事情正在发生,而法西斯主义者只需要以人们想要的方式让人们感到兴奋就可以了,无论是看到大建筑、大火箭、华丽的制服和游行、以他人为敌,还是 竞争战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人们真正“享受”法西斯主义(你可能会认为法西斯主义对工人来说是至少不愉快的,但他们的确喜欢看到有更大的扩音器的聚会,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更大的胜利的一部分)。有些人真的渴望法西斯主义因为它让人感觉很有趣,战争和种族灭绝、以及把别人放倒就如 鱿鱼游戏,是一件可以让不少人拍胸脯感到自豪的事。尤其是那些长期处于压抑中的人。

这个对比·绝·非·意·味·着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向特朗普或莫迪学习。相反,你应该向黑豹学习。弗雷德汉普顿为了具体化一项运动,开始给黑人孩子提供免费食物,甚至邀请白人、黄种人、棕色人,并发展了一个彩虹联盟。他是黑豹党的成核点,在某些方面也是领袖。他知道如何发表不带任何争议但又让人感到愿意一起跟上来复述“我是革命者,我是无产阶级,我就是人民”的演讲。

他是黑豹党的核心人物,在某些方面也是黑豹党的领袖。所有政治机构都需要这样的成核点,在某些情况下拥有领导人可能是件好事。但是,*不*可*取*的*是指挥官。这两者之间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谈论采集者部落的话:

「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应该享受野驴驹那般的自由,不向任何人致敬,除非他们愿意。他们已经责备我一百次了,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船长,而他们却嘲弄和取笑他们的首领。他们首领的所有权威都在舌头上;因为他口才非常强大;而且,即使他死命地说话和说教,他也不会被众人所服从,除非他讨好众人。」

这就是我所区分的作为成核点的“领导人”与作为权威的“指挥官”之间的区别。权威不可取,但成核点是必需的

具体说。以变形虫或水母为例,它们的运动效率很低,不像蛇、老虎或猴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骨骼。有骨骼支撑的结构就能大幅提升速度。社会政治机构也需要这样的结构,这些就是权力节点和核子,也是为什么黑豹党需要一个弗雷德·汉普顿,他并不是指挥官,而只是核,雨滴在凝结前需要一个凝结核,就像泥土颗粒或其他东西,没有核就不会下雨。

但还有一个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经常视而不见,那就是“自由”本身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所以你最好确定你已经定义了自由对你的确切含义,否则你就真的被诅咒了。比如在沙漠里我绝对是完全自由的。从消极意义上来说。但我也被困在脱水的痛苦中,什么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就像没有骨架的变形虫,它使你无法做到我们期望出现在革命文化中的最复杂的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说:

「我断言,很多人在要求自由时,甚至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你拿走所有需要填写的表格、所有的证件和所有的基础设施时,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什么都做不成了,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  …… 他们的确讨厌监狱,但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于是他们只能捍卫监狱的存在。 你跟他们说解放,他们就只是错误地幻想着成为主人或特立独行的人有多好。而事实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孤独的了 ……」

当你建立一个复杂的文化,包括供水、铁路、互联网、网上购物、食品加工等等,并且希望它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的,你不能指望它纯粹地自下而上地工作。 你需要一个骨架来监督和协调所有这些供应链和建设。为了保持无政府主义,它必须处于永久运动状态,就像我们骨架中的细胞不断变化那样,这些社会骨架也不会是固定的,任何无政府主义文化都不会允许政治沉淀。 但这种文化需要运用权力的力量。它不会只是说我们是自由的,它必须说我们可以自由地做X,因为我们作为一种文化已经获得了做X的权力,并通过校准到骨架结构的规划来传播它,以确保它不会消亡。

我说的这个骨架与耶稣会传教士所说的部落领袖近似。 他们必须学会以一种迷人的方式说话,并保持团结,才能继续下去,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须维持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就像那些部落一样,在那里,任何炫耀或强制债务都是不能容忍的。没有人可以被俄狄浦斯化,因为会有反对它的仪式。 是仪式,而不是原因、不是理由、不是宣言、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主义…… 我们必须发展仪式和无政府主义传统。可能需要一种解放神学

向无政府主义文化学习,比如东非的哈扎人、姆布蒂人,东南亚的闪迈人等等,而不是那些理论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未体验过他们自己谈论的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萨帕塔会成功。萨帕塔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就是理论的实践。

注:这里谈论的“凝结核”·不·一·定·必需是一个人,它也可以是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种美学,一种仪式,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流行趋势,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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