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醫學生參加強制採棉的一段經歷
本文作者赫爾曼·皮亞托夫年輕時代在烏茲別克學醫,撰文回憶自己參加集體採棉的經歷:
“或許醫生做不成,肯定要當採棉工!”
——塔什干醫學院學生名言,1983年
說起採摘棉花,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僅是無償的、奴隸般的苦役勞動,還有名喚“女子衛生室”的一種“設施”。
請想象一下:在“社會主義”烏茲別克吉扎克州的飢餓草原上,平行排列著四座長條形簡易木房。木房一側是土路,路後有棉田,另一側也是棉田。棉田和木房之間的一小塊空地,是我們這些被強制參加採棉的醫學生的“生活空間”。
這裡放著幾個儲水罐、幾個燒水大鍋,再遠些靠近棉田的地方,就是寫著“女子衛生室”的設施——別誤解了,不是廁所!該設施僅用於衛生程序,不解決排泄需要。
設施由四根凸板組成,你知道什麼是“凸板”嗎?就是把一根原木鋸成方木之後,帶著樹皮的半圓形廢料。這四根有小缺口的凸板約一人多高,垂直插入地面,就像木柱一樣,中間可容納人站立。
四根凸板外側繃著粗麻布,但不是完全包裹,因為麻布要麼一開始就沒發夠,要麼被偷了。總之,寬度約60厘米——垂到地沒意義,下面是腳;扯到頂也無必要,臉不怕看。大概從膝蓋到腋窩的範圍吧。
我們的女同學就在該設施內進行“衛生程序”,說白了就是洗澡。
這下你肯定明白了吧?繼續想象:你是塔什干醫學院一年級女生,在400個同學眾目睽睽之下(每座木房住100人)走進僅20米開外的該設施進行“衛生程序”,也就是洗淨自己。如果有人經過,上面看到你的臉,下面看到你的小腿和腳。而且麻布只圍三面,另一面留作出入口,對著田地方向,因為大家假設那邊不會有“觀眾”。
我如今很希望當年人手一部智慧型手機,拍下這段歷史。八十年代有照相機,但不知是否有同學攜帶。我當然不是說拍女學生洗澡,是拍那個“設施”,那個臊得我千方百計繞行的設施。畢竟如果你對孫輩講起這件事,空口無憑人家未必信。
廁所什麼樣?沒廁所,只有露天挖的幾條“溝”,上無片瓦、四面大敞,所以僅限夜間使用。白天都下田解決,400位大學生“脫褲施肥”兩個半月。
宿舍高低床也是用凸板打的,女生睡下層,男生睡上層。女生想盡各種辦法隔出一個私密空間,男的無所謂。從家背來褥子鋪上。床單亦自帶,父母來探望才換洗,否則一條床單用到底。
洗澡兩星期一次,少數人用水瓢沖身,多數人用髒乎乎的浴盆。
早晨6點起床。半小時洗漱吃飯,再15分鐘或半小時集合走路下地。7點鐘太陽升起,進入棉田一干一整天(12小時),直到棉花堆成山。暮色四合,百人一隊走回宿舍。隊長和統計員是正常解剖學系的青年講師。
大學生採棉任務量每人每天60千克。對於從未幹過這活兒的城市大一新生來說任務太重,即便他身體強壯,最多摘到40千克;女生25-30千克。未完成“定量”的懲罰是把你揪到“總部”,四個隊的隊長、統計員,外加班級主任、系副主任和黨小組長,圍著你大叫大罵施加壓力。嚇得女生哭啼啼,邊往外走邊嚎啕。施壓的主要手段是威脅開除——這可不是空話,因為你剛上課一個多月,半分之差就能被別人取而代之。
對於我這種沒什麼後台的人,開除是很可怕的:進醫學院本就不易,靠自己難以辦到。蘇聯時代的中亞共和國及哈薩克,沒門路、不行賄的話休想躋身醫學院。我和其他平民子弟多虧蘇聯總檢察院查辦了烏茲別克“棉花案”,暫時肅清各部門腐敗糾葛,考大學這才變得相對容易起來。否則,你要麼有親戚是學院領導或招生委員會領導,要麼行賄——10000蘇聯盧布換畢業後100盧布月薪。相當於今天的400萬。
所以總而言之,採棉“不夠數”真不是小事情,許多同學因此陷入憂鬱。但無論如何,60千克對於新手太不現實了。此中問題在於沒經過長期鍛煉的人背部肌肉無法適應12小時彎腰勞動。照片中的棉花都在人腰部高度,伸手可得。但實際上手工摘的是聯合收割機夠不到的低矮不標準植株,我們必須彎腰-直立-再彎腰-再直立……反反覆覆12小時!
更糟糕的活兒是“撿漏”:“淨撿”或“高撿”即收集收割機遺漏的棉花,行走距離相同,所得甚少,40千克也難。“髒撿”或“底撿”則是拾起掉落地面的棉桃,混雜著殘枝斷葉。但“髒撿”的定額卻是“淨撿”兩倍:120千克。
總之,經過第一學年兩個半月“戰鬥洗禮”,第二年我終於達成每天供應國家60千克淨棉的任務,這也是我給自己定的目標。可即便積累了經驗,我也只能在未被收割機“席捲”的棉田完成60千克。那麼分配到已經機摘過的棉田怎麼辦呢?我們就“打游擊”,溜去其他正進行“第一次採摘”的棉田,有時要走3、4千米。上午先攢夠40千克背回,下午再不慌不忙摘20千克。
文章開頭我為什麼說這是奴隸般的苦役?
首先,這項勞動是強制性的!不准拒絕,否則開除。即使生病也逃不掉,如果真病了,他們會讓你在地區醫院躺過整個摘棉季,這樣領導就好匯報說:“全體學生一律下田”。我們全系只有一個女生——她是烏茲別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指導員的女兒——不用採棉,其餘人全得去。某位特別重大案件偵查員的兒子去了,副校長的兒子去了,有各種“後台關係”的人也都去了。還有個小伙子糖尿病,一天打三次胰島素,照去不誤。
其次,勞動十分艱苦,要求你挑戰極限!否則如果是自由人,就該根據個人能力參加工作,按勞取酬,多勞多得。
第三,勞動違反規定!無視所謂“八小時工作”的一切規章制度,從日出到日落。哪個隊白天沒幹夠數,天黑後用曳引機大燈照著繼續干。無休息日!
第四,這種勞動幾乎無報酬!雖然嚴格來說每採摘1千克應得若干戈比,但這些錢通常還不夠扣除的伙食費。
掙口吃的!奴隸勞動只為掙口吃的!而我們不光掙不來買飯錢,甚至倒欠他們的!那是不是我們三餐大吃黑魚子醬,就像今日某些懷念蘇聯的人那樣?非也。
我們的早飯是方麵包、10克黃油、茶和糖。茶總有股柴油味兒,雖然是燒柴煮的,可容器不乾淨,茶水表面漂著一層“油花”。那些收到自家包裹的同學可以額外吃點兒奶酪、香腸、果醬和糖塊,如果他們父母能搞到的話。大多數人沒這好條件。
午餐和晚餐是某種介於頭道菜和二道菜之間的食物,煮大米或煮麵條,加入用植物油、番茄醬和烤肉熬製的醬汁調味,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每個有機會偷吃的人吃完以後剩下的東西。植物油很可怕,讓我反酸燒心。
另外,雖然我們出大力工作,燃燒很多卡路里,胃口卻不好——因為許多人接觸棉花脫葉劑罹患中毒性肝炎。脫葉磷是一種有機磷化合物,與用作化學武器的有機磷毒劑同屬一類。使用聯合收割機採棉,噴灑脫葉磷是必須步驟,但有時噴灑過後葉片不脫落,收割機無法工作,就派我們去。葉片被一層黏糊糊的東西包裹著,我們就用這雙手吃飯,因為野外沒條件及時洗手。田間飲用水不夠喝,學生渴急了就喝溝渠的灌溉水,於是中毒性肝炎基礎上又得了賈第蟲病。
畢業之後好幾年我的肝臟和膽囊總感覺不對勁。
如果你在棉田生了病,除非體溫超過38.5℃才允許留在宿舍休息,否則就請輕傷不下火線吧。本人病過一次,要麼是病毒感染要麼著涼受寒,早晨下田勞動,吃過午飯狀態相當不好,幾乎無法站立。從農田到宿舍區區幾千米路,我走回去後差點兒摔下床。體溫39.5℃,意識模糊。
一望無垠的棉田仿佛監獄,雖沒有鐵絲網、沒有持槍警衛,但你無論如何不會逃跑——被開除的威脅迫使人留下幹活。就連當爹娘的也發現了棉田跟監獄或集中營的相似處。有些父母大清早來看孩子,正遇見排著隊往農田走,很驚訝:“一百個17、18歲的學生,沒人說話、開玩笑,皺著眉頭苦著臉(起太早)沉默不語。像囚犯似的!”
我們真的笑不出來:每天夜裡沾枕就睡,早晨睡醒整個後背從骶骨到脖頸酸痛!我也不例外,下田幹活我得花好幾分鐘彎腰。
寫到這裡,估計很多蘇聯時代曾經下鄉幫農的人該提出反對意見了,但不是在烏茲別克,而是俄羅斯、莫爾達維亞、烏克蘭,而且他們的回憶沒那麼糟糕。我用一句話回答:
不錯,蘇聯各地不一樣!
蘇聯的中亞共和國、哈薩克,包括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喬治亞這些高加索共和國,行政行為合法性比俄羅斯、烏克蘭等少十倍。布爾什維克所謂“俄羅斯帝國民族邊緣地區,除一般的資本主義壓迫外,還增加了地方的、民族的剝削者壓迫”之論述在此適用。這話絕對正確,只不過還得加上“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狀語。我故意把這倆詞放在引號內,因為這裡沒有什麼蘇維埃和社會主義,只有蘇聯版封建主義、奴隸勞動、無公民權,以及屈辱。
我們這些城裡孩子,上了大學才領略到棉田奴隸勞動的“妙處”。而在“社會主義烏茲別克”首都的環路之外,小學生也要下地幫農,而且一年兩次:秋天採摘、春天除草。因此他們沒多少時間學習,外省來的學生基礎知識薄弱。他們在完全不掌握俄語的情況下進入醫學院,第一學期就用俄語給他們授課,大部分人在課堂和討論上聽不懂任何內容。然後他們就都成了醫生!但咱們今天不談民族共和國專家水平低下的話題。
再說說奴隸制。
大學生、中小學生不光在棉田當奴工。比如第一學年後我們還到“建築施工隊”幹了半年。誠然不遠,就在塔什干的一個區幫忙建學校。後來我們某位同學——檢察長之子——把這事對他爸講了,我們才拿到工資。我本人的薪水是:5盧布!作為我從事混凝土工作一個半月的報酬!夏天40℃高溫,我在烈日炙烤下每天把10-15噸砂漿鏟進水泥攪拌機。
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內心從未感覺氣憤或要求什麼!我們早已習慣共產主義政權的做派,無視個人需求,強迫我們義務勞動,甚至沒想過“爭取權利”!
的確,蘇聯其他共和國也派人去刨土豆、收蔬菜,也不問個人意見、無視個人需求。黨說:“干!”共青團員說:“是!”儘管他們生活條件可能舒適些,飲食豐富些,但勞動仍然是強迫性的,所以還是奴工。古羅馬和廢奴前美國的莊園主人也有給奴隸好吃好住的,卻不能說他們的奴隸是自由人。
所以,倘若你們誰十分懷念蘇聯,何不去烏茲別克採棉花體驗體驗呢?那兒一向缺人手。蘇聯解體之後很久,“自由、民主”的烏茲別克大中小學生依然下田採棉,直到2016年秋國際勞工組織認為烏茲別克已經停止有組織使用童工的做法。希望有人告訴我今天的情況,拍照片放上社交網絡,我很樂意拜讀。別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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