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社會的錯 - 亂世讀書會第七次筆記
在 Stardust Memories 中有這樣的一幕：飾演 Sandy 的活地亞倫跟他的兒時好友 Jerry 重遇，當時 Sandy 是一個收入很不錯又受歡迎的喜劇演員，而 Jerry 對自己當個的士司機很是不甘。
Sandy: 近來怎樣？有什麼打算嗎？ Jerry: 你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在揸的士。 Sandy: 你看起來很不錯啊 - 這沒什麼不好的。 Jerry: 是的，但看看我跟你⋯⋯ Sandy: 怎說好呢？我不就是那個在你隔壁講無聊笑話的那屁孩嗎？ Jerry: 沒錯～ Sandy: 其實呢，我們都知道，我們剛巧生活在一個把笑話當寶貝的社會中而已⋯⋯若我是個阿伯契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他們根本不需要喜劇演員，不是嗎？那時我肯定要失業了。 Jerry: 所以呢？噢拜託，這樣說不會令我感覺好一點啊。
羅爾斯認為每個人在社會中獲得的任何成果，都不完全因為自己的努力，其中充滿偶然性。像 Sandy 所以有不錯的收入，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身處一個能讓喜劇演員發揮才能的社會，甚至連他所擁有的滑䅲天賦也只是出於偶然，非因他付出了什麼努力。既然如此，每個人都有義務幫助那些在社會上較不幸的人，因為他們潦倒不全是自己的責任，或許是上天沒給他們能在這社會中發展的天賦，或許純因為時不予我；他們沒能成功賺得財富無損他們作為人的基本價值。
「都是社會的錯」 – 這說法可能較易為人接受；但若說自己辛辛苦苦賺回來的財富、地位和權力也都只是社會的「對」，我們真的會同意嗎？
人生就是不公平的
香港有句話叫「讓孩子贏在起跑線」，意謂培養孩子自小學懂十八般武藝，送他進名校讀書，結識上流社會朋友，令他日後事業通達。羅爾斯認為，每個人的人生起跑線都不同，原因在於天生的各種因素。例如香港雖實行免費教育讓所有孩子均有基本的保障，但家境較富裕的學生卻在教育評核制度中更佔優勢。有個這樣的笑話：早在十幾年前有次跟同事閒聊孩子在名校中的生活，說起孩子在酒店中開生日會感到有點壓力，原因竟是因為大部份同學的家都比酒店的餐廳更雅緻。現實環境可能未如這則笑話般誇張，但無可否認的是貧窮的家境不利學生進入某些貴族學校。這些機會不是平等地開放給所有人。
就算假設所有人真的能在同一起跑線出發，羅爾斯也認為每個人獲得的成就也跟偶然擁有的天賦，及賽道遊戲的設計有關。例如米高佐敦能賺到很多錢，雖然他很努力鍛練，卻不能說那些財富都是他應得的；因為別人就算付出同樣甚至更大的努力也未必能獲得如此成就，他所獲的不只跟付出的努力有關，也跟他偶然獲得的籃球天賦，及美國人喜歡看 NBA 等有關。
有些人可能覺得羅爾斯這想法不切實際，因為社會中人人完全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用以上標準只會得出所有事情均不公義的結論。著名的自由放任主義哲學家佛利民這樣論述對世界不公的看法：
人生是不公平的。人們常被透導相信政府能彌補大自然所偶然產生的一切，但我們更應該留意到，在這令人遺憾的不平等環境下其實我們也獲得不少益處。沒有事情是公平的⋯⋯ 例如阿里天生便擁有那令他能成為拳王的天賦，明顯地他能如此一夜賺得百萬計奬金是不公平的。然而若為了追求那理想的平等而禁止阿里一夜賺得百萬奬金，只允許他賺取如社會最底層的碼頭搬運工人做一天無技術工作的工資，這樣對那些曾享受觀看他拳擊比賽的人豈不是更不公平？
- 佛利民
公義在於如何回應不公的事實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有一段很精彩的回應：
大自然偶然的分配所做成的不平均，不關乎公義與否，正如一個人偶然出生於社會上的某個位置也無關公義與否一般；那只是自然的事實。公義與否在於，政府和機構如何面對這些事實。
- 羅爾斯
羅爾斯認為要判斷社會政策是否公義，在於政策能令社會趨向公平，縱使我們清楚知道世界不可能變得完全公道。若政策雖然存在，社會狀況卻是愈來愈不均，則代表政策不公，有待改善；這是根據他在《正義論》中提出用以判斷公義的「差異原則」- 只有在對最弱勢的社群最有利的狀況下，有差別地分配利益才能算為公義。再以香港的教育制度為例，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具有優勢也是可以，但他們獲得的成果要證明能給貧窮學生更大的得益，這優勢的存在才算公道。
香港明顯不是在走羅爾斯的路，堅尼系數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是全球貧富懸殊先進地區之首。政策上則是向財團傾斜，當財團跟弱勢市民有衝突時，如在橫洲收地事件中，政府竟明目張膽地站在鄉紳和財團一方。最近鬧得火熱的新界原居民丁權司法覆核案，政策保護鄉紳特權幾十年仍嫌不夠，繼續把珍貴的土地資源按出身分配，儼如中世紀的貴族世襲制。這樣的社會無論 GDP 衝到多高，大部份人也只能沒尊嚴地生活。
若認同羅爾斯，面對香港目前的政策，政府該做的便是在各方面加強財富再分配的力度，令社會最底層的人受惠；然而在開組時有同學卻提出反對。
身份認同跟照顧弱勢方針衝突
提及香港對基層新移民的福利政策時，有同學質疑政策不適當，論點歸納如下：
- 政府新移民政策長期背離民意，縱使基層新移民確是社會上弱勢一群，很多香港人卻不認同應跟他們分享社會資源，因為從最初便不認同他們應該存在於同一社會
- 香港對基層福利的資源本來便極有限，大量基層新移民正進一步分薄稀有的福利資源，如公共房屋、醫療、學校等
以上論點都是在香港十分普遍的「反左膠」論點。我認為基礎問題在於族群身份認同問題，現時政府的移民政策無法受民意影響，即強制要市民接受，於是用公帑補貼新移民便被看作強搶市民資源補貼「外人」。政府的民望近年處於低谷，暴政形像深入民心，在官民為敵的背景下移民政策被指用來「溝淡香港人」，跟對新彊、西藏、蒙古等地的漢人移民政策目的一致。
返回羅爾斯的思考軌跡，發現要實行平均主義政策的必要條件是民眾對社會整體的身份認同，及對政府的信。若欠缺此二條件民眾便會傾向保護個人資產和自由的所有權，拒絕讓政府主導資源再分配。
都是社會的錯？
讀完羅爾斯這一章，我突然覺得自己真正懂了舊時黑白粵語片中的經典對白：「都是社會的錯。」以往我會嗤之以鼻，覺得那是推搪的借口；近年見那些「收成期」成年人怪責年輕人不夠努力，開始明白社會環境跟個人成就的關係。那句粵語片對白霎時間變得很立體 – 人擁有的不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失敗潦倒也不完全是因自身的閒懶，無論成功與失敗，每個人天生的價值並沒有變。這體會跟基督教會的教導又有點殊途同歸：一切的福氣全是恩典，既不全是我應份獲得的，很應該慷慨施贈祝福更有需要的人。那不也正是羅爾斯的差異原則所結論的公義嗎？
下週活動預告：認識阿里士多德的思想：書本第八章 “Who deserves what?”，課堂 Lecture 9 後半段及 Lecture 10 (Youtube 版）。（舊組員注意，我們將跳過 chapter 7，即 Youtube lecture 9 前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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