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5)
上文曾经提到过钱理群老师所写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此书曾让我数度动容。一是因为钱理群坦承自己从青少年时期虔诚的毛泽东主义者(背叛自己的好友，公开批判他；自己的父亲在大饥荒中饿死了，也只是觉得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这并不是一件大事)到认识清楚“我的历史使命就是反戈一击，对毛泽东做出同时代人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清理和批判”。二是钱老师在此书中数度提到，无论是在反右运动时期还是在文革时期，都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党内开明人士思考和呼吁过过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但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被人们所重视也从未被实践过的道路。
只有能够承受住这样一种心理过程的人才有可能把自己被人洗过的脑子找回来：在接受了能够击碎自己现有世界观的信息之后，能够直面那种令人窒息和崩溃的心理失调，接受自己的旧世界观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幻象，并且重新调查和发掘真相，在事实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价值观。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无视与自己价值观背离的事实，对于引起自己心理失调的信息进行自动屏蔽来保持情绪稳定和内心舒适，这也是“讳疾忌医”的心理基础。正是如此，大多人数中国人都生活在一种幻梦之中，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了解；或者说，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生活，他们大概更愿意相信和选择这种幻梦——就是自己所享受的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和繁荣将会持续下去，这个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只要时代的尘埃还没有压到自己头上，自己的岁月静好就不会改变。正因如此，钱老师能够舍弃在国内德高望重的学者身份和与之伴随的利益而专注于写这种无法在大陆销售进而无法产生超额利润的作品，在自己的晚年真诚忏悔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做错过的事情，在这种世道中实属不易。
钱老师在此书中着意梳理了过去几十年那些不为人知的对于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思考，也说明他虽然要对毛泽东做“最彻底的清理和批判”，但是他对毛泽东承诺过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向往和认同的。 也许钱老师是希望他的工作能够启发后来人，使中国的年轻一代们带领国家以和平方式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后来我又努力读完了一本在我书架上搁置了好几年的书《通往奴役之路》。听说中文版翻译得很差，我读完英文版就理解了翻译的难处。这是一本用德语思维的英语写成的书，对中文思维的读者来说需要具备极大的毅力才能坚持读完。哈耶克在这本书中条分缕析地讲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如何会导致极权和奴役，从而走向法西斯主义。这几个月以来，国内国外都发生了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剧情，人类社会在用实践证明哈耶克在80年前就预言过的事。
那就是，期望社会主义体制会走向民主，或者说会和民主/自由/法制的国际社会相融合，是一种天真美好的幻想，是不理解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本质的人们所保有的善良的期望。
美国国务卿彭培奥前日的讲话是对这个判断的一个注释。
1. 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自由之根本矛盾和不可兼容
复述哈耶克的理论对读者们没有太多价值，大家尽可以自己去读书。我只结合时事谈一点我的理解。
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什么大事呢？办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人民的大好事，这个“大事”首先要为大家画一个将来才会发生的美好的大饼，例如三峡工程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而且还可以发电，大大降低我国的电价。那么为了实现这个大饼，首先需要成立一个烙饼的机构，给予这个机构资金和权力，让它去烙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某一群个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失那怎么样取舍呢？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这个饼，大家当然要舍小家、保大家。这个烙饼机构的资金和权力从哪里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钱是从千家万户的电费里来，权力也是从名义上代表人民的人大手中来。饼烙成之后，有没有造福国家和民族呢？真相只有一个，但说法可以有很多种。很多年以后，如果这个饼实际上是祸国殃民了，那么只要在各大网站把这个饼的所有信息删掉就好了。
这个套路，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熟悉；只是读了哈耶克的书之后才把知识点串联起来看清了现象背后的本质。
第一，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称它为共产主义也好，称它为社会主义也好，是无可批判的，甚至也是没有讨论的意义的，即便大家都认同了这个理想，可是要怎么实现呢？如果我们说要建成一个能够抵御千年洪水、能降低千秋万代中国人的用电价格的大工程，这个最终图景有什么值得反驳呢？关键是，有没有可能实现，用什么手段去实现。
第二，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手段，使得“大事”无法办好。
社会主义体制首先承诺了一个它的配套手段实现不了的远大理想，并用这个远大理想来对每一个个人进行道德绑架，使那些不愿意为了大饼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国民背上原罪。这个配套手段就是成立一个烙饼机构，所谓“集中力量”，就是用这个烙饼机构来集权，集资，并且是以“人民的名义”，以一个抽象的全体国民的名义，由于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和诉求，甚至任何一个小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和全体国民比起来都微不足道，因此他们都可以被牺牲。这个烙饼机构里面掌握这种前所未有权力和资源的人，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办所谓的“大事”。然而要办的这个“大事”是由无数琐碎的小事组成的，在实践当中，掌权的人没有可能事事寻求全体国民的意见再做决策，而必须由当时当地他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个人偏好做出判断；当不同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而需要权衡取舍的时候，他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有限信息和智识来做出决定。这就回到了我们在第2部分所提到的理性人假设和Principal – Agency Dilemma。
这个烙饼机构一旦组成，就有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将时时刻刻做出使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不是使全体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如果使全体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是解散这个烙饼机构，那么它将毫不犹豫地站在全体国民的对立面，尽最大努力拖延机构本身的寿命，维护自身的地位和权力。
这是烙饼机构最大的秘密。从它诞生之时开始，它要办的大事就不是为全体国民而烙饼，而是为它自己而烙饼，为全体国民而画饼。烙饼机构里的当权者和参与者，都明白自己只有与烙饼机构合谋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唯上是从的烙饼机构自身首先会淘汰组织中与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正如前文所分析过的，烙饼机构的智商首先很难超过领导人的智商，因为敢于指出领导人错误的人都会被淘汰；领导人的智商也将不断下降，因为组织本身的反智淘汰将会留下那些不能够给他传递真实完整信息的人。 接近权力核心的人，要么是无所作为的应声虫，要么是利用上下级信息不对称来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权谋之辈。集中了权力的烙饼机构将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每当错误出现，烙饼机构就要启动信息战来脱责。如果不能把失败说成胜利，那么也要把失败彻底抹去。如果人们意识到烙饼机构根本烙不出饼，那么烙饼机构存在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逻辑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集中了力量以后办事的效果不受监督。烙饼机构不承担义务而只承担权力，反过来要求每一个国民承担义务且为了烙大饼而放弃自己的权利。
不要说烙饼机构本身，就连蒙牛和伊利这种企业，当他们所集中的资源达到一定程度，都可以以“民族企业”自居来碾压写帖子揭露他们丑行的一个“人民”。
如果认为在经济领域，可以保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而在政治的领域施行民主，那么一旦烙饼机构掌握了足够多的产业，它就可以绑架任何一个国民。烙饼机构将侵蚀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而操纵政治领域的民主选举。
第三，不仅是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本身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并存，他们甚至不能在不同国家之间并存。2020年开启的不是一个年份，而是一个世纪。中美从合作走向全面对抗正是社会主义集权制度与民主制度在本世纪的对决。很多人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中忘记了，烙饼党人没有祖国，烙饼党本身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和国际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烙饼党宣言中已经写得很明确了。烙饼机构不仅要在本国烙饼，也要在全世界范围烙饼。本文第4部分已经讲过财政的无限膨胀本身是由于官僚机构的欲求不止造成的，如果中国的饼烙完了，就得去烙世界的饼。彭培奥说如果我们不改变烙饼党，烙饼党就会改变我们。“中国制造2025”的一声炮响，炸醒了美国人。当年的段子手说，这个口号中国人全不信，美国人全信了；当年我还当是个笑谈而已。
人们在谈“新冷战”，冷战和热战的区别是什么呢？
有一本朋友推荐的书《超限战》，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是种种迹象使我担忧，也许等我看完，会发现战争已经开始了。
2. 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否必然导致现世的奴役？
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前日看帖子，看到安徽一个村子有位大婶一生的积蓄和心血，大概价值三百多万的厂房和家产都被洪水冲走了，她对着镜头说，村里泄洪我们都是同意的，没办法舍小家保大家。且不论这是真的还是演的，这位大婶是真心这么说还是不得不这么说，看了她的视频我在那一刻仍然相信她心里是这么想的。
毕竟，武汉出了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一个人去砍了武汉市政府的牌子。
用历史解释不了为什么大陆人民特别有舍小家保大家的牺牲精神，因为台湾人和香港人和我们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大陆人民没有选择。
有不同政见的政党，人民才有选择。警察和军队不服务于某个烙饼党，人民才没有恐惧。
大陆人民没有选择，面对没有选择只能接受的事情，人类的心理机制本身会说服自己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女孩被诱奸了之后，她还要说服自己是自己爱上了诱奸犯，她会跟随诱奸犯去不同的城市，一次次被强奸，她甚至给诱奸犯写过情书，使台湾检方无法立案。
假如今天让墙国人民全民公投，让渔村和弯弯诸党都参加选举，得票最多的可能还是烙饼党。
烙饼党垄断了大陆的信息和舆论，当鲍毓明是李星星唯一的信息源时，李星星并不知道自己是被强暴了。
那位全部身家都被大水冲走的大婶，就算她想追责，想控告，想索赔，她能去告谁呢？谁会帮她打官司呢？
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如果有一个烙饼机构掌握了个人的经济来源，获得了最够摧毁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能量，绝大部分人都会像烙饼机构屈服。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依附于烙饼机构才能获得口粮，反对烙饼机构的都只能被饿死，有几人能够选择站着死，而不是跪着活呢？既然跪下来了，为什么不和跪着的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好好跪着呢。如果自己是被别人强迫跪下的那还怎么开心呢，当然要是自己主动跪的才会开心。
在此我想引述《通往奴役之路》中第十章的观点。很不幸地，每一句话都似乎与我们能的时代契合。
Chapter 10 Why the worst get to the top ?
· 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会成为主流？认为使人们选择了集体主义的那种崇高道德理想会成为集体主义体制下的主流观念是一种错误，这个社会体制会使什么样的人成功，才真正决定了什么是主流。
· 旧派的社会主义者曾认为，大众会对具体的计划形成多数同意意见，但随后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除非使用旧派社会主义者所不支持的一些手段，否则社会主义的计划则无法完成。
· 问题本身于是从社会多数人一致同意的是什么 ，变成了哪个是数量最多的、能够就所有问题基本达成一致的单一社会群体？
· 有三个原因是这个能够形成同质化意见的群体不太可能由社会中最好的成员形成，而很有可能由最差的成员形成。
o 一是，受教育水平越高，智识水平越高，个人的趣味越可能不同，就越不太可能接受一个同质化体系的价值观。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都比较低，而是说最大数量的价值观相同的群体的标准可能比较低。 或者说，存在于最大群体中的公约数，通常是标准比较低的。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如果他需要依靠这些具有相似的简单而原始直觉的人群，他就需要增加他们的数量，尽量把其它成员都转化为这样的人。
o 二是一个逆向选择的原理，独裁者能够吸引这些温顺、轻信和易受骗的人，这些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他们的头脑准备好了要接受一套已成型的价值观，只要他们耳边的声音够大够响亮，重复次数足够多。所以越是那些思想还未成体系、情绪极易被鼓动的人，越容易追随极权政体。
o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逆向选择原理，人们更容易在负面的事情上达成一致，而不是任何正面的东西。例如对外敌的恨、对生活得更好的人的敌意等等。 在德国，就是反对犹太人。
· 集体主义哲学的悖论在于，只要停留在理论上，它就是国际的，但是一旦付诸实践，他就是暴力的，是民族主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理想中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理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是极权的。集体主义无法与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兼容，而只能够接受极权主义的党派意识形态。
· 如果“社会”或者“国家”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概念，那么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只有在组织中、在服务于“国家”的目的中体现，而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就被淡化了。这种观念也将导致，“国家”有他自己的独立于国民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是高于国民本身的。
· 多种因素加强了集体主义：
o 人们希望通过加入一个集体来降低自己的自卑感。如果加入一个集体能给人优越感，尤其是觉得自己比集体之外的人优越，人们就愿意加入这个集体。这也是为什么暴力行为对集体内的成员是被压抑的，但对集体外的成员就可以肆意发泄。为一个群体的利益出发去做事情，能够让人们放下许多道德的约束，这些道德的约束当他是他自己这个个体时，他是会遵守的。
o 对一个计划者来说，在他的组织之外的人都是他实现计划的阻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多数的计划者都是军国民族主义者。
· 按照一个一元化的计划去管理社会生活的意愿大体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本来分散在各个互相独立的个体中的权力一旦集中在一个主体手中，它将边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的本质也和原本分散的那些权力不同了。 当这种力量达到足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时，它与奴隶制就越来越没有分别了。
· 任何集体主义体制都有两个核心特点：一是被广泛接受的集体的目标；二是给予这个集体最高的权限，为了实现集体的目标可以override任何个人的意志和决策。 这两个核心特点将助长一个特殊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不会给个人的良心留下任何余地，它使得个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道德理念和准则，并且不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普遍有效的一般道德准则(这岂不就是普世价值)。
2.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文章写到这里，2020年走到了7月底，似乎也不再有读者要求我解释本文的题目了。但我仍然应该尽力去解释一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1925
敌我矛盾论是烙饼党的一切残酷党内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根源。实际上在1925年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所有阶级都是毛的奴隶和敌人，只是这些阶级在当时自己并不知道，甚至以为毛是自己的同路人罢了。地主阶级是在土改阶段就已经被整倒甚至血腥屠杀了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那时就被划分为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当他们被杀、财产被分割的时候其他阶级都以为轮不到自己。反右运动中，整垮整死了一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果还有漏网之鱼，通常也躲不过文革。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被大量饿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策略，不断发动一个阶级去斗另一个阶级，让人民互相屠戮，这样各阶级之间无法形成合力，最终都要屈服于毛的权威。由于一开始量出来的立场只是要整死一小批人，大家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其他人都无动于衷。
当这些可能形成社会力量的群体都被整死整垮时，继任领导人再出来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收买人心，甚至掩埋、淡忘历史。这与宋高宗杀岳飞，宋孝宗再给他平反追谥“武穆”没有区别，旨在收割人心，安抚情绪。实际上无论岳飞遇上哪个皇帝，都要杀岳飞，他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威胁皇权的地步。岳飞只有死了，不再具有社会影响力了，才能恢复名誉，让皇权再利用一次，树立自身形象巩固地位。韭菜死了，也要做成化肥。
阶级斗争之所以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不过是因为只有当底下人互相斗得你死我活时，上面的领导才有权威，如果下面真呈现出万众一心的态势，那领导还能随心所欲么？所以领导不仅不愿意看见下面人团结，有的时候还要从中挑拨煽动，让大家像狗一样斗起来，提拔听话的奴才，才是对领导最有利的。只不过这样的组织整体竞争性将会下降，面对外敌入侵会不堪一击。
如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烙饼党的宣传机器仍然煽动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并培养民族主义。囚徒困境只不过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不同个体的命运受制于一个权威时，每个个体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的决策并不是最好的结果；囚徒只有联合起来对抗，才能获得对群体最好的结果。但是当囚徒之间不能够沟通、不存在信任的时候，每个囚徒都会以牺牲其他囚徒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对于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个人、甚至每一个想在墙国做生意的企业而言，利益最大化就是和烙饼党合作，形成一种利益的共谋；代价是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想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都懂得如何保持沉默，或者发出和烙饼党一致的声音。
如果在大陆的街道上看见摔倒的老年人我应该不会去扶。不是我没有良心，是我怕惹上事情我没有那个精力去应对。但是在香港，在东京，在新加坡，在台北的街道上看见跌倒的老人我会去扶，因为我相信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老人，而不是那种会反咬一口或者蓄意讹钱的人。
我曾与一个学医的朋友聊过国内年轻医生的现状，我问他说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罢工，向医院施加压力。他说，如果你出来组织这种事立刻会有人去领导那打你小报告，自己捞好处。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
我是忘了发动群众举报群众这一招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威力。
墙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囚徒困境中。那些明白过来却无法逃脱的人只不过是在经历绝望而已。
接下来或许是终篇：通往奴役之路的出口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