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运动两周年：创伤、自由与成长
本文作者：丹木
两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身处另一个国家，但记忆仍然萦绕在身边。
偶尔我会为那个晚上的经历感到自豪，但这两年的大部分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创伤：从2022年春天以来积压的痛苦促使我走上街头，朋友被捕和失业的愤怒让我选择面对一排摄像机发声，然后又用几个月的时间声援被捕的朋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反复体验愤怒、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当一切结束时，我发现我的精神几乎陷入崩溃。
2022年，上海封城之后不久，北京疫情也开始扩散。五月初，朝阳区被要求居家办公，连接朝阳区和通州区的地铁一号线也甩站运行，相当于局部停运。
那时我在国贸附近的一家媒体机构工作，北京核心区域的白领生活一度让我极为满意：公司的考勤并不严格，我除了工作，还有很多业余时间“窜访”北京的人权律师和活动家。
但在那个春天，我待在家里，无法见到任何朋友，除了线上工作，就是无止境地在电脑上玩游戏，发呆，作息逐渐失调。在一个早晨，彻夜失眠后，我去厨房煮冰箱里的最后一盒手工元宵。元宵在锅里翻滚时，我忽然感到手机播放电视剧的声音越来越小，随后一阵眩晕，差点倒在地上。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季孝龙，一名上海的公民抗争者。2018年，他在推特上号召民众响应“厕所革命”，在公共场所的厕所门上涂写标语，内容聚焦疫苗安全、医疗保障、政治抗议等，被判刑三年半。2022年，他刚刚出狱不久，正赶上上海开始执行极端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于是季孝龙在推特、微信、微博上发布了一封请愿书，要求立刻停止极端清零，给居民发放补贴和救济，同时积极地联络上海居民进行互助救援。
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季孝龙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也不知道他面临着怎样的辛劳和压力，我自己的身心状况濒临崩溃，不得不屏蔽许多外界的信息，只是断断续续地和季孝龙聊天，学习一些以后可能用得上的经验，例如一旦北京也被封城，我该如何组织和动员小区里的居民，与居委会、物业谈判，争取购买物资的权利。
很快，警察闯进了季孝龙的家，把他和他的韩国未婚妻带走，幸好后来取保候审。又过了一段时间，上海和北京都解封了，季孝龙和未婚妻回归了正常的生活，我也回到了办公室和北京维权人士的固定饭局。
一切回归正常，但一切终归又不一样了。当我们公司获得几个去上海出差的名额，面对着报销路费和住宿、免费打卡网红咖啡厅的诱惑，大家面面相觑，害怕再一次遭遇封控，无法回到北京，甚至搞不好也要露宿街头。
最终我没有敢去上海，日后每次想起来，都让我后悔和心痛：我该去见季孝龙的，我该和他聊上哪怕一两个小时，亲自听他讲一讲上海发生了什么，他又遭遇过什么。
八月，季孝龙实名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致公开信，要求允许他回到江苏老家探望父母、办理社会保险，不久就因寻衅滋事罪再次被拘留。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自己认识的人被捕，即便只是一个没有过多交往的网友，即便我知道，我认识的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已经很多，他们都有被逮捕的风险，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但在那个时刻，我仍然感到极度悲愤。
天气越来越凉，令我愤怒的事也越来越多。我工作的媒体公司受到监管部门的打压，选题受到严格的限制，内容部门无所适从，运营部门则每天被关在会议室里，删除所有被认为有问题的文章，前几个月乃至半年的大部分稿件化为乌有。十月初，我们发布了一系列“喜迎二十大”的稿件，把服从监管、歌功颂德的姿态做到了极致，但仍然没能获得监管部门的宽恕。11月8日，中国的记者节当天，在我们开每周例行选题会的时候，同事正要点评上周的稿件，点开公众号时，发现我们部门的两个公众号同时被封，只剩下一片空白。
网络媒体公司依赖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又完全与粉丝数量挂钩，公众号被封，意味着粉丝数量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之前上海封控期间，许多客户停工停产，因而缩减了广告预算，封号导致公司早就紧张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裁员只是时间问题。果然，封号之后的一周，我被裁员，也并没有拿到劳动法规定的补偿。
北京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朝阳区再次停止堂食、居家办公，我无法去求职的单位面试。我身上只剩下五千元人民币，还要拿出将近十分之一囤积食物和卫生用品。朋友们对我讲他们的切身经历：一些国企出现了病例，却并未按规定披露；医院的急救室里满是新冠重症患者。我意识到，北京的疫情迟早会失控。
我无法想象，我要如何凭借着几千块钱活下来，又会遭遇什么——购买昂贵的袋装菜吗？在发烧时被套上密不透风的太空服，乘坐不知几个小时的大巴，被扔到一个可能连热水都没有的方舱医院吗？
我开始陷入极度焦虑。
乌鲁木齐的火灾后，愤怒从网络燃烧到街头。11月26日的夜晚，上海开始游行，第二天晚上，我正沉浸在网络游戏的世界，当时的男朋友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北京市民正在亮马河附近集会，我们的一位朋友已经到了现场。
我只用三分钟就做出了决定，甩掉温暖的珊瑚绒家居服，随手抓起一件毛衣（后来我曾经无数次为当时选了一件如此丑陋的灰色毛衣而遗憾），为了方便逃跑，踩上一双舒适的夏季运动鞋，向网友要来一个提供假健康码的APP，叫了一辆通往亮马河的网约车。上车之前，想着自己也许要在派出所过夜，为了防止饿到低血糖，去小卖部买了一瓶饮料、一个面包，一边扫码付款，一边开心地对店主说：“我要去游行要求解封啦！”
就在汽车驶过大望路，我看见天桥上熟悉的绿色霓虹灯时，一个住在亮马河附近的朋友决定和我一起去现场。
警察在封路，司机无法开到人们最初聚集的黎巴嫩大使馆，我和朋友在车辆限行区外接头，她凭借着对周边区域的熟悉，带着我伪装成出门散步的人，循着呼喊口号的声音找去。最终，我们在亮马河南路看见了一群人，尽管路上布满警车和来回巡逻的警察，人群外拉着黄色警戒线，我们还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迅速跑向人群，抬起警戒线钻了进去，如同水滴融入河流。
最初在亮马河北岸聚集的人们喊出了彭载舟的“六要六不要”，南岸的人们则是聚焦前两句“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以及“要选票”，有人在发放白纸，我拿了一张，将白纸举向天空。
一个小时后，我的朋友回家了，此时已经是午夜，我挤进人群中心，看见许多人在用三脚架摄像机拍照，有人在摄像机对面或背后发表演讲，他们提到贵州坠落的大巴，乌鲁木齐的火灾，以及兰州那个因煤气中毒无法送医抢救而死亡的孩子。
我也想讲几句话。
我站在摄像机的对面，戴着口罩，闭上眼睛，尽量低着头，讲起了季孝龙的故事。我不知道对面哪些人是摄影师，哪些人是便衣警察，也不希望自己引起太多关注，但我觉得我必须讲出季孝龙的故事，因为如果他的牺牲不为人知，就等于没有意义。我也希望，有人能保存下这段演讲，以后交给他的家属，或者在他出狱后发给他本人。
在我对面，一个男人说道：“只要共产党还在，这种事随时都会发生！”
另一个声音喊道：“不要文革2.0！”
旁边又有几个人劝大家不要过激，少谈政治，集中要求解封、释放上海抗议者的诉求，我不敢继续接话，转头就走，回到人群的边缘。我看着不停喊口号、唱《国际歌》的人们，马路上向我们鸣笛致意的车辆，忽然感觉这场面趣味盎然，不像是游行集会示威，倒像是许多人露天蹦迪。我和许多陌生人被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诉求连接在一起，这一刻，从春天以来沉淀、发酵的孤独感烟消云散。
我手里拿着一支烟，蹲在亮马河边光秃秃的草坪上，给一位长期从事人权工作、遭到国保监控因而无法出门的前辈A打了电话。他听到人群的呐喊和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对我说，34年前，他作为中学生加入北京街头游行的人潮时，也听见过摩托车的鸣笛声，时隔多年，两次游行在他心中奇迹般地共振。
半夜一点钟，几名朋友认为北京可能要暴力清场驱散示威人群，他们劝我撤退，我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清场的迹象，但我的运动鞋过于单薄，脚有些发冷，于是我决定离开。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比我矮许多的女孩子，戴着帽子和围巾，用喷漆在铁丝网后面的钢板墙上喷涂“自由民主”四个大字，我和几个人走过去，用身体掩护她喷完。
后来，我知道那里是联合国大厦的外墙。
我离开人群，在附近的天桥下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到家。早晨六点钟，附近的肯德基开门，我下单了一份早餐，一边吃一边翻墙看外媒对北京白纸运动的报道，意外地在VOA上看见了自己——尽管我谈到季孝龙的那段被剪掉了。
喜悦、自豪与恐惧将我包围，我没有想到，VOA在那么多演讲的人里选中了我。但我会被抓吗？会在看守所里度过几个月吗？我不知道。
晚上，北京已经开始降温，我住在一栋1990年代的老楼里，房主和租房中介都没有修缮窗户，即使坐在床上，裹着被子，仍然会冻得瑟瑟发抖。朋友开始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表示关心，他们为我担心，同时也祝贺我成为被VOA选中的“天选之人”。
就在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向一位愿意给白纸运动参与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人权律师咨询，他告诉我，我的前同事B正在律师事务所。B昨晚也去了现场，差一点被拘留。
之后的几天里，清零政策一点点瓦解，出入工作地点、乘坐公交和去超市购物不再需要健康码，不再强制做核酸。12月4日，我过生日，在家里做了一桌菜，邀请几名朋友，其中包括那天晚上最早去现场的友人，以及他当时的女友。12月8日，我去见一名在北京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返程的路上忽然感到头晕乏力，第二天，我开始发烧。
月末，我知道B和她的朋友们再次被捕，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那时我已经开始准备入职新的公司，生活已经回归正常，我却忽然厌倦了这种“正常”——当我们对公共生活和自己的命运毫无发言权，表达的代价是被拘禁，即使释放后也会被当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管控，过于珍视自己的“正常生活”，就意味着犬儒主义、沉默、屈从于暴政。
我没有放弃入职，但已经做好了随时被刑事拘留的准备。我找熟悉的律师签了空白的刑事案件委托书，开始和朋友们一起参与救援工作。我们去见驻北京的外媒记者，靠网络联系海外媒体记者和关注人权的意见领袖，通报北京白纸运动之后的秋后算账，声援被捕的朋友。
我把参与声援视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我没有被捕是因为我足够幸运，而我既然有足够的资源获得人权律师、老一代异议人士的支持，获取更多的经验，我就应该不停地为被捕的朋友发声，直到他们获得自由。
有时，我绕开国保警察的监控去见A前辈，时而和他用加密通讯软件联系，在他面前，我不介意暴露出软弱和恐惧。有的时候，他会鼓励我，告诉我世界上有两种勇敢，一种是不知道害怕，一种是即使腿打着颤也要往前走；有的时候，他给我提供的知识也会加深我的恐惧，例如他告诉我，便衣警察经常用蓝色别克轿车进行绑架，还体贴地把这种车的照片发给了我，叮嘱我随时注意。
我用嘲讽的语气回复他：“我不是刘翔或者博尔特，跑不掉的。”
当我知道其他参与声援的朋友被原籍警察和父母联手绑架回家，我开始每天盯着身边经过的车，一切深蓝色的轿车都会令我惊恐。我把翻墙手机藏在办公室的书架、卫生间和自家楼梯口拐角放置已久的废弃电脑主机箱里。每天回家后，我都会挂上门内的铁锁链，打开马桶水箱盖，确保在警察破门而入之前，我有机会把厕所清洁剂和一罐盐倒进水箱，然后把手机扔进去销毁。
春节前的几天，这种恐惧达到巅峰。我在办公室里一边加班，一边抽出时间介绍其他参与声援的朋友互相认识，以保证我万一被捕，仍然有人继续声援。就在这时，一个朋友告诉我，B和其他几名白纸运动的参与者已经被允许取保候审，从看守所释放。
我瘫坐在椅子上，想哭一场，却没有眼泪。我知道，大搜捕结束了，尽管并非每个被捕者都得到了自由，至少，从事声援的我们不会更加危险。接下来，我们可以更安全、更冷静地进行救援，直到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都获释。
那天回家后，我向A前辈通报了好消息。
“战争是最好的军校，你们需要，也一定会在这种实践里成长，”他说，同时，他提醒我，不要忘记还没有被释放的人，即便我并不认识他们，也应该继续为他们呼吁下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经常会思考，白纸运动给我带来了什么？大多数改变是积极的，我第一次体验街头运动，并在之后的声援中提高人权活动的经验，在那几个月里，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很多朋友，发现他们的勇气，也收获了信任我、帮助我的新朋友。我同样意识到，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压迫和不公正的体制之下，这个体制仍然有诸多漏洞和缝隙，反抗固然要付出代价，但也有所成效。
我看见脆弱的自由之花在寒冬萌芽。
不过，在白纸运动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恐惧仍未消散。尽管B的几名朋友在2023年4月获释，我也不再需要时刻担心几个便衣警察把我抓上深蓝色别克轿车，或是破门而入，然而恐惧已经内化到心灵的最深处，成为一种躯体化反应。我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肋软骨炎，呼吸时会感到肋骨隐隐作痛，睡眠越来越不规律，情绪也出现问题，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
当我意识到我的暴躁会伤害别人，我可以控制情绪，但对自己的伤害则更加没有止境。之后的两年，我又一次次看着自己的朋友被逮捕关押，被判刑，被监控骚扰，被逼迁驱赶，自己也因为经济下行长期失业，每一天都在被无力感和无助感折磨。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也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甚至狂暴地把自己的胳膊和腿挠到伤痕累累。
今年夏季，我对在中国找到媒体工作不再抱有希望，也意识到我很难继续在重重审查下坚持写作，于是，我下定了离开中国的决心。7月16日的凌晨，我坐在香港出发的飞机上，身边的乘客在睡觉，而我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凝视着窗外。
香港的灯光越来越远，飞机掠过海南岛，再离开，岛岸的点点灯光，成为了我对中国的最后一瞥。
我在新城市里租了公寓，安顿下来，尽管仍在被失眠和抑郁困扰，但更多的时候，我开始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书店里可以陈列着大量不受审查的中文实体书，开始尝试着记录自己的故事，也开始构思一些小说——在中国的时候，我随时会掐断自己的构思，因为知道这些作品一定无法出版。
万圣节那天，我在节日晚会上看见一个中国女孩，她穿着从劳保店买来的橙色工作服，桌子旁边摆着一个打印出来的乌鲁木齐中路牌子，扮演成拆除路牌的工人。我用英语给旁边的外国人讲白纸运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以及今年中国大城市对万圣节cosplay的管控，他们大为震惊。
“如果你想要这个路牌，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女孩对我说。
“不，我要自己去打印一个亮马河南路的路牌，那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