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討厭之處就是從來都不顧及你和我

孔子說 : 「政者，正也。」 孫中山先生說：「政者，眾人之事 ; 治者，管理之事。所謂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天下間一樣米養百樣人，每人有不同的處境，不同的立場，為政者又怎樣解決人民的差異性(Diversity)呢?  

因此很多政治家也把政治比喻作解決衝突的藝術，鄂蘭(Hannah Arendt)說政治權力是一場「同心協力的行動」，然而現實政治上同心協力的背後，就是利益角力，一方妥協退埸，另一方成功爭取，問題的本質及其衝突皆未解決。

Bernie Sanders 在2015年及2019年成為過民主黨的黨內總統參選人，可惜在後來退選。至今有不少人都認為美國錯過了一位極有能力的好總統。最近，他有本著作名為”Its OK To Be Angry About Capitalism”，他指出世界上有2種政治，一種是真實政治，另一種是娛樂政治。

真實政治是針對確切的社會民生問題而建立的政策，美國由疫情開始，有60%的人民也是餐飲餐食餐餐清，他們不是不努力工作，而是工作的收入只能負擔通脹成本，一收到人工就得交付賬單，生活困苦無助。拜登政府積極著手解決問題，撥出9 千億美元紓困案，未來分10年進行的還有2兆美元的基礎建設財政方案。 這可算是一種常試解決社會問題的真實政治，成效如何則需時間去引證，不過總要踏出第一步。 

娛樂政治像是一種營銷政治的市場策略， 目標是為政治候選人拉票，一種人民以為參與某些政黨造勢大會，可以以選票去改變社會的政治活動。然而政治是一埸龐大的謊話，理論上擁有政權的人應該要解決真實的社會問題，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應是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把政權交托給領導者，各方互相付出令社會變得更好。

理想與現實當然是截然不同的事，作者說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寡頭政治（Oligarchy) ，人民是選出總統，但總統或其政府決定的政策未必全是為民設想。很多有利於民的政策在最後通過階段會被全國最富有的商人阻撓。 

Bernie Sander指出此是一個令人羞恥的道德問題， 假如一個市民帶他去酒吧飲酒玩樂，給他$5 要他支持某一方案，他一旦接受就是行賂，可是美國有個名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是2010年以後才出現， 名義上是社會的非營利組織，實質是作為總統候選人或政黨募集資金，假若政府欲實施政策令富人不利，富人可以投以一張大銀碼支票放入Super PAC, 美其名是無償捐獻作支持，實際上是買走不利自己的政治政策。

即是政策的操控權實際是落入全美國超級富有的人手上， 社會利益也向他們的集團嚴重傾斜。很多利及於民的方案因而通過不了，久而久之就成為全國的民生死結。 

美國醫療保健制度就是保險公司的利益跟民生的其中一個死結。美國的醫療保險主要分私營及政府統籌。私人醫療保險公司主要透過與僱主簽訂團體健康保險，由僱主負擔大部分保費，而員工每月僅需繳納相對微薄的費用即可享用美國醫療保險。 這可算是僱主給予員工的福利項目之一，有些僱主的保險很全面，不過大部分的也是平價不濟的保險。 

對於已退休的 65 歲以上老人、殘障弱勢或貧困者，美國政則會統籌社會福利資源，提供免費的醫療補助（Medicare or Medicaid）來照顧他們。根據美國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2019 的公開報告指出，擁有私營保障及政府保護的族群外，全國還有 8.5%人民，約2750 萬人介乎18 歲到 64 歲的美國人是完全沒有醫療保障的。 原因不外乎負擔不起高昂保費，被裁員而失去醫療保險福利，或是換了僱主而新僱主沒有提供等。 因此醫療問題反映出貧富懸殊問題。 很多窮人有病也不敢就醫，而富人就唯有月供昂貴保險作為健康的平安符。民眾被壓榨越多，保險公司的利益就越大。 

作者在書中更直指出美國的醫藥費用極之高昂，同一隻藥加拿大的售價是美國的1/10，此也是美國大藥廠襲斷研究的成果，蓄意抬高價格，賺到最盡令貧者無法買藥，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 醫療在發達國家應是基本人權，可惜在美國窮人生病尤如一種懲罰。

Bernie Sanders 近日為了推廣其著作到訪倫敦，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活動，咖啡會談，早晨新聞專訪，大談資本主義的貪婪，不過其實他所指的「貪婪」嚴格來說是企業貪婪 - Corporatism，多過資本主義。 

他所指出的事情也不是新聞。 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就是針對他說的問題，發起人就是想帶出美國政府最上層的權力，不斷保護超級富豪的企業利益，而出賣人民，把真正的民主制度敗壞。 因此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加劇。 

由2011至今相隔12年， 一切問題不但未有解決更是泥足深陷， 大集團的貪婪難以控制。 有人批評人家有錢，政府要控制他們有錢就有違市場經濟。 其實Bernie Sanders 和一衆關注社會不公的人認為億萬富豪和他們擁有的公司控制過多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危及美國民主。

疫情期間，美國政府總發放接近4,100億美元扶助經濟，而特斯拉CEO馬斯克、亞馬遜前CEO貝佐斯臉書CEO扎克伯格、Alphabet的原始創辦人Larry Page及Sergey Brin等9位美國富豪財富總額增加三千六百億美元。 即是每經歷一次經濟衰退，財富就進行重新分配，結果往往是貧富差距更加擴大。極富的人跟平民的財富距離無法拉近。 

貧富懸殊， 寡頭政治，政策腐敗不止是美國問題，英國，法國，德國，歐洲甚至全世界也有此問題。 世界的遊戲規則也一樣，政治一早已是富者的局，從不顧及我，你，他，她。

Bernie Sanders 說富人擁有自己的傳媒機構，控制了社會議題及話語權，令大家罕有談及政府腐敗， 氣候惡化，貧富差距等問題，他希望以此書打開討論的第一章。

回到最早的問題 「為政者又怎樣解決人民的差異性(Diversity)呢?  」 

當今的為政者首先要懂得說謊話，凡事好像是「為你好」 「幫緊你，幫緊你」。其實從不考慮人民，只考慮利益。在國與國的層面上，任何形式的地域衝突或戰爭，考量更加只有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