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面前

我不知道恐慌如何爆发，我只知道，当我看到恐慌时，它已经超出理解和想象。

在过去的近一个月里，我每天花费3个小时（甚至更多）在浏览社交媒体，信息爆炸的感受从来没有这么直接，愤怒、悲伤与感动总是占据情感顶端，超越恐惧，理性困于挣扎。冷静之后，久久盘旋于我大脑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我甚至算不上书生，在纷涌而来的纪实与分析里，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但作为一个没有故事的普通人，我还是想记录，或许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记录下一个普通人的情绪在这场暂不知天灾还是人祸中的发芽、生长和变化。

恐惧篇

恐惧是最开始的心情。

我已经不记得肺炎、SARS等词汇突然出现在什么时候，包括已故医生李文亮被训诫一事。这个过程就像是，一股“谣言”蒸汽猛然喷出，即便被强行盖住，但它还是可以从任何细小的缝隙里钻出，且足以让人们动摇。

于是，1月19日，我买了第一个口罩。

那时候便利店货源充足，我甚至还可以在3M与Honeywell中比较性价比。戴口罩上街的人也不多，在拥挤的地铁里，口罩如同我的金钟罩。男朋友觉得我过于紧张，但没几天之后，我不得不支援他彼时已经千金一瓠的口罩。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尽管夸张，但陕西迟迟没有确诊这件事都让我觉得恐惧，面对庞大的春运客流，我开始不相信政府通报的那些零星数据。

两天之后，口罩售罄，电影撤档。紧跟着，餐厅关门，商场闭店，武汉封城。

也就是这个时候，很多侥幸开始被唤醒。

愤怒篇

此后一段时间，应声之下的宅家的确帮我消散了一些恐惧，或者说给了我一种关起窗子病毒就进不来的假象。

但我没想到，更严重的情绪在后头，即便我对瞒报等操作已经有了心理预判——但在一方屏幕里，令人愤慨的事情狂卷而来，在医生去世的那晚达到顶峰——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还要自欺欺人多久？

红十字会的丑闻从很多年前就没有停止，在这一年更让人心寒。我不知道为什么27亿人民币给了财政，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捐赠违规，更不知道为什么一线的医院一直在物资短缺，那些捐赠的东西都去哪了？

高举党旗的特权阶级在一种默识里存在，在这一年竟然变本加厉。给领导拿的口罩，给房地产协会分的口罩，那些戴着N95开会的大腹便便，在排队领物资的医护人员面前，怎么能厚颜无耻至此。

审查让人们闭嘴，但谣言变成了证言，谎言和口号被喉舌奋力宣扬。一个李文亮能叫醒装睡的中国人吗？不能，不明白。

组织的失序，制度的无能，制衡的缺乏，政府的激进——这一切在2020年的湖北一一重现，我们竟然还在歌舞宣扬这个美好的时代是集体的努力，天赋“党”权？可笑。

个体就一定善良吗？并不。老年人积攒的钱说拿就拿了，快递小哥的命说糟践就糟践了，隔离的人说跑就跑了，打人的、打狗的，枪抵脑袋上都会有多少人说人各有命。

他们，那些扮演上帝角色的人根本不在乎你的愤怒，你的愤怒能持续多久呢？几分钟后，他们就会被扑灭。而后，这个国家逻辑最自恰的地方出现，集体主义的分担让责任分担，无数人可以被当枪使，亲自指挥的将军怎么会是败仗的负责人呢？与此同时，记忆是不会留下的，文化产业在审查之下无法依赖，后续的日子，我们能看到、听到的内容，是过滤后的众志成城，愤怒早已落入言论的深井里。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 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如果只是数字，心若寒灰。

感动（悲伤）篇

感动和悲伤总是相辅相成的，在大脑每天的嗡嗡作响里，仍然有细致入微的感动，滑进颅内，引起震荡。尽管不是每天都有。

这些感动大体相似——无非都是个体的善意与纯粹。

医护人员挺身而出是出于责任，但选择“牺牲”，是善良。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一天，雪地里画感叹号的人，给他做鸡腿的徐大sao。

帮人买东西的外卖小哥，有为赚钱没错，但他也说害怕的。

nytimes镜头里那个回不了家的建筑工人，走都走了回来问外国记者要不要他买的罐头粥，明明自己也只是在吃方便面和罐头。

豆瓣姑娘小杭，看着她直播的故事，为什么面对家破人亡我们无力反抗。

还有那些志愿做事的记者和普通人，整理信息，传递信息，我才得以窥见那个空城更加悲凉的一角。

有时候我又在想，生活在这个国家，有这么多勤劳、善良、勇敢的人，又怎么会差？

光怪陆离形容这里一点都没错。

很多事情都以难以想象的形式出现。很多事情却仍然在重蹈覆辙。

灾难还在继续，众人都在等那那个拐点的到来。

但假以时日，我们能等来道歉吗？我们能等来改变吗？

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哭，

大放悲聲抒寫二月，

一直到轟響的泥濘，

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爾納克

文章写在二月，三月来了，我想道歉永远不会来了。

至于改变，可能在凯歌中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