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Matters 年度问卷 - 写在年末的流水账

注：可能是有考试恐惧症，于是把答卷写成了流水账的文章；再或者，很多问题都是纠结缠绕在一起的，所以好难都分开成独立的回答...

1月底国内疫情肆虐的时候，我还在印度新德里，在一家公共卫生新闻网站做关于中国的报道专题。

一边是隔着时差和物理距离，只能够透过网络所感知到的，彼时还像炼狱般的武汉。除了写稿之外，我还热衷于和微信群里里的小粉红和统战大叔打嘴仗。我一向不大喜欢在群里发言的，而各式各样的微信群里，大多数时候，大家也都很清楚，“莫谈国事”。

可是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东西似乎一下子不一样了，“问责”和“发声”好像短暂的成为了公民的权利。而在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一夜，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悲伤以及慷慨。这样一种滚烫而热烈的情感流动在心里的感受，和2010年的时候，经历了动车事件和舆论监督的情绪变化一摸一样。我的朋友圈在那一夜变成了一个祭奠的灵堂。哀悼的，也不仅仅是吹哨人。 

可我很快发现我的朋友圈是个被精心打造出的同温层。我当然是建造者之一，和我有同样教育和工作背景，三观相似的小伙伴们，当然在我的好友圈里；但微信的机制却在非常微妙的让大家自说自话：不是好友的评论你看不到，不是好友转发的文章你也看不到。

真正的分歧，都发生在微信群里了，对我而言，那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撕裂。是我醒了，就觉得太多人还睡着；还是我也睡着，只不过在做一场春秋大梦？

另一边，是新德里旷日持久的游行。那时由于莫迪政府颁布的新公民法，侵犯到了占印度人口百分之四十的穆斯林，于是穆斯林的妇女们发起了静坐占街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游行方式。

我听在新德里的印度朋友诉苦，莫迪政府多年以来削弱其他制衡机制，控制媒体，制造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冲突，让印度本就分裂的社会，裂痕越来越深。

在印度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巴桑提的颜色》。讲的是面对腐败横行的印度社会，5个年轻人从心如死灰到激情昂扬，从明哲保身到策划刺杀国防部长的故事。

那时，我想的是，这个国家人均月收入在1000人民币以下的，绝不止6亿人；首都新德里的街头，就像80年代的北京；这个国家曾有严苛的种姓制度，至今依然余毒未尽... 但是，《巴桑提的颜色》这样的电影，并没有被禁。不仅没有被禁，还是多少人力推的佳片。

我在印度一直待到3月底。经历了被困印度，最终做德国撤侨飞机离开的狗血剧情之后，我在4月1日回到了柏林。

我立刻就投入了工作，在空空荡荡的市中心波茨坦广场做了一个关于德国疫情报道的出镜。我穿了件黑色的正装，带着蓝色的口罩，在镜头前面只露出一双眼睛。

只听得到声音，但却看不到任何的表情。我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镜头转向了广场上一群鸽子，飞起，又落在机动车道上，不问世事的东啄西啄。

 疫情像一张大网，哗啦啦的在欧洲的天空铺展开去。笼罩在这片曾经经历过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大陆之上。

 而在2020年都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这张网也越收越紧了。

 这八个月，我在柏林，制作了大约60条与疫情相关的新闻，其中10条与经济状况恶化相关，7条关于疫苗，10条关于防疫措施... 还有4条，是关于德国的抗议游行。场面最大的一次，超过3万人走上柏林的街头，几乎闯入了德国议会。

 我采访了极左派无政府主义的代表，采访了极右翼，采访了不代表任何党派的路人。他们给我讲述了各种各样对病毒，对政府的怀疑。有人觉得新冠就和流感一样，政府小题大做；有人觉得默克尔和德国首席病毒学家罗泽斯滕沆瀣一气，帮罗泽斯滕卖测试剂赚钱。

 当我问到，政府为什么要冒着经济一阕不振，税收大幅减少乃至国家停摆的风险去“制造”这样一个关于病毒的骗局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给出一个答案。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他们（政府）在掩盖什么”。这是一个我常常听到的答案。

 我站在街头和反封锁政策的组织之一“横向思考”的一位女士创办人聊天。她谈吐优雅，衣着得体。静心挑选过的绿色羊绒帽子，和她透亮的绿色眼睛相得益彰。

 “我们都是正常的公民，我们不都是想法激进的疯子。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的媒体都把我们当做无知或者无赖”，她说。“我们应该被容许有发声的平台和渠道”。

 我一度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抗议。而我在和一个朋友的朋友经历了一场关于疫苗的辩论之后，发现我们无法说服彼此。我和他都不是生物学家，我们争论的原材料，来自别人的研究和发现。而这些材料，是符号化的科学语言，我们作为外行人其实无法辨别真伪。我们只能去相信。因此我们是在用所谓的“符号真实”而非“经验真实”在交流。而这样的符号真实，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越来越不真实。

 当情况超过人们的理解范畴之后，就很容易产生阴谋论。科学有时候很难理解，但人心，却好像人人都有办法揣摩。

 再不久后，德国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90%以上的人群是反对在疫情期间大规模游行的。

 那超过3万人的游行在电视节目上看起来好像很震撼，好像德国一夜梦回到上世纪40年代；但可以知道的是，每一个对政府政策不满的人都可以走上街头；而若是有3万人在游行，那可能不满的人数就真的是这3万人，并且会登上各大新闻头条。

而德国人似乎也并没有很怕死。“不自由，毋宁死”。

 我在8月的时候，趁欧洲两拨疫情的谷底，去了趟捷克。

我读了一本书，了解到一位早该认识的伟人，捷克的第一任民选总统 - 哈维尔。

我走在查尔斯大桥上的时候，路过的人行色匆匆，面无表情。而我也木着一张脸，对来来去去的人们报以毫无意义的一瞥。 

可我心里波涛汹涌，翻江倒海。我突然明白自己再无法变成曾经的自己了。我看透了一些自己曾经并不想看透的事实：我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的谎言之中。

不仅仅是我，而是几乎所有中国的媒体人，政治家，学者，若是过得体面，或是没有面临牢狱之灾，那么就都在参与一个庞大的谎言，一个被哈维尔早在几十年前就分析得极为透彻的，由后极权制度所构建起的谎言。

我们把谎言当做厚黑学，当做求生指南。 

而当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法活在真相中的时候，去哪里寻找慰藉呢？如何能够与自我链接？

哈维尔说，要活在真实中。

“爱大于恨，诚重于伪”。

德国一进到11月，就见不到几日天光，云层厚的很。像一个旷日持久的阴天，一直到来年四月份才会日出。而往年的圣诞节，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总有各式各样的圣诞市场，热红酒摊儿散发着肉桂的香味，混合着糖炒果仁的甜味，咖喱肠儿的肉香味和德国酸菜的酸味。圣诞树的灯光照得整个城市都亮亮的。

我总觉得有种莫名的不和谐。冬天似乎就应该是灰暗的，冰冷的，毫无尽头的，像命运的底色。而整个城市应该在冬天的时候就这样缴械投降，接受命运的不可抗拒，陷入沉寂和思考。

因此今年的冬天，就仿佛特别合理。灰暗，冰冷，毫无尽头。 像迪士尼动画的开头：一个从小爹不疼娘不爱的大反派博士发明了一种病毒，于是从天而降的灾祸临城，家家户户都缩进了自己的屋子里。而在4月份到12月份的漫长的八个月中，我眼前总有这么个画面, 像一个迪士尼动画的结尾：乌云终于散了，每个人都打开家门，走到了街上，爸妈牵着孩子，扶着老人，一起看初升的朝阳染红了整个街道。  

我的2020，和太多人一样，有很多的时间是在想象和等待中过去的。  

「等待。阿，人的生活充满喜怒哀乐等种种感情，但这些感情只占人们生活的百分之一，其余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不是吗？我心急如焚、望眼欲穿，等待着幸福的足音在走廊上震响，整个人似一具空壳。啊，人世的生活过于悲惨。或许大家都在思索，假如自己没有出声就好了，可惜这悲惨已经是摆在眼前的现实，然后每天每天，从早到晚，虚无地盼望着什么，实在可悲至极。不过我却认为降生于斯世真好，阿，我要尽情地享受生命，享受人世。 」

<<斜阳>> 太宰治 

今年在采访一位新闻界的前辈时，她说，她似乎时时刻刻都在Beta mode，所有的项目如此，人生的状态也如此，总是「未完成的」，因此她时刻准备着。

采访郭晶时，她也说，2020年，她学会的是与不确定共存。

我一直对于「确定」和「完成」有某种执念，因为能带来些许的安全感。而在经历了种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生剧本之后，开始知道「等待」的重要性，知道能够平静的「等待」对人的要求有多高。

这种「等待」的定力当中，还包含着对于「不完美」和「未完成」的接受。可能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件半成品了吧，知道人生的尽头都是的。Check List 上永远会有打不完的对勾，永远不会「如果能够怎样」，就「怎样」了，就可以停下来了。不可以的。因此要全然的享受当下，而这种当下又是动态着的，在各种动态之中维持着一种平衡。无一刻不是在变动着的，无一刻不是未完成的。 

今年已经快到了尾巴尖上的时候，还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很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究竟有多普通。

而我似乎，在这一年就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真正地接受自己是一个，并且将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 

而这是我在今年这个魔幻的年份，能够习得的，最好的生存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