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故事：德国精神病院住院记

​01 异乡的孤独

2020年1月。周三，德国。

傍晚，我挂断了国内男友的电话，他沉沉地睡去了，我一个人孤单地留在异乡的傍晚里。时钟刚过四点半，太阳已经缓缓地落下了山头。德国的冬天是最难熬的，进入冬令时后，太阳升起地越来越晚，落山地越来越早，十二月底的时候三点半天就快黑了。我已经近2个月几乎没有去上过课了，此时的平静带给我无限的悲哀和痛苦。

巨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眼泪不自觉地往外冒，终于允许自己嚎啕大哭。我用掉了一包抽纸，用过的抽纸被我随手扔在地上。我任凭自己从沙发上滑落到地上，坐在随手丢弃的废纸里，像是坐在白色莲花上的童子。

不，我可能还不能死？我走出房间，走到露天的阳台，拿起手机，拨打了位于哥廷根的自杀帮助热线。

打了一个没打通，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再打一个。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很令人有安全感的中年女性。她的声音使我想到德语中的一个词，形容女性的，叫做Dame，意思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女性，比中文中的“女性”一词还要优雅一点，因此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所以我暂且将她称为一个很优雅，又有气质的中年女性吧。

她接起电话，我说我好难过，没有人陪着我。由于七个小时的漫长时差，国内的朋友和家人都睡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德国这边我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我感觉很无助，很想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她总是在询问我为什么如此难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长期的情绪积累使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最终爆发。

她建议我给我的男友写一封信。我觉得和她再聊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她总是在问我为什么，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了这个颓废的样子，便草草寒暄挂了电话。我准备拿起笔给他写一封信，转而又觉得索然无味。我拿起手机，给男友发了一段消息，大致意思是很难过，想把我的眼镜留给他当作纪念，还给他唱了一首歌曲中的一段。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霎那凋落，我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眸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的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郑智化《别哭，我最爱的人》

我忽然感受到此生从未感觉过的平静，但是眼泪还是不自觉地往外流。我打出了第二个电话，给小鱼同学。她是我在德国的中国同学，来自同一个学校也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我跟她说了我要做出决定了。之后我再一次给男友打了电话，他接了，我也只是在电话里跟他一直哭啊哭。我感受到电话那端他的无力感。他远在一万公里之外，根本做不了什么。

我觉得应该用中文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觉，便在网上搜索了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帮助热线。但是听到我前面还有两个人在排队等待，我就挂断了电话。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他们都很悲伤。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02 自杀的尝试

我拿出了三十盒氨磺必利。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药吗？因为我出国交换，怕德国这边精神科不好挂号，所以带了一年的药出来。德国的精神科就诊不像中国这样方便。医生少，病人多，我十一月预约了就诊，直到二月份才能见到医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家精神科诊所勉强同意我在他那里咨询。

我把氨磺必利一盒一盒拆开，一板一板拿出来，一片一片拆出来放在一个饭盒里。我觉得是时候做出决定了。但是这时候小鱼和胡同学赶到了，把我拦了下来。

我有点冷静下来了，但是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不能不活下去。我决定去精神科医生那里询问一下，询问一下是否需要加药。

精神科医生莫坦博士是一个儒雅的中年大叔，做事磊落又不失气度。他听了我的想法，脸色一沉，建议我去精神病专科医院住院。经他打电话询问，当地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没有病床了，他决定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医院去。

我不太愿意住院，我自认为自己不适合住院治疗。但是莫坦博士说你现在很危险，你只有自己自愿去住院这一个选择，否则他就打电话叫警察把我拉去医院。我说好吧，拜托和我同去诊所的胡同学帮我回家拿了充电器，莫坦医生叫的救护车也来了，我被带到救护车上。

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工作起来还是一丝不苟，有着年轻人所缺少的从容。我得知她从事救护车上的工作已有二十多年。

救护车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另一个小城市。德国的精神医院不叫字面意义上的“精神病院”，而叫做Bezirksklilikum，字面翻译是“区域医院”，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区域医院”，但是在这个名字的医院里只有精神专科，所以也就可以当作是“安定医院”了。

03 初入医院

我被救护车带到了这个城市的专科医院。到了医院，工作人员采集了我的个人信息，半个小时之后，我被带到了责任医生面前。我把自己的情况跟她讲了，她给我做了身体检查，之后把我送进了die beschränkte Station，所谓“限制病区”。

限制病区，顾名思义，指的是对患者人身自由的限制。我了解到，在病区里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能出病区的大门。大门自动锁闭，如果超过十秒没有关闭，护士站就会响起警报。厨房和储藏室也是锁闭的。有趣的是，大门、厨房和储藏室，以及每一个房间的钥匙都是同一把钥匙。护工和医生可以用一把钥匙横行天下，患者则寸步难行。

我在走廊里等了一个小时，看到有一些老年女性患者颤颤巍巍地在楼道里活动，还有流着口水的小姑娘“疯疯癫癫”地缠着护工说话，护工大约是觉得有些烦躁，便给了小姑娘一片药让她服下，她便回到自己房间里昏昏地睡去了。我知道护工没有处方权，但是似乎他们可以决定是否让患者服用镇静剂。

我继续等了一个小时。我十一点到的医院，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我还没吃东西。终于有护士来管我，给我抽了血，量了血压，做了心电图和血糖测试，然后又没人理我了。这就是德国，这就是德国的官僚主义，德语叫Bürokratie，效率就是这么低下，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我已经习惯了。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终于有人想起我，问我是不是还没有房间，我回答是，之后我被安排进一个病房。我住院的那天是礼拜五下午，这比较糟糕，因为周六、周日几乎没有医生上班，整个医院只有一个急诊医生。周末的医院就像停摆了一样，死气沉沉。

04 难以适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开始感觉心情糟糕。一直如此，太阳一落山心情就糟糕透顶。我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我，冷漠又低沉。我想回到温暖的家里，和室友聊聊天然后在暖和的被子里睡去。我跟去护士站敲门，希望能和医生商谈。住院期间，如果不去询问的话，是见不到医生的。医生“很忙”，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可能一个星期才能见医生一面。

敲了半个小时的门， 没有人理我，我回到房间。又等了一会儿再过去敲门，还是没人理我，但是护士站里传出哈哈大笑和看视频的声音。我很生气，大声质问他们为什么忽视我，才有一个小姑娘护士出来告诉我，这一个小时是他们的交班时间，在这期间他们是不会工作的，希望我不要再来打扰他们交班。我说交班需要大声聊天，哈哈大笑，看视频以至于忽视患者吗？她也无话可说，只好让我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有护工来跟我说话了。我说我想回家，她说根据法律规定，医生认为你有危险行为，所以你必须在这里呆着。我问我要呆几天，我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她说医生不在，她也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很生气，和她吵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精神不正常，开始不理我了。我说根据哪条法律我需要被关在这里？你给我在手机上查出来。她居然很不屑地跟我说，你作为一个学生有能力在网上查到你想要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给你查。我气得爆炸，说，你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这样说话，我真想用手机砸爆你的头！我回到屋里嚎啕大哭。

一夜未眠。

05 住院生活

病房和活动空间的设置：病房是两人一间，有独立卫生间和小桌板、小夜灯和窗帘，窗户可以打开但是只能开一条缝。我没有带换洗衣物就来了，只带了手机和充电器。自由活动区域有餐厅、客厅和吸烟室，客厅里有沙发和电视机。此外就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了。比较好的是，病区覆盖有信号不好的WIFI，可以用手机。

一日三餐：早晨是面包，巧克力酱，果酱，香肠。中午是牛排或者猪肉配蔬菜沙拉和土豆泥，晚餐是面包配香肠奶酪或者蔬菜沙拉。德语里面晚餐也被称为“晚面包”。每个人的餐食都是配好之后由护工送过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餐盘和自己的食谱，病人可以自由选择食谱。每天有两种主菜，还有配菜，水果，甜点和浓汤可以选择。饮料咖啡和茶可以随意自取，下午三点钟甚至有饼干和面包作为下午茶。周末的选择则比较少。护工每顿饭都会来发药，会看着你把药咽下去，他才会离开。

我有些惊讶，国内精神科患者是不建议喝咖啡和茶的，但是这里的咖啡和茶居然是不限量供应。这令我感到了文化的差异，可能欧洲人离了咖啡就活不下去。

我感到自己快饿死了，问护工有没有吃的。护工进厨房给我几片香肠，一个面包，一个苹果和一杯水，让我先垫一垫，一会儿吃晚饭。护工属于医院的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照护病人，以及给医生打下手，对于患者来说，有一定的权力。患者只能听从护工的安排，虽然护工会尽可能给患者提供其想要的东西比如饮料或者香烟。

06 素食的爷爷

我住院的第二天，病房来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爷爷。他头发稀疏，行动迟缓，有点阿尔茨海默症的样子。护工给他端来了午餐，他揭开盖子，看到是香肠，“砰”地盖上了，小声而又缓慢地说，不要肉。旁边的患者跟护工说他吃素，护工不闻不问。我们几个患者把自己餐盘里的奶酪分给了老爷爷，他才吃上东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天。星期日晚上终于有一个护工说已经将他吃素的消息报送给了厨房，明天会有餐食送来。

星期一中午，老爷爷颤颤巍巍来到桌子前面，兴奋地打开他面前的食物的盖子，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块大大的猪排！他把盖子摔到了地上，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我义愤填膺，和护工争吵“你们不是说今天给他送素食来吗，怎么又送了肉？你们根本不关心患者！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同情心和同理心吗？你们就这么冷漠吗？”

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工送来一碗番茄汤，说，是厨房给他们送来的食物，跟他们护工没关系。我简直是气急败坏，说，你难道就不该代表医院给这位老先生道个歉吗，他因为你们的工作疏忽几乎三天没吃东西了！我本来想继续说，但是旁边的患者都暗示我不要再说了，我只好作罢。希望之后这位老爷爷能获得他喜欢吃的食物。

07 热情的匈牙利小哥

有个来自匈牙利的小哥，特别喜欢照顾别人。第一天就主动给我拿刀叉餐巾纸，还给我倒果汁。刚刚提到的老爷爷不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包涂上果酱和黄油，再盖上奶酪，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放到老爷爷手里。有的患者称他为“没有胸的妈妈”。

他特别喜欢打扫卫生，倒垃圾，帮忙分发食物，调节室内温度，和老奶奶们打扑克聊天。我有时怀疑他是个护工，假扮患者潜伏在我们中间照顾大家。但是他记不清自己的电话号码和邮箱，以至于我们交换联系方式的时候他居然只记得他女朋友的电话。

他说他也曾经企图自杀过，但是他对自杀过程和想法一无所知，像是断片了一样。他喜欢“顺势疗法”，通过使用牙膏，身体乳，VC片等方法战胜疾病。对于顺势疗法我不了解，但是听起来像是骗人的玄学，我不太相信。

08 陌生的病友们

病房里有一个女性患者，说话疯疯癫癫、令人难以理解，她被安排一个人住单间。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突然拿起杯子往地下一砸，然后坐在桌子上哭喊“Mama，Mama，Mama”，但是护工只给她吃镇静剂，扫地上的玻璃渣子，根本不关心她的情绪。周围的患者都躲开了，没有一个人去关心她。我也没有关心她，我好害怕。我可能也是被疾病吓破了胆吧，太懦弱了，不能为身边人做些什么，发光发热。

再说说和我同住一间病房的病友。他是一个伐木工人，听说是由于受到别人的威胁而自杀，未遂，被送来住院。他看起来还算比较正常，和病区里其他病人相比。他经常和家人喋喋不休地打电话，导致我夜里很难休息好。他不会说德国普通话，只会巴伐利亚方言，我和他交流十分困难，他甚至听不懂我说“抽屉”这个单词。我看到他用的是小米手机，这令我很惊讶。

09 出院

星期一早晨十点半，医生开始查房。医生详细地问了我情况。我把我整个病史、病情和感受都跟医生说了。我已经感觉好了很多。在医院的这几天里我想清楚了很多事情，我不想死了。我打算休学，回国，准备翻译证、歌德学院C2以及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机票和书已经买好了，休学申请也已经提交给学校。我希望尽快出院。

医生回答我说，只有主任医生才能有决定权，他只是病区医生，没有权力决定我是否可以出院。和国内不同的是，这里的主任医生并不是一个职称，而是所有病区的总负责人。他让我等通知。

下午，我听说主任医生不同意我出院，我非常沮丧，同时要求与主任医生直接交谈。当我见到主任医生的时候，她似乎并不了解我的情况，我又把整个故事给她讲了一遍，并且表达了我对整个治疗环境的不满。最终，她勉强同意我出院。

住院4天，时间不长，却让我深深感受到自由的可贵。在德国长期居留的所有人都必须缴纳每个月高达100欧元的保险费，因此住院治疗的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报销。出院时需要带上医生提供的说明，上面记录了从入院到出院所有的谈话内容、用药情况以及体检报告，以供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后续参考。

带着这份记录，我走出了医院大门。

10 重获自由

我独自走了一个小时山路到火车站，坐火车回了小城。

从住院到出院，一路忐忑不安，直到进宿舍房门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安全。我忍不住想，精神病院里真是太多奇奇怪怪的病人了，我甚至觉得自己是那里面唯一一个病情尚轻、理智尚存的人。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