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沦亡比国家沦亡更可怕——从徽州地名之争说起

治过一段民国史包括北洋史，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所谓“函电交驰”。那函电大致类似今天的微信微博，即属于传统的社交媒体，只不过普通人玩不起：成本太高，高到每个字的费用可能跟今天一个月的网费不相上下的程度。敢于“函电交驰”者，当然都是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的精英阶层，军头、政客而外，大抵是学者绅商者流。

之所以提到这个词，是我刚读了徽州地名之争的系列报道。徽州这个古地名早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黄山市”。隽永的古地名被土鳖的新地名取代，此非第一例，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例。读了相关报道，一个联想本能地浮上脑际：这要是发生在民初及北洋时代，该是怎样一番“函电交驰”的盛况啊。那时每遇公共事件，各界动辄“函电交驰”，商会、同乡会等等社会组织，及各界大佬，莫不奋勇争先，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当然没有今天听证会、行政诉讼、政府信息公开等时髦的玩意儿，但仅仅“函电交驰”一途，已足以让乱政者灰头土脸。

对比当年盛况，二十多年前徽州古地名消失时，徽州文化遭到权力强暴时，何其平静也，听不到一点点质疑的声音。百年前国人尤其精英阶层的那股血性，那份公共关怀尤其对自己故乡的关怀，那份担当，都到哪里去了呢？

徽州二字，是金不换的文化地标。她不只是一些论者所称的，是徽州人回家的路，她更是徽州人的文化血脉。她的沦亡，因而不只意味着故乡的沦亡，更意味着文化的沦亡。而类似这种文化沦亡的悲剧，类似这种对于文化的强暴，这几十年简直此起彼伏。所以确实不只是一个血性问题，人们也确实见怪不怪，确实早已经麻木了。

百年前的中国精英，曾有“亡国灭种”之忧。实际上百年亡国之忧并非那么迫切；百年“灭种”之忧即文化沦亡之忧，倒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扪心自问，文化上，我们还算得上中国人么？不仅文化上算不得中国人，文化上徽州人也不再是徽州人，沔阳人也不再是沔阳人，思茅人也不再是思茅人……。总之，我们的祖国和故乡，同时被权力掘了墓。如果说祖国如父，故乡如母，文化上我们几乎父母双亡。罗大佑有首歌《亚细亚的孤儿》，说的是台美断交和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台湾人独立寒秋那种无助的苍凉。用这歌名来概括文化上几乎父母双亡的中国人，何尝不是异常的贴切？

文化是最终的家园，文化沦亡比国家沦亡更可怕。犹太人可以失去国家，但是不能失去文化，哪怕千年飘零，他们也极其顽强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血脉，极其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文化家园。并因为对文化的固守，他们纵然没有国家，仍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怎样的政治力也无法分解这个共同体，并最终在政治上复国。犹太人的这一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救亡可能比国家救亡重要。但百年来，我们只强调后者而无视了前者，对制度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的迷信，让我们把百年心血都只投入后者，结果非但制度问题、政治问题一误再误，文化上更是一败再败。这教训何其惨痛也。

毛泽东平生有个最大的梦想，即是改造人，按照他自己的设计，像上帝创世那样创造新的人类。这点上毛以为他失败了，最后抱憾而终。但毛有所不知的是，他其实没有完全失败。他固然没有做到“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十三亿人皆空心”这个目标，后来倒是意外地达成了。今天的中国是不同于普通国家之“特色中国”，与此对应，今天的中国人是不同于普通人类之“特色人类”。文化上之最大特色，则为空心——没有中也没有西，没有传统也没有现代，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文化空心，注定伦理空心、价值空心，再无精神力量可以维系共同体。北洋时代固然割据，但割而不裂，无论地方怎样坐大中央怎样弱势。谁敢分裂国家，即为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天下共诛之。国家的统一即便不能靠政治力维系，仍有文化力来维系。可见那时文化力之强大。设想今天如果地方尾大不掉，中央政府绝对弱势，还可能靠文化力来整合国家么？还可能割而不裂么？显然绝无可能，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文化力可言，更谈不上文化上的向心力。相比百年前的中国，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倒退。

也就因此，文化重建，文化救亡，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议程。这一切，不妨先从地方文化做起。古地名的恢复，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由此可以发现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上的地方自治。并通过地方文化的发现，通过文化上的地方自治，最终崛起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而包容的文化中国，犹如大洋彼岸的美国。这是一个多么美好而又多么必要的事业呀。这事业同时也是一份责任，需要地方精英的关怀、血性与担当。

窃以为，这也正是今天徽州地名之争的意义所在。力争恢复古地名的徽州人，才最徽州人，也才最中国人。他们可以说打响了地方文化重建乃至中国文化重建的第一枪。这一枪能不能引出北洋时代“函电交驰”的盛况呢？在这个据说是必须绝望的时代，我愿对此抱一份浅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