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6 2019年中国年度汉字：幻|何清涟

野兽按：我是何清涟老师的忠实读者，自《现代化陷阱》以来，二十多年来她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章我大多读过，不过她的视频节目我就听不大下去了。因为她的湖南普通话和我的温州普通话差不离，而且她的口头表达真的比不上笔头表达呀！

何清涟：2019年中国年度汉字：幻

2019-12-30

每到年末，在使用中文的国度，比如日本、台湾等地，人们喜欢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一年本国的社会生态。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用“幻”字来描绘2019年的中国社会生态比较合适。

“中国梦”化成幻影

中国梦，是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的简要概括。据官方解说，“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中共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共建政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一年多中美贸易战打下来，支撑“中国梦”的经济基础受到沉重打击。这里不提那老百姓吃猪肉难的非洲猪瘟等柴米油盐之事，只提北京最在意的赶超美国战略破产。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几乎全以赶超战略为轴心。贸易战打到后来，离赶超目标越来越远，正如我在《美国之胜：将中国从进攻逼回防御状态》一文中所说，美国取得三重胜利，而美国之胜就是中国之败。

一是对外扩张成梦幻：“一带一路”所需要的巨大投资难以为继。根据华府智库企业研究所（AEI）开设的一个“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项目，根据这个项目的统计2019年上半年，中国全球范围对外投资和建设项目额为275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锐减约50%。分析称，这种趋势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不会改变。

二是世界工厂的残梦彻底破碎：全球产业链不再以中国为中心，随着大量专做出口业务的外企迁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失去了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地位 ，美国则夺回了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的位置，中国过去二十年作为全球主要出口国的地位受到了打击。

三是将美国知识产权拿来就用的梦想成幻：在美盗窃知识产权的“千人计划”的偷窃之手被斩断，赶超美国的愿景化成泡影。

对外扩张、世界工厂、知识产权的拿来主义全成梦幻，“两个百年”的中国梦自然也就提前两年化为幻影。

民营企业：廿年富贵一场梦

中国梦化为幻影，那些依靠官场致富、并被选进政协、人大营造“精英共和”的富商、民营企业家的一场富贵，自然也化为梦幻。这几年，中国富商、民企的日子不好过，正如我在《寻找污点将成公私合营2.0版的突破口》（2019年10月1日）一文中所说，中国官方近几年一直在营造舆论，欲将反腐扩张至民营企业，据法律人士介绍，民企涉及的腐败犯罪共包括15个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腾讯、京东、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内部反腐的阵营。中国民营企业家积累财富基本依靠在各种灰色地带寻找机会并运营，用行贿、非法经营、逃税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中国当局驾轻就熟。 近几年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软禁拘押或采用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二是马云模式，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就连香港富豪也在北京压力下纷纷捐地。

整治大民企让中国政府得了不少资金，中国政府食髓知味，今年连续两个大动作：一是国务院于9月12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公开恫吓，12月3日，最高检察长张军公开声称：“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缓刑的缓刑”，并引用数据证明政府的“宽大”：“今年前10个月，对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犯罪不捕率是29%，比总体刑事犯罪高6.9个百分点”。这个中国独创的“犯罪不捕率”，将民营企业家置于准罪犯状态。

江泽民时期的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并在中央、省、地县数级政协、人大吸收民营企业营造的精英共和，终成一场梦幻。马云是党的知心小弟，从不言难，2017他说“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时代是最佳经商时代”；2018年，马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有两个优势，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是最好的”。但最近，马云终于承认：“大家都过得很不容易，今年大部分企业都遇上困难，只是开端。”我猜想，就连马云也看到一代人的财富梦将化成烟云。

民间的安慰剂：权力幻觉与环境幻觉

1、权力幻觉集大成：《庆余年》

今年据说中国影视业大萧条，但一部《庆余年》却很卖座。

观看《庆余年》纯粹是因为陈道明参演，开始看觉得纯粹瞎掰，但因觉得陈道明从不接烂片，于是耐着性子看下去，发现作者还真是洞察中国人性的高手，通过“科幻”小说形式让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的残疾人“回到”或者“去往”一个不同的纪元，成为一个皇帝与游走于神人两界的仙女的私生子，养父是户部尚书兼皇帝的发小（其母是与皇帝很有亲情感的乳母），监察院长（兼中纪委书记与国安部长两种职能）是其母亲的铁杆粉丝与朋友。仙女母亲是经商天才，留下了巨额财富，加上“天脉者”的遗传基因，两世为人的借诗便利，这种比《鹿鼎记》主角韦小宝高贵的出身，比韦小宝要牛N倍的天赋，自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凡女子不管出身贵贱，不论能力高低，人见人爱。这种身兼仙侠人物的神奇存在，亦正亦邪，有点坏坏的潇洒，远比西方只能做好人好事的“超人”更吸引中国人。一句话，《庆余年》里塑造的范闲，是集朝廷之权力、江湖之神秘、宫斗剧、武侠小说兼影视的权力幻觉集大成者。

塑造出范闲这个人物有社会根源，中国是个身份型社会，一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出身的家庭决定。近十几年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于是制造出一个不是韦小宝、胜过韦小宝的范闲，也算是安慰一下在现实中找不到上升通道的社会中下层。

2、污染国度的环境幻觉：李子柒视频

前几年国内尽是环境污染的各种新闻报道：江河湖海尽污染，土地更是被重金属严重污染，最后是雾霾漫天。这两年相关报道少些，当然不是环境改善了多少而是舆论控制。因为对环保稍有了解者都明白，除了雾霾可能因工厂停产、农村改用燃气而非煤炭、柴草等燃料而改善，水与土地不可能短期内改善。

但是，饮用清洁的水，住在干净舒适的环境里是人权的一种。西方国家早就将环境权列入基本人权之一，这对中国人而言当然是种奢望。而随着中国当局对NGO的打压，大量环保NGO在中国消失，再加上环保部门的行业腐败不断曝光，中国人似乎离环境权的距离更显遥远。李子柒的田园生活视频一下走红网络，还出现了“柒军”这种规模不小的粉丝团。他们不在意李子柒是营造幻象，只在意视频为他们营造了一片虚幻美景。更有一位叫做DDC @Iang0606认为，“李所呈现出来的生活需要和平、自由、富足、勤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体现了普世价值”——西方国家的环境权要的是实体环境的美好，而这位推友独特的理解为普世价值在中国的普及，开辟了一条通道：网上虚构即可，现实全无也行。中国民主化遥遥无期，不妨在网上做场全民投票，选出国家元首，等于现实中实现了民主。

对中国人而言，用“幻”字作为2019年的年度字有点无情但却真实：中国梦化作幻影，财富梦日渐虚幻，在权力幻觉与环境幻觉支撑下，人们进入2020年。

RFA

何清涟：为共产主义祛魅的历史还原者

——读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何清涟

在中文世界里，程映虹已经相当有名。在“百度”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有关他的辞条高达11万2,000多条。尽管有不少条目因网路监管的原因已经打不开，但这足以说明曾有那么多的网友转载过他的作品。这对于一个由于政治原因其作品几乎绝少可能在今日中国出版的学者来说，足可安慰，因为他的读者之多，远远超过了许多在中国能够自由传播的作者。

我读程映虹的作品，始于约十年前。吸引了我的是他那篇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切·格瓦拉为什么出走？”在我看来，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把格瓦拉这位“尘世的耶稣”从超级神坛上请下来，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前路迷茫。共产主义信仰本身包含着对人性的极度贬损与改造人性的狂热，这一精神特质必然使这个运动在人类社会陷入死胡同。而在格瓦拉身上，这种共产主义的基本特质更为明显，这使他对现存秩序永不满意，需要不断寻找新的革命战场。程映虹想阐明的“格瓦拉出走”，其实不仅仅只是行动上的出走，而是这种精神特质必然带来的困境。因此，他在这篇文章中最后的发问是：“他（切·格瓦拉）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呢？”

那时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此后，凡看到署有“程映虹”之名的文章我必然要读。再后来，他成了《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主力作者，多年来积累之功力进入喷涌状态，佳作绵绵不绝。

程映虹对苏俄十月革命时期的历史挖掘，是网络上的抢手读物。对于苏俄十月革命的介绍，中文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如此，程映虹的许多短文还是以其独特性引人入胜。我就读过他写的许多文章，如“高尔基从‘海燕’变为‘乌鸦’的故事”，“列宁的齐人之福”等。还有一篇文章我已经记不清标题了，但还很清楚地记得内容，那是谈“十月革命”后苏俄妇女的悲惨境况，她们不仅没有在这场宣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分享到任何“胜利果实”，她们的肉体反而成为“胜利果实”被苏维埃的革命者按等级任意分享。

如果以为程映虹的长处只是写些小文章披露一下共产主义运动中那被刻意掩盖的阴暗面，那可就大错特错。那些小文章只是程映虹在完成大作品的同时，将大历史的边角余料顺手拿来雕琢的小品而已。作为一位有眼光的历史学者，他的真正功力还在于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史、尤其是对毛时代“输出革命”时期那段国际共运史的宏观把握与深刻分析。在分析“反右”与“文革”时，中国人一直有一个见仁见智、说过千遍但其实还是没有得出合理解释的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文革”这种今天看来无异于自毁的运动？程映虹的研究正好从这个角度诠释了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的国际背景，廓清了这团历史疑云。他的研究不仅展示了毛泽东为了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与苏共“斗法”的历史过程，还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帝王气慨，从“红色高棉”大屠杀直到中共在东南亚国家的“输出革命”。这些东南亚人民不堪回首的痛史后面，处处闪动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身影。这些中国人本应知道的历史，在那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仍是“国家机密”。作为这些文章的编辑者与阅读者，我能够惦量出这些文字在祛共产主义之魅时将会起到的重要作用。

优秀学者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可分为几方面。一是史料方面的贡献，即挖掘整理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做基础工作。如宋永毅在爬梳“文革”史料多年之后，终于将他整理的文献资料汇集为一个数百万字的资料库，为“文革”研究作了一项利在当代、功在久远的奠基工作。其间爬梳整理之苦、筹划组织之难，作为学术界人大都能够理解。但因此受到中国当局之拘捕，经历牢狱之灾，却是生活于民主制度下的人士绝难想象之事。

二是对已有史料搜集整理，同时挖掘新的历史资料，再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重新做出解释。这方面，一个原非历史学家的华人作家张戎女士作了杰出贡献，无论当下一些毛泽东研究者感觉如何不舒服，她这本书今后都是研究毛泽东的人士绕不过去的一个读本。

三是还原因种种政治因素而被严重扭曲的历史。程映虹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挖掘研究堪称这一类型的代表。做到这点，看似不难，其实却非常不容易。这是以下几个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从学术的政治需要来说，在当代国际社会，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权利、殖民历史等才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时髦课题，共产主义运动史早已成为被研究者遗忘的角落。以美国为例，一度贵为显学的苏联研究在1989年之后一落千丈，许多苏联研究专家不得不改做其他研究。此情此境之下，探讨与现实国际政治无关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自然很不容易申请到研究经费，更不是一些学术杂志青睐的题材。

第二，从学术的理论创新来说，自由主义学说早就对共产主义理论做过入骨批判，这方面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其代表作。而对共产主义极权政治批判得最彻底的当属汉娜·阿伦特，她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成就至今仍难被超越。更兼“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学者们失去了共产主义极权这个大敌而刀枪入库，左派及其同血缘的新左派则因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而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所有这些，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再受到关注。

第三，在中国，由于当局此刻还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口头上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扒粪”工作自然不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

就是在这条冷清的小路上，在这块被刻意遗忘的冻土中，程映虹凭借学者的责任感，凭借共产主义受害者要为共产主义祛魅的信念的支撑，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垦垦，从历史尘封中掏挖出一块块历史碎片，努力还原成完整的历史拼图，将本来属于专业圈子共享的成果推向了公共阅读的平台。每当听到映虹在电话中告诉我与晓农，他又发现了新的历史资料，可以做哪方面的研究时，我们也跟着他一道高兴。

但如果将还原历史拼图理解为纯粹的史料整理工作，那是不理解历史研究的性质。一个好的历史研究者，史识、史才、史德三者缺一不可。“史识”者，顾名思义，就是对历史的见解要高人一筹，要能够于细微处见大势；“史才”就是历史研究的能力，要能够将散落在各种资料中的历史片段串珠成线，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条陈缕析，最后自成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凡研究者，从俗入雅易，由雅入俗难。

将一些简单道理装点成高深莫测的学术玄谈比较容易，大多数研究者都有这等本事；但要将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把宏大叙事化为普通读者都愿意阅读的文章，还少有学者做到。从这点来说，程映虹还真做到了由雅入俗。而“史德”即历史学家的学术良心。程映虹在美国大学任教，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虽然无政治压力，但有另外一种现实利益的压力。如果他将精力花到一些时髦话题上来，申请研究经费等会容易得多。但出于对母国的拳拳之心，出于对人类经历过共产主义浩劫之痛，他选择了一条崎岖的学术道路。

人类历史上，尽管不少统治者都有篡改历史的癖好，但能够自成一体的建构谎言（包括销毁史料并建构虚假的历史），却只在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发生。而且这类国家的统治历史越长，在重重谎言之下辨识真相就越困难。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告别共产主义学说并清理这段历史遗产。我也相信，人们也会记住程映虹这本学术论文集《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记住这些文章在祛共产主义之魅的过程中所起过的重要作用。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出版。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8 Issue 1

何清涟：从新冠疫情看中国政治的墨菲定律

一场新冠病毒引发武汉肺炎来袭，武汉从繁华的九省通衢变成生命哀号不绝的鬼城。中国从各国小心应对的世界第二大国变成被各国封关的国际孤儿，只经历了30多天。回溯这30天中发生的事情，中国当局所做的政治选择几乎“完美”地体现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

所谓“墨菲定律”，是由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上尉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基于经验在1949年提出的数学推理，意即：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简言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

一、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疫情本是公共信息，但在中国，疫情却分明、暗两条管道流传。

先说明面上的关键信息：

2019年12月30日晚间，两份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在网上传播，称市内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治疗，“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1月1日， 武汉警方宣布“依法查处”八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同一天，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治。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人传人”之后，武汉市民才算意识到危险。两天之后，武汉封城。

再说暗的。社交媒体上此类信息甚多，不一一摘引。只说一条最关键的。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在记者就美方表示中方拒绝美国提供的帮助提问时，华春莹指责“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公开疫情有助于公众主动采取措施防疫，需要公众参与的防疫必须要公众知情，但中国当局却选择了封锁信息。从1月3日向美国通报，到22日宣布封城中间有20天，由于公众不知道疫情的蔓延，基本未做任何防控。就在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一起共度农历小年，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扩大了传染面。疫情从可控到失控就在这20天内发生的。

二、隔离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在人口流动高峰的春节期间更应如此，但中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封城。在封城之前已经从武汉离开了50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的特点是无症状传染，其中不少身带病毒而不自知。

武汉游客所到之处，都有武汉肺炎的病例产生，泰国、新加坡、香港、澳门、日本、英美法德等几十个国家不断传出发现武汉肺炎病人的消息。全世界在担心、忧惧中等待，直到1月30日WHO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才纷纷采取行动停止中国的航班，部分国家在此之前由于飞行员工会的压力停飞。

中国对这种旅游禁令很不欢喜，谴责美国带头做这种事情，其实，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就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任何事物实行双重标准，自己做是对的，别人做了妨碍到自身，就立刻批评指责，是中国政府的惯技。

三、对WHO施加影响，让其在科学、政治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

武汉于1月22日封城，此后疫情日趋严重，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拖延了8天，迟至30日晚上才宣布：“最先在武汉发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PHEIC）。

所谓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缩写PHEIC），是指通过国际疾病传播而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的异常事件，中国的政治肺炎也完全符合PHEIC事件所要求的3个特点。本文想分析一下WHO为何在此次事件中向中国弯腰，谭赛德能这样操作，有WHO规则本身的问题。

首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动员及协调全球卫生资源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防疫抗疫的机制，从来都涉及大量政治，超越了纯粹的科学、公共卫生领域。

其次，PHEIC的诞生，源自2003年中国的SARS事件。中国SARS疫情流播全球，WHO在2005年修改国际卫生规例（IHR）之后提出这一概念。SARS事件从产生、控制到全球影响，包括病例数据与死亡数据的发布，基本都在中国影响之下进行，PHEIC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政治性，必然影响到WHO对今年武汉肺炎事件的判断与处置。

第三，WHO设置PHEIC的本意，是用来防止严重传染病跨境传播、对全球构成风险，防止一国随意宣布另一国是疫区并禁止对方公民入境。在公布PHEIC后，WHO亦会发指引，指出如何在边境监察入境人士的健康状况来减低相关传染病传入，从而令各国不用动辄对别国封关。但实际后果是：PHEIC宣布某国是疫区，其他国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对该国实施入境限制。

第四，WHO不是一个有执法能力的机构，也没有庞大的卫生物料资源，所以PHEIC最重要的作用局限于政治方面。作为名义上的全球权威公共卫生机构，WHO能聚集全球所有顶尖卫生专家为其服务，只要它宣布是严重卫生危机，便可迫使传媒、各国政府及药厂等相关私人公司或民间组织，聚焦此一事件，并采取行动。但各国如何反应，WHO不具有强制、统一要求的能力。

本次各国采取的行动不拘一格，美、英、法、日、韩等国派出飞机从武汉撤出部分本国侨民，并采取紧急措施，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但也还有另一类，比如柬埔寨总理洪森宣布不许戴口罩，不停直航，不撤侨，不歧视中国人。按照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31日，共有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管制。中国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国际孤儿。

理解了上述四点，就明白中国有多么不情愿武汉肺炎被世卫宣布为PHEIC，世卫的干事长在不得不宣布中国武汉肺炎为PHEIC之后，表扬中国防疫如何正确如何得力，实在是为中国减压。

四、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却选择了谴责他国不厚道，帮助最多的美国挨骂最多。

世卫启动PHEIC之时，已经有20多个国家报告有确诊病例。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影响世卫迟迟未发出PHEIC警告，自然引起世界各国不满及媒体批评，但中国不反省自身的错误，到处抗议人家的批评，比如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1月27日刊出讽刺漫画，将中国国旗上的5星换成5枚新型冠状病毒图案，引发北京愤怒抗议，要求这家媒体道歉，遭到拒绝。

各国实行旅游禁令后，中国驻以色列代理大使戴玉明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限制甚至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错误做法使他想起二次大战期间，犹太人被大屠杀的人类最黑暗日子。这番发言连中国外交部都觉得不妥，为此道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先于1月31日指责美国关闭边界不厚道，2月3日在春节后的首次微信记者会上痛批美国在中国武汉疫情上制造和散播恐慌，说“美国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撒出其大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

但事实是美国早就伸出了援手。早在1月28日，美国卫生部针对武汉肺炎疫情举行记者会，部长阿萨尔（Alex Azar）指出，自1月6日始，美国多次向中方提议可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专家前往当地协助，但中国拒绝了美方的好意。美国吉利德公司无偿向中国提供新冠特效药瑞德西韦，并提供试验的设计和操作办法。2月中旬开始收治首批报名参加的中国新冠肺炎病人。

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还罢了，反而迁怒他国不帮忙，这行径也太为世所不齿。七大工业国集团（G7）近日内将开会商讨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共同应对方案，却不邀请中国这个病毒原生国与会，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这种态度，既不会讲真话，又不愿意分享有价值的真实信息，来参会除了批评、反对斥责他国不帮忙之外，于事无补。

以上事实说明，一场发生在武汉市的病毒传染病危机，就因为中国政府在关键的一个多月中，做了四个错误的选择，不仅让全国染疫，还酿成了全球范围的PHEIC事件，充分验证了中国政治决策完全符合“墨菲定律”。这一特性是由中国极权政治的三个垄断特色所造成，政治垄断造成问责机制缺位；经济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遇到大灾难时民间缺乏自助与互助机制；信息垄断剥夺公众知情权，错失防范机会。从毛泽东统治下的三年大饥荒到2020新冠病毒危机，中共当局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2020-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