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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替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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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骄阳和近期的inspiration

替替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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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已经战胜了我。

我发现年纪渐长,自己好像越来越喜欢将一些选择解读为“启示”。一位朋友在提出离职之后就收到了德国的签证,一位朋友则非常巧合地抢到了新西兰的whv,我恭喜她们,并且将这种意外之喜理解为“启示”——仿佛冥冥中有个命运在替我们做决定。

我知道这种心态其实是只是为某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追踪蛛丝马迹,不断说服自己,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早蛇灰线,而我只是沿着命运既定的轨道向前走而已。亲测,这种想法自我麻痹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但我确实会被某些偶然的东西打动,一瞬间的冲动说不上,但这些inspiration凝聚在一起,会慢慢影响某些决定和行动;又或许是吸引力法则,当下沉醉在某些理论里的时候,好像这个理论的所有证据都会纷至沓来:写一篇现实生活的论文,在最终章加上笃定而坦然的结论。

6月份的时候。去听了一场一席的演讲,其中一场来自在中国生活的意大利人ale;他讲得很逗,日常生活中关于文化冲突以及作为一个外来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往往使人捧腹;同时他也不断重申着他的主题:“寻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不算新颖的主题,大概从现代化发生以来,关于人的【异化】、【单向度】就是思想史中长盛不衰的主题,这是流动和资本主义出现后不可逆转的人类命运,是无数乌托邦得以建立的理由,也是当下无数人选择逃离大城市回到小县城的心理动机。

ale就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来的理想主义者,他通过语言完成了和文化的深度绑定,他选择了游走的生活方式,去交流、去接触世界,去记录和表达。当时听完之后,我除了心生羡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这种“连结”是一种特权。

是什么时候开始放弃和人交流了呢?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于很多事情都不耐烦呢?以前总把这归因于年纪的渐长,以及这个混乱而不确定的时代,或者用一个简单的“我是个I人”一笔带过,后来发现,或许这根本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是内心深处的对于自己的不信任。

后来又看到ale在豆瓣上的随笔,他提到自己的大学时光,因为学业紧张很少和同学交流,将所有的个人时间奉献给工作,久而久之,发现自己陷入一种隔绝而孤独的状态里面。我想,原来并不是每个意大利人都是社牛呀。

在我看来,寻找连结,并不是要和五湖四海的人高谈阔论,也不是带着目的地去寻找“知己”和“朋友”,而仅仅是一种诚实,对自己诚实。我们总是在说,想要找到人生的方向,想要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并且苦于这种寻觅没有尽头,好像总是处在一种惶惑和虚无中;但我现在发现,如果不认真地倾听自己的内在需求,就永远找不到答案;而这种诚实,还需要用百分之百的赤诚之心,拨开那些外在(父辈的、同辈的、社交媒体的)加诸身上的迷雾。

ale是幸运的,他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记录下了这个急遽变化的时代,像二十年前的何伟一样,因为站在外部观看,反而能发现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幽微变化,才能够写出那些敏锐动人的文字。

这种诚实,我在近期读过的另外一个作者身上也有发现。前段时间出版的《观无量》,因为公司刚好有这本书,就找来读了读。其实这本书并没有给人很惊艳的感觉,我也只是草草翻过,后来同事发我一篇作者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苗子兮没有遮掩她的彷徨和不自信,工作几年后因为抑郁症,选择辞职,游历丝绸之路,然后书写下这些丝路艺术中的故事;她选取了一些独具个性的主题,比如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下皇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比如山西绘制壁画的工匠王逵的人生际遇,又或者是在各种艺术作品中穿梭的一只老鼠……

她袒露,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写作者。文字是流淌出来的,还是艰难地从浩繁的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一眼便可看出。大部分写作者都没有天赋,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的主题拼凑字数。我想起之前听的播客“不在场”,有一期讨论内容创作者的困境。内容创作者确实是真诚的,他们徘徊在自己所憧憬的艺术殿堂大门的前面,却始终只是徘徊,无法进入。主播如此说到,“与其说他们热爱艺术,不如说他们只是热爱艺术带给人的美好感觉。”

实际上我倒也没有自大到自视为艺术家,在内容创作这一点上就非常没有底气,但看到这里,反而释然起来,就是这样无限近距离地瞻仰教堂,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呢。我们还是回到了【诚实】这个问题,一个对自己足够诚实的人,才能够抵抗一路跋涉前往教堂的孤独。

后来,我又看到了ae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beyond authenticity》,这篇偏科普的文章写得简单清晰,让我对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些片段,有了切身的体会。

我一直表达的诚实,很像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他认为,要寻找真实性,必须要将自我从这个世界和他者之间抽离出来,大写的Being(真实自我)只有在走出日常生活之流时,才能被找到。而雅斯贝尔斯则认为,人是在与他人的碰撞中才存在,所以真实的自我只有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才会被理解。

而到了存在主义,真实性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我们总是在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创造着自我,也创造着这个世界——存在主义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导师,因为它太强调行动的重要性了。

到了汉娜·阿伦特这里,她用意志(willing)取代了真实性,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呢?我觉得真实性就好像我前面说的”启示“,它预设了一个先验的存在,一个确定的可承诺的东西;而意志不是,意志指向行动,它是人自我内部的张力,是【我之所是】和【我想所是】之间的拉扯,它只会带来不确定。

Maintaining this inner friction of the will is the means to freedom, no matter how uncomfortable and frustrating it might seem at times. 保持意志的这种内在摩擦是通往自由的手段,无论它有时看起来多么不舒服和令人沮丧。

这很像是邓布利多对哈利说的,“决定我们成为什么人的,不是能力,而是选择。”

哲学带给人的宽慰,是她告诉你,所有眼下的焦灼不会有停止的那一天,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内心的所有挣扎,都可以被视为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一场舞蹈,而你要做的,是从命运那里找回主动权。

以上的这些inspiration仍然是内部的,个体的的,还有一些则是政治的,指向和外部的关系。

看到WSJ 上的报道,一些和我同龄的人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她们离开中国,参与到一些表达中去。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动,是如此有力量;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我再去看当下中文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的时候,我会觉得,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年轻人,实际上目光是只专注在自己身上的;过度的表达导致过度的自我沉醉,更可怕的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表达,他们只是在一遍遍重复咀嚼,互联网吐出又嚼烂了的东西。

前几天突然看到詹姆斯·斯各特离世的消息,想起在学校里那些纷纷扬扬的阅读时光,心里感慨万分。当然最开始是被一种口号式的“无政府主义”打动的,斯各特写弱者的武器,写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再到不被统治的艺术,在我看来就是给无数鸡蛋们写的颂歌。他向我们揭示,反抗并不必然是轰轰烈烈的,也可以是日常和细微的——在这艰难的时刻,他近乎于心灵导师一般,肯定了所有消极抵抗的意义。

“不配合”、“逃避”,这在既往的道德评价体系里被视为无赖,反社会,但是这样的评价不也是主流加诸于人的吗?主流创造了一套话语,不仅要占据利益制高点,还要占据道德制高点,经历12年应试教育的好学生们,最害怕的不是996,而是被指责“不够努力”。

斯各特受皮埃尔·克拉斯特影响很大,那本《society against nation》便陈述了,所谓的“落后的原住民”,其实是自主地选择了非政府的社会形态,他们永远地停留在平等之中,却被现代社会的人视为原始而野蛮。

最近在读的《dawn of everything》便从考古学和人类学两个角度,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两个角度来自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伦敦大学考古系教授大卫·温格洛。这本书破除了启蒙运动以来,学术界所认为的人类从原始平等社会转向等级社会,并且这一过程也是文明产生的同义词这一观点。作者认为,农业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平等,史前的巨大宫殿和公共设施的出现也并不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并不存在一个简单而高尚或者邪恶的原始人群,早期居民在不断尝试不同的社会组织,因而单一的目的论式的进化论并不存在。

只有破除这种直线进化论,我们才会审视当下的处境——我们太习惯于将一切看的铁板钉钉了,以至于失掉了想象力,想象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的能力。

在大卫·温格洛写的一篇文章中A history of true civilisation is not one of monuments中,他说到,真正的文明并不是那些高大宏伟的纪念性建筑,“网络/社会合作/公民活动/关心他人,这些才是真正造就文明的东西。”

多浪漫。

CC BY-NC-ND 4.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