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菲律賓左翼的分裂與轉向

為甚麼菲律賓的運動跟台灣相比如此不同？這大概是這幾年在跟別人談論菲律賓時大家最常問起的事情？真的是因為菲律賓對人民的壓迫比台灣甚鉅嗎？台灣的人民面對的壓迫真的有比較微不足道嗎？對於不同歷史的兩個國家，造就了現在不同的兩個社會運動型態，我想怎樣的比較才會適當，怎樣的比較才會公平？這些疑問也讓我一度把菲律賓的運動當作神話，但後來慢慢的才知道這些運動者其實始終有血有肉，那些撕裂及痛苦他們始終不能避免也無法避免。

談到菲律賓的左翼社運運動，就不得不談及菲律賓共產黨，舊的菲律賓共產黨(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多稱PKP)創立於1930年，由陸雷彝早期輔導的工會組成（有關陸雷彝的介紹跟菲律賓獨立，真的很推薦讀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創黨首領Crisanto Evangelista於二戰時期被日本殺害，在戰後的舊菲共領導Luis Taruc及Lava爭執分裂出黨後，又多名黨內高層被捕。後來在戰後黨的轉向逐漸轉往議會鬥爭路線，而才於1968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由Joma Sison組成了現在我們談論的菲律賓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Philippines，簡稱CPP），並於隔年03月29日與原歸屬於舊菲共的虎克軍（抗日人民軍；Hukbong Bayan Laban sa Hapon；Hukbalahap）共同組成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又稱NPA），並在1973年一起與眾多NGO團體共同成立了「民族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許多我們常見的左翼社運團體至今都是民族民主陣線成員。

CPP-NPA早期在馬可仕的暴政下逐漸組成，長期對於暴政的對抗基本上到了1986年前後達到高峰，最後由人民力量革命後，菲律賓國內的社會風氣逐漸變化。因為舊菲共大部分的高層都在馬尼拉中心被抓，整個新人民軍的意識形態較傾向毛派，逐漸底定了鄉間包圍城市的組織方式，也是新人民軍可以在戒嚴時期中持續抗爭的重要策略，扶持鄉間的窮苦人民也導致菲共的勢力大幅成長。

馬可仕政權在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中倒台，在威權統治時期結束之後，黨在國內的運動該如何延續，是否該放下武器和談進入民主體制選舉？若是不選舉，繼續武裝抗爭的正當性是否存在？而黨又怎樣說服當初加入的群眾，在那些壓迫離去後，這些群眾要怎樣有可能有堅持的信念繼續武裝抗爭？而BROKERING A REVOLUTION: Cadres in a Philippine Insurgency | Edited by Rosanne Rutten某些部分提供了解答，也讓我再三的反思。

1992年新菲共創辦人西松使用Armando Liwanag的筆名在黨內中發表重申「帶著革命向前，重申我們的基本原則」（Reaffirm 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Carry the Revolution Forward），文件內多次提及要黨內的人民回到鄉間組織，要堅持新人民軍的不斷革命，回歸鄉間組織的言論。此文多被看成近期菲律賓左翼分裂的主因，使黨內各地支部都分裂成了兩派，分別是贊成的「RA派」（Reaffirm）及後來出走的「RJ派」（Rejection）。

但這看似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運動的眾多支派早就變成了運動中的同床異夢。許多了許多出生城市加入菲共的青年們在這些區域都會有著不同的影響，黨內有著不同族群、宗教及價值認同的黨員，這些細微的互動中的認同差異，或許才是黨內晚期的分內主因。

一、區域及民族意識

科地埃拉人民解放軍

一直以來菲律賓人這個認同都是在政治體制下產生而成，但菲律賓的島嶼繁多，在菲律賓首都常見的塔加洛（Tagalog）語基本上只有在政治中心的馬尼拉都會區在使用，不同的區域使用不同的方言，也因為地域關係許多區域的首要認同並不會是菲律賓人（還是再次推薦讀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他裡頭談到很多塔加洛人、莫洛人（Moro）及伊哥洛特（Igorot）人的認同），也導致了早期菲共組織上的困難。

在呂宋島中部的科地埃拉/科地雷拉(Cordillera)地區中，在與馬尼拉政府當局互動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青年在這中間的互動體驗到自己跟低地人的不同，在對話的過程中產生自我認同，再加上美國早期的Mountain Province的劃定，某種劃出的界線似乎更產生的特定疆界內的民族認同。

在馬可仕政權時，他亟欲開拓的的Cellophil 礦場及基科河（Chico River）的水壩開發案遭到當地民眾強烈抗爭，也令當地的抗爭逐漸的升溫，NPA也藉這個機會在當地有效的在當地發展。儘管在抗爭中犧牲的Macli-ing Dulag及眾多領袖，在1980年代成功擋下了開發案，這也成為了Cordillera地區每年舉辦Cordillera Day的歷史背景。Cordillera Day每年都吸引了許多遊客去共同參與，許多台灣原住民團體在過去多年來也積極的參與。

但在運動逐漸的進展下，對運動不同的想像也促使著運動的分裂。菲律賓國族主義及高地人的認同逐漸分離，最終科地埃拉人民解放軍（Cordiller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從原本的新人民軍中分裂出來，並於1986年與政府達到和談，最終併入菲律賓政府軍中。而科地埃拉人民聯盟（Cordillera People Alliance）則持續在民族民主陣線進行運動倡議。

摩洛人民解放

莫洛人（Moro）一般泛指馬京達瑙人（Maguindanao ）、馬拉瑙人（Maranao）等信仰穆斯林的少數民族，與菲律賓大多數信仰基督宗教相比就有所不同。早期蘇祿蘇丹國的歷史，並在20世紀才被美國併入整個菲律賓的地圖疆域中，並沒有與大多數菲律賓人共享那段被西班牙殖民的共同記憶。

菲律賓南部一般被認做菲律賓共產黨的大本營，也因為有著摩洛的抗軍及菲共軍隊，導致近六成以上的菲律賓政府軍都在當地駐守。儘管前總統艾奎諾三世在任內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和談，但南部的抗軍問題仍持續困擾著菲律賓。

在菲律賓共產黨的組織中，民族民主陣線在與當地穆斯林的互動中，多次顯現了基督宗教（儘管很多人自稱無神論者，但下意識的動作跟社會互動還是從基督宗教中產生的）跟莫洛人的衝突，加上黨內大多強調對於菲律賓的民族解放概念，但對於莫洛人而言，這樣的解放隊他們的意義似乎不大。在暴政下的暫時結盟最終在壓迫消去後都會逐漸消逝。哥打巴托（Cotabato）的領袖Bobby Alonto一度曾對菲共表示：「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結盟，離開我們這裡，停止改變我們的青年並讓我們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If you want a real alliance with us, leave our area, stop trying to convert our youth and let us run our own affairs.）」。

二、整風運動（Kahos, kampanyang ahos）

在馬可仕當政時期，多次的政府軍透過一些方式試圖滲透進菲律賓共產黨中，對於菲共的組織做出破壞，導致菲共在許多作戰任務跟據點遭到政府當局破壞，也導致民答那峨及多處支部開始做出調查，試圖揪出奸細，在內部稱做大蒜運動（kampanyang ahos）。

以民答那峨為例，早期在菲共在民答那峨的策略相當成功，透過許多在地的許多較激進的教會辦理活動吸納成員，在跟政府逐漸升級的對抗中茁壯，政府軍也透過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眼線放到相關活動中，培訓這些人員對於菲共的理解，並對世界上其他左翼的派別做基礎認識，在地方中積極參與運動，藉此得到菲共的目光，加入新人民軍的行列。因為運動的擴張需要，菲共也逐漸對於加入成員的審核鬆懈，也導致了許多政府成員輕鬆的混入其中。

在後來對政府軍許多次的行動中，新人民軍總是被優先的反制，或是許多隱密的據點被政府軍突然突襲，導致黨內許多支部開始逐漸的對成員產生不信任，而其中又以民答那峨的清洗人數最多。民答那峨支部早期成立了獨立的調查團隊，但因為調查團隊（Investtigation Temas，ITs）的缺乏訓練，動輒使用暴力逼供，也沒有對那些供詞做出交叉比對，導致許多冤枉的案例，更有多人在嚴刑逼供中死去，根據Caouette（Persevering Revolutionaries: Armed Struggle in the 21st Century, Exploring the 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的表示，至少就有600人在民答那峨的整風行動中喪命。在To Suffer Thy Comrades: How the revolution decimated its own有更清楚的對於這一連串行動的描述。

在整風過後導致大量的信眾退黨，亦有不少的新人民軍的成員加入到了當地政府軍的民兵團體中，從黨內最忠貞的支持者變成了站在第一線對抗菲共黨的成員。

三、居民的拉扯及NGO策略

無聲的中間派居民

在早期，新人民軍也在許多鄉間中組織據點，透過與不同區域居民的互助來換取食物，也滋養黨內的群眾足以安飽。在早期馬可仕掠奪型的政權中，居民多對於新人民軍保有好感，且新人民軍也可以從與居民的日常事務中建立跟居民的聯繫拉取同情並找尋可能的夥伴加入黨中。

但許多的地方居民並不特別支持政府或是新人民軍，他們更加在意的是自己的溫飽，在夾在新人民軍與政府軍的中間，那些兩兵相接的熱戰產生對生活的恐懼，加上政府時而上門而來的詢問、懷疑庇佑新人民軍，也導致了許多民眾產生了恐慌。

隨著馬可仕的倒台及與政府軍的和談失敗，新的總統柯拉蓉艾奎諾利用部分區域的發展計畫提供新人民軍主要據點的居民補貼，並發起了「全面戰爭」（Total War）並通過了人民地區武裝團體的法案（Citizen Armed Force Geographical Unit）吸引部分黨員自新並加入成為地方政府部門的武裝勢力，拆毀了不少新人民軍的地方據點。

非營利組織的裂解

在組成的民族民主陣線後，菲共也協助組成了不少的非政府組織，有時作為在菲律賓社會中順法鬥爭的利器，也可以藉由這些合法的行動中獲取部分利潤來餵養新人民軍。

但非政府組織有時會有來自國外的資金，而為了完成這些計畫，本來以合法團體做殼來做黨內工作的目的逐漸淡去，而變成為了符合計畫成效而忙碌撰寫報告、辦理工作坊的工作者，讓黨的工作逐漸落後。

在逐漸非營利組織化的過程中，許多團體也會慢慢掙扎的把本來要給黨內革命的金錢轉做擴大組織營運的項目之中，這樣的掙扎也逐漸了脫離最早成立的初衷，最終也難逃與黨內裂解的命運。

四、後馬可仕時期的左翼運動

民主轉型及裂解

儘管經歷了多次風波，民族民主陣線至今還是菲律賓左翼非常龐大的一個團體，他們也持續的對菲律賓的弱勢族群及團體發聲，但對於那些過去的省思去認識知道他們從何而來也是十分重要的，對我而言也從中汲取了大量的養分。

與台灣的黨外運動相同，菲律賓的運動自戒嚴時期開始也組成了一個強大而有力的反對勢力，但台灣的運動看似隨著威權體制消逝後，朝著更多元的方向並產生許多不同議題的組織，而菲律賓的左翼老牌團體卻依舊活躍且在檯面上具有影響力。

馬可仕到台後期，雖然菲律賓政府在因為團體壓力進行了眾多改革，但始終面對多次軍事政變無法明確掌握軍權的柯拉蓉在沒有奧援的狀況下也無法對政府內部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緊接者面臨農民要求土地改革的運動在曼迪歐拉廣場的掃射鎮壓，更凸顯了菲律賓政府有限的改革能力。

美國的態度應該也是一個重大原因，菲律賓的左翼團體多是美國欲清理的對象，而台灣的運動因為美國對國民黨當權的不信任，且在國內和平轉型的狀況下逐漸開放，背後軍權的掌握，或許更跟美國的支持是否有關。

此外，菲律賓還有著一個龐大的武裝勢力跟政府抗衡，足以做為左翼團體某種程度上的靠山，菲律賓共黨中與國際頻繁的聯繫（不單單只有美國），且與菲律賓政府的多次平等和談中，也是成為國內一個政治實體正當性的原因。

最後，不斷革命論在當今的菲律賓共產黨中是否還是一個重要的重點呢？在大部分的左翼輿論及議題聚焦在民族民主陣線的眾多非政府組織議題上，新人民軍的存在相對起來危險及爭議，黨內的轉型是否該逐漸在民主化的今天全面走向議會鬥爭路線。

在當年逐漸民主化的氛圍，堅守岡位的運動者看著越來越多的戰友脫離組織選擇選舉的路途，在他們眼中，是否如台灣早期運動者看待簡錫堦投入民進黨選舉過程中的那樣掙扎而不解，1992年黨內的的重申，是不是某種帶有身後菲律賓色彩的紅燈左轉。

轉型、分裂及自新者

在菲律賓的運動過程中，大家太常討論的都是那些烈士及犧牲，太少談及的是黨內的那些分裂及暴力。

我不是要抨擊那些菲律賓的左翼團體，他們教導我的那些事情我受用至今，但這些歷史曾發生過的事情總得說明白、講清楚。在那些清洗過後，許多人自新了，在自新的過程中他們悔恨及不明，或許某種程度上出賣了還在白區工作的夥伴又導致了不少的傷亡，若只以懦弱而言又太簡化那個時代背景下的人性及他們在這其中的掙扎了。在分裂後，許多還未釋放的政治犯甚至都要選邊站，否則可能收不到任何團體的金源資助，在監獄中看著與自己共同入獄夥伴的分裂，這種痛楚又要何以述明？

菲律賓左翼的鬥爭，不完全是左翼輝煌的歷史，而是那些一個個被壓迫者站出來去面對去抗爭的過程。組織總要回歸人性，人性就是脆弱、複雜且偶爾懦弱，光輝的左翼烈士是否是這些人死後想被記憶的唯一面貌？不論是在科地埃拉或是在莫洛地區的前新人民軍們，真的只能用背叛的名字被記得嗎？他們在運動中的掙扎及離去是否就這樣一句叛徒就能做結？

威權體制結束至今，菲律賓的轉型正義尚未完結，而未完成的經濟改革也還是讓許多人民挨餓受苦，在疫情當下經濟的不平等更是嚴重。太多社會正義工作尚待完成，回顧歷史或許有機會再繼續深化對這個國家的認識與理解，在看待那些菲國政府未來的議題上更可以從更多不同的角度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