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墙内文字工作者的“脱北记”
早该来了，当我完成注册，开始写这篇文字时，仿佛一个脱北者成功越过38线，醉氧，兴奋，残留着恐惧的肌肉记忆。
深呼吸，来马特市的第一篇，写写自己是怎么从墙内来到这里的。
本人从事文字工作，单位算是体制内。“文字工作”+“体制内”，在我八年前入职时，还不是一个黑色幽默的组合。
当时我刚毕业，进入这家单位经历了颇为激烈的竞争——单位物质福利很一般，但是在业内很有威望，能为每个员工提供一张挥洒才情的安静书桌。
气压是一点点升高的。
入职两年内，和我同年进来的9位同事走了7位，跟单位以往的人员流动率相比，这个比例显著偏高。现在看来，小伙伴们离职的外界拉力，是当时的互联网巨头公司薪资更高更有“前途”；内在推力，则是单位经营濒临崩塌。作为一家市场化的内容企业，单位原有的内容产品因为犀利敢言遭到上级部门重拳修理。核心产品变味了，营收自然好不了。
我没走，主要是因为对跳槽没信心，毕竟自己的理想事业，就是参与时代进程的写作，而不是初期年薪几乎翻倍的互联网公关。另一个原因是我所在部门写的主要是文化类内容，受到的审查远小于那些写经济、时政内容的部门。
工作三年后，单位的战略调整开始见效，“稳中向好”，但我能写的内容，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干涉。过去能访谈的大学者大作家，在网络上被猎巫，被列入上级部门的黑名单，没法再做，只好效仿鲁迅先生在上海的租界里“准风月谈”，天天写影视综艺和娱乐明星。
稿费更好挣了，脑子却在退化。于是我开始自行梳理各种文化人物和事件，并且开了个公众号日更相关内容，以此督促自己。一写就是两年多，2020年疫情暴发后，我甚至开始日更原创文章，以末日遗书的心态把很多回忆和思考记录下来。虽然这些推文我自己不发朋友圈和微信群、甚至不点“在看”做推广，但还是被一些朋友同事传播开来。
2020年4月，单位行政忽然来问我的公众号，要提供订阅人数等私密数据。原来，接上级通知，单位所有员工的社交账号都要接受统计，从此派专人审查这些账号发的内容，隐瞒不报的如果被查到，将受到处分。我交涉，提出公众号里的东西跟职务行为毫无瓜葛，用的也是化名，没有理由接受监督。单位大领导特批，把我的公众号从统计表里拿下来了，但那位行政还是关注了我的公众号，从此，我写东西总觉得别扭，仿佛自己家卧室被强制安装了一个公共摄像头。
2020年，我写了近200篇原创文章，其中10篇被公众号后台事后删除，理由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2021年，平台删文频率增高，而且开始删我几年前的梳理，理由也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这年10月的一天，我写一篇日常话题的文章无法推送，系统也不告诉我是哪里犯了“禁忌”，经历了此前的几十次被删文被“违法”之后，我已经不愿去揣度“天威”，于是重写了篇自嘲的小文，说自己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没想到，这篇几百字的文字仍然审核不通过……
当时，娱乐圈经过范冰冰查税风波以来的系列整顿，也噤若寒蝉，我工作中能写的文化内容又失货源，工作中的内容审查也在“不让写某些”之外，大幅增加了“要求写另一些（通常都是歌功颂德）”。工作中被逼到墙角，我本来还有公众号给自己喘息和按摩，如今，公众号平台成了另一个管束我的单位。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我只好停更了陪伴自己近四年的公众号。告别推文发了四个大字：冬眠去也。这次终于推送成功了。
今天，我已经“冬眠”了9个多月，起初还有些熟人问我怎么不更新了，后来，这些“以文会友”积累起来的小生态，也像我的公众号一样冻住了。偶尔翻看熟人的朋友圈，大多是一条横杠（三天可见），毕竟因言获罪的案例每天都在身边爆炸，幸存者们心灰意懒了。
疫情这年半，我在单位里两次小小地升职，但脑子里都是《论语》那句“邦无道，富且贵，耻也”——我不是矫情，升职只是我为了生存的副产品，自省则是基于我理想的价值观。
升职进一步对冲了失业的可能性，却也提升了对我的审查规格。疫情管控本来就消灭了出差的机会，审查升级又导致我写字说话时时自我审查。自我审查是因为害怕丢了工作，但也导致对自己的厌弃和叹息，这种隐秘的撕扯让我变得沉默、冷淡。而这种撕扯的尽头，是在这里熬到退休的老同事，没有一个是我想成为的样子。
少有的乐趣来自每天空闲时翻墙，墙外有一个平台集纳了墙内被404的所有文章。今天，我看到一篇写习近平访问武汉社区，当地一名老师怎么被征调维稳的自述，感觉这不可能是公众号发得出的文章，一看出处，马特市。
马特市，我早该来了。第一次见，是弦子诉朱军时，朋友圈刷屏的一篇解释性文章，讲为什么me too不会带来大范围冤假错案，当时我也转发了。再后来，2021年（前）同事的周年聚会上，得知一位前同事去了马特市工作。如今，我的精神世界山穷水复，又撞见了马特市。
在这里写文章还可能收获付费，但对我来说，能不自我审查地、堂堂正正地写字，就是一种享受。尽管，在这第一篇文章里，我还颤颤巍巍，像一个久跪的人重新直立行走。
本文的封面，来自剧《人生切割术》（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