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在拜占庭帝国早期，也即罗马帝国晚期，帝国出现了一次社会的、整体上的变动。[①]如果以爱德华·吉本的那种消极、衰亡的眼光看待这一事件，在罗马“伟大到达巅峰状况后，非常自然而且无法避免”地就会走向衰败，而且“这种毁败的过程非常简单而明显，让我们感到奇怪的并非罗马帝国为何会灭亡，而是帝国怎么能维持这样长久”，那么东罗马在君士坦丁之后发生的如此变动无非仅仅是罗马注入的一针兴奋剂，而非灵丹妙药。[②]但如果从古代晚期理论的角度理解，那么这一时期反而是在“对古代遗迹懊悔的反思”之中孕育出的“对新生命的热烈欢呼”。[③]彼得布朗主张这次社会变动并非罗马帝国的饮鸩止渴，反而使其发生了内部蜕变，从一个古典帝国步入到中世纪国家的行列，并能够再度长存千年。

陈志强指出，在拜占庭早期经历的帝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着三个主要因素，即“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传统和基督教信仰”，这三者在拜占庭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政治实体和管理体系’”。[④]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庭早期变革的盛期，《牛津拜占庭史》指出这一时期的变革“更多地发生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它与基督教被当作国家官方信仰联系在一起”，[⑤]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时期政治文化上发生的变革。这一时期文献资料较为丰富，其中以史学家普罗柯比的著作最为突出，而其著作中《秘史》这部书最为风格迥异。[⑥]此书中饱含普罗柯比对贝利萨留、安东尼娜、查士丁尼、塞奥多拉的嘲讽与诅咒，与其他著作大相径庭，不过正是由于这种反差，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查士丁尼时代政治文化的革新与强化皇权的尝试。

一、     查士丁尼与贝利萨留

贝利萨留是查士丁尼时代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也是拜占庭军事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⑦]贝利萨留在帝国的波斯战场、巴尔干战场、意大利战场以及北非战场上都积极地参与到了帝国的征伐之中，并且在首都的尼卡暴乱中也成为挽救查士丁尼皇位、止暴制乱的关键人物。如此重要的军事资本自然也会带给贝利萨留重要的政治资本，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公元542年波斯战事结束之后，贝利萨留陷入到了一种半雪藏的状态，此间仅在公元544-548年间在意大利进行一场没有意义的拉锯战，此后直到公元559年匈奴入侵、君士坦丁堡陷入危机之时，贝利萨留才再度出山，挽救帝国于水火之中；在此之后贝利萨留非但没有东山再起，反而连上战场的资格都失去了，又被牵扯进篡位案之中，最终遭到软禁郁郁而终。[⑧]

贝利萨留的功绩不可谓不宏大，且这也为他带来了远播国外的名声。在于公元535年开始的第一次东哥特战争之中，在贝利萨留敲定怀柔战略并将其知会给东哥特人之后，东哥特人普遍要求这位将军为他们的投降归顺背书、负责，甚至提出请贝利萨留来做东哥特人的国王。[⑨]这样，在这对君臣之间很难不存在矛盾，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者矛盾冲突的爆发与处理上，似乎总是查士丁尼占据主导地位，单方面地迫使贝利萨留让步，甚至惩罚贝利萨留。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且难以理解的。虽然贝利萨留与查士丁尼建立主仆关系时间较早，但类似的例子在戴克里先之后屡见不鲜，帝国的两大军事将领一旦涉及到皇帝之争，无论私人关系多么紧密，也往往会导向一场内战。查士丁尼与贝利萨留关系相较于之前皇帝与军事将领关系的改变，恰恰说明此时东帝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转变：皇帝不仅有意愿操控臣属，并且有能力操控臣属了。查士丁尼对贝利萨留的操控我们可以在普罗柯比的《秘史》之中看到详细的叙述。

概而言之，查士丁尼对于贝利萨留的操控是经过了两个中间人，最终也以某种程度上的私人关系得以落实的。其关键就在于贝利萨留及其妻子安东尼娜的关系。普罗柯比这本书的第一章即嘲笑贝利萨留为其妻子所蒙蔽。在普罗柯比的笔下，贝利萨留被描绘的甚至有些蠢笨，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妻子，以至于“因为了解这位丈夫（贝利萨留）性格上的弱点，多数仆人更急于对安东尼娜献媚，千方百计地讨好她，而不是效忠贝利萨留，并因此而违抗贝利萨留下达的命令。”[⑩]在这种情况下，贝利萨留仿佛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在当面撞破安东尼娜与男宠塞奥多西通奸时也仍然盲信安东尼娜，甚至为其蒙骗杀掉了自己的副官君士坦丁。[11]这一切实在过于难以理喻，除去其中普罗柯比对他老上司掺杂的恶意，以及他对于安东尼娜深谙用药之术的揣摩，[12]我们很难不怀疑贝利萨留是否确有某种性格缺陷，以至于他与安东尼娜之间形成了某种变态的夫妻关系，才使贝利萨留如此轻易的为安东尼娜所操纵。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贝利萨留远征波斯时，安东尼娜并未跟随，而随从前往的其养子弗提乌则素与安东尼娜有恙。一旦与安东尼娜分离，弗提乌则迅速地说服了贝利萨留，使其相信自己为安东尼娜所背叛，且二人互相起誓永远互不背叛。[13]但是在贝利萨留回到帝国境内抓捕安东尼娜后，他又不舍得处死安东尼娜了。[14]贝利萨留的态度如此轻易地就倒转了过来，这实在无法不使人怀疑。

纵然普罗柯比上述记叙存在失实，但可以看到贝利萨留与安东尼娜之间确实存有情人塞奥多西这一层不稳定因素。弗提乌为贝利萨留抓回塞奥多西之后，路上为皇后塞奥多拉所截住，而塞奥多拉就凭借此事收买了安东尼娜，使安东尼娜为其掌控。[15]瘟疫爆发后，贝利萨留又被诬陷意图篡位，在此不讨论其是否确有此意图，但军官团显然也并非一条心，贝利萨留于是被免职查办。皇后塞奥多西于是趁机“千方百计安排好每一件事，以便显示出妻子（安东尼娜）已为丈夫（贝利萨留）求过情，从极为危险的境地挽救了贝利萨留的生命”，这使得贝利萨留彻底屈服于安东尼娜，甚至其出征目的地也取决于安东尼娜的好恶[16]。这样，这位帝国最重要的将军就屈服在了皇帝座下。同时也不难想就，皇帝的此番作为也会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本就与贝利萨留并非一条心的军官们更不可能团结一致与皇权相对抗了。

二、           查士丁尼与塞奥多拉的共治

上一章虽然题为查士丁尼与贝利萨留，但是不难发现其中皇帝的身影实在稀少，对贝利萨留施展阴谋诡计的似乎应为皇后塞奥多拉。这或许说明塞奥多拉其实不仅仅作为皇后，也同样作为查士丁尼的共治者。普罗柯比记载为“没有一件事是不经过他们双方的同意而实施的”，“他们在表面上存在的分歧是刻意装出来的，以便他们的臣民不至于不约而同地同时反对他们两个，而是使臣民们存在意见分歧”。[17]于是，皇帝与皇后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不仅操控民意，也在用人上操控大臣。在二者的对外形象中，塞奥多拉更多地扮演恶人形象，而查士丁尼则相对地扮演善人形象。对于臣民来说，他们很容易就能够“觐见暴君本人，而且可以和他私下里密谈”，但是如果想要见到皇后就要大费周折，“即使是最高级别的官员若不花相当长时间并经过许多麻烦的程序也休想见到她”。[18]普罗柯比记载塞奥多拉在宫殿的地下建设有一些秘密地牢，“黑暗且无人知晓，与世隔绝，那里不分昼夜”；[19]“守备森严而又错综复杂，能与恶魔的居所相媲美，反对她的人多数都要丧命于此”。[20]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属于塞奥多拉一人的地牢，查士丁尼也是该地牢的忠实用户。皇帝先以贿赂、以权谋私的方式收买臣民成为亲信，以金钱为代价换取他们对皇帝的效忠，而当他们的使命完成之后，其对于皇帝就没有用处了，这时他们就会骤然失掉皇后的欢心，在皇后的指控与诉讼中又失掉皇帝的信任，从而被关入皇帝的大牢当中去，而他们在做官期间所聚敛的钱财也趁此机会为皇帝所敛走了，普罗柯比评论为“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们迷惑了公众，彼此之间假意争论不休，却能够建立并共享一个稳固的专制政权”。[21]

这种共治并非建立在查士丁尼单方面将权力向塞奥多拉的分享上的，而是双方各据筹码对皇帝权力进行的分占。如果皇帝企图绕过皇后从而“不和她商量就对某人发布命令办某件事，那么对那个官员而言，其结果必定是很快就突然失宠并最有失体面地死于非命”。[22]并且，在尼卡暴动将要掀翻大皇宫时，查士丁尼本打算出逃，而塞奥多拉却声称“哪怕只有逃走才能安全，我也不会离开”，[23]这实际上就是两名共治者意见发生了冲突，其中一名对另一名做出威胁而已，其中原因可能是塞奥多拉对于宫廷地牢曝光的惧怕。这种权力的分享最早可以追溯到查士丁尼的登基上。对于查士丁尼对塞奥多拉二人的结合，普罗柯比认为完全处于查士丁尼的欲望，而“奢华放纵成了他们激情之火的助燃剂”。[24]吉本也认为查士丁尼完全被塞奥多拉所诱惑，为其神魂颠倒，甚至不惜颁布法令取消与妓女婚姻的限制。[25]如果以极其的恶意去揣测，那么二者之间还可能存在某种更为纯粹的利益关系。由于查士丁一世的无能，其在位期间他的外甥几乎就是实际政权的把持者。查士丁尼在叔父仍在世时就通过对元老院的笼络使得元老院向查士丁逼宫要求晋封查士丁尼为他的共治皇帝，从而为其之后登基做好了准备。普罗柯比在第九章中之所以花费大量篇幅描写塞奥多拉的早年行径，除了其纯粹的恶意之外，可能还带有某种深意，即暗示塞奥多拉也成为查士丁尼用以收买元老的筹码之一。其记述塞奥多拉与查士丁尼的初次相遇所用的词藻为“她一回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就疯狂地爱上了她”，[26]这与之前塞奥多拉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享有的极高的“知名度”显然互相矛盾。不妨猜想，普罗柯比正是在此处曲笔略写，引导读者做出这种阴暗的推测。

三、           查士丁尼治下的宫廷文化

在二人共治的基础上，查士丁尼于是建构起了一套宫廷文化，其核心就是以私人关系取代行政关系，以利益纽带取代政治纽带，从而试图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强大皇权。这种宫廷文化在表面上表现为查士丁尼自身作为“明君”对臣属的宽容大度与用人唯贤，在阴影中则表现为查士丁尼与塞奥多拉合力对于官员派遣的“一次性”化以聚拢财富。普罗柯比指责查士丁尼不仅通过这种阴险的手段剥夺贵族的财富，并且在尼卡的暴动中剥夺市民的财富，在战场之下克扣士兵的财富，在国内征收苛捐杂税、在总督区征收巨量“天税”，铸造劣质货币以利用通货膨胀掠夺财富，放纵高层官员腐败又以上文所述的那种阴险手段剥夺他们的财富。[27]这么巨量的财富使用自然不仅仅是用来供皇帝与皇后享用，但在贝利萨留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时皇帝也并未提供一点军费，反而要求贝利萨留自筹军费，这也就导致了贝利萨留的军队在意大利的恶劣表现。[28]普罗柯比声称这些财富被用来向巴尔干方向的匈奴入侵者缴纳岁贡以避免军事冲突，但在他笔下查士丁尼仿佛沦为匈奴人的家奴一般的形象。[29]这样，在查士丁尼的宫廷中就建立起了一种利益关系导向的君臣关系，不仅是皇帝或是臣民都是以财富作为最首要的利益而肆意攫取。其中司法大臣与保民官似乎是这一关系的顶峰。这两种职务都肩负着处理民事纠纷的责任，但在实际审理过程中二者都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原告或者被告的财富作为目的进行审案，司法大臣的权柄甚至有时能够威胁到政府的官员。[30]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普罗柯比的叙述中谨慎地分辨其中蕴含的恶意，应当看到，在这种“暴君”行径之下其实是查士丁尼企图壮大皇权，尝试进行中央集权化的野心。他不仅对于官员与贵族苛刻以待，并且也企图干涉城中公民的日常生活。查士丁尼在市场中推行垄断，大幅调高生活必需品价格；试图进入传统的公共生活领域，干涉浴场、赛马场等公共建筑。[31]可以认为，尼卡暴动就是查士丁尼这种集权化野心的一次集中体现——查士丁尼与公民之间积攒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同时，基督教也成为这种集权行径需要跨越的障碍。无论是安东尼娜的情夫塞奥多西、贝利萨留的养子弗提乌抑或是受到皇后塞奥多拉逼迫的各色人等，其在受到威胁时首要的选择即是奔向教会，在神的光芒之下寻求庇护，而这显然是与强化皇权的要求是相冲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皇帝的卫兵往往忽视神的威严强行闯入教会进行抓捕。[32]另外，查士丁尼也试图塑造皇帝的某种超越性，明令臣民在称呼皇帝及皇后是必须加上“陛下”或“殿下”的尊称，并且令臣民在觐见皇帝及皇后时要遵守一套繁杂的礼节，这种礼节的核心就是匍匐拜见。[33]这样，查士丁尼在某种程度上就建立了一种意图强化皇权的以宫廷为中心的政治文化。

四、           结语

尽管《秘史》是普罗柯比一部极其主观、情绪色彩极其浓厚的著作，我们也仍然可以从中挖掘出有关于查士丁尼时代以宫廷为中心的政治生活的面貌。查士丁尼及其皇后塞奥多拉二人以强化皇权为目的，以私人关系、阴谋诡计为手段企图建立一种集权化的宫廷文化。这种宫廷文化的建立尝试在二人对贝利萨留的操控与处置上体现的最为突出，并且在尼卡暴动后逐步延伸成为了全国性的政治文化。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文化成为拜占庭帝国日后的文化基因之一，是拜占庭式宫廷与官僚政治的基础。同时，这种宫廷文化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自此之后，皇后掌握极大权力的情况屡有发生，她们或实际占有共治皇帝身份，或以皇后或皇太后身份干政，马其顿王朝的佐伊女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①]/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149页。

[②]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1749-1750页。

[③] Brown, Peter,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New York: Norton, 1989, 7.

[④] 陈志强：《拜占庭史研究入门》，第145页。

[⑤] [英]西里尔·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

[⑥] 关于《秘史》，国内学者以据其做出了多项研究，如刘榕榕：《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笔下皇后塞奥多拉的形象及影响力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0卷第6期，第95-102页；柳雨：《试论普罗可比《秘史》及其对查士丁尼的评述》，《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37卷第4期，第102-106页；邵兆颖，《贝利撒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王小爱：《从<秘史>看查士丁尼时代元老贵族地位》，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0年；崔艳红：《普罗柯比<战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3。

[⑦] 对于贝利萨留，邵兆颖已经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可参见邵兆颖，《贝利撒留研究》。

[⑧] 邵兆颖，《贝利撒留研究》，第50-53页。

[⑨]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2页。

[⑩]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

[11]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3页。

[12]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2页。

[13]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5-7页。

[14]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2页。

[15]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5页。

[16]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8-20页。

[17]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52页。

[18]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75页。

[19]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5页。

[20]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7页。

[21]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52-53页。

[22]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74页。

[23]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822页。

[24]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6页。

[25]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809页。

[26]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46页。

[27]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90、94-95、100、113、115、122-124页。

[28]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20页。

[29]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03-104页。

[30]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97-98页。

[31]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26-127页。

[32]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4、15页。

[33]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第147-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