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9 “五错俱全”的王丹｜曹长青

野兽按：近来台湾的米兔运动风生水起，王丹也被牵扯其中。顺便想起了多年前读过的几篇文章，翻出来分享一下。

（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34週年前夕，中国六四学运领导人、知名民运人士王丹遭一名台湾男子指控，9年前在美国对他性骚扰。指控者週日（6月4日）出面召开新闻会，说明当年事发经过，并提出当年与王丹在美国相处的有关证据。

“为什么王丹你可以为了那位当年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为他发声，继续带著这样的光环，踏著那些曾经在中共强权强暴之下牺牲的人们的灵魂，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权，你可以关注他们的人权，追求这些民主自由，可是我现在面对你，面对王丹你，我就像是那个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脸书化名为李援军的台湾男子在六四34週年的这天，召开新闻会指控。

李援军续道：“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个不小心，我有可能就会被你这台坦克打死，你比我有太多的权势，你有太多的光环，你的手甚至可以伸到政治或是学术圈对我进行打压，但是我只能告诉我自己我不害怕。”

李援军曾为台湾政治工作者，担任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亮均的助理。他在林亮君与律师的陪同下，于台北市议会召开新闻会。除了陈述当年经历之外，他也出示当年与王丹脸书对话的截图，以及自己在王丹美国住所拍下的照片佐证。

李援军指，在遭到王丹性骚扰后，他因为害怕，后续在美国与王丹共处时都有录音。要求王丹在台湾时间6月6日结束之前，公开向他道歉，否则将对他正式提告。

王丹同日稍晚于脸书发文回应：“欢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寻找事情的真相。”

王丹：性骚之事完全不存在

李援军指控后，目前人在纽约的王丹3日在脸书发文做出3点回应。他写道：“第一，这位作者所说的什么‘性骚’之事完全不存在。第二，以上已经清楚说明。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不会再做什么回应。第三，我的政治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继续推进。今天‘六四纪念馆’正式开幕，请大家多多关注。谢谢。”

王丹还指：“作者自己说特意选择‘六四’这个时间点，以及他特别强调的，希望政治圈人士对我如何如何，这样的表述，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

王丹回应遭舆论质疑未能正面回应，他同日稍晚再发文指，“很惊讶地发现很多网友还是认为我没有正面回应。实在无奈。”他表示，“对方的指控，与我的认知和记忆有巨大的落差。再加上，与我互动过的学生，工作伙伴众多，有些也许久未联络，我的确难以就他们单方面的文字描述，有进一步的回应。”

针对王丹影射他在六四时机公开此事，别有用心，李援军4日在新闻会回应媒体时表示，过去9年自己完全不敢看王丹的信息，甚至不知道6月2日当天王丹在纽约要参加六四纪念馆的开幕，“发文时间完全是个巧合”，自己是因为近期台湾社会出现多起政治工作者出面指控职场性骚扰事件，受到鼓舞，才决定发声。

台湾“#Metoo”风暴

台湾近期爆出多起性骚扰指控。先是执政党民进党连环爆出4起党内性骚扰案，引发地方舆论广泛讨论。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2日透过脸书公开表示，““身为前任党主席，我责无旁贷。我要向受害的朋友和社会大众，表达最深的歉意。”

此外，长居台湾的中国流亡作家贝岭，日前也遭台湾知名作家、台剧《人选之人》编剧之一简莉颖指控，在她还是大学生时，在贝岭住处遭到性骚扰，包含抓住她的手触摸男性性器官、隔著裤子磨蹭等。

贝岭随后在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訪时，称指控“这完全是一个杜撰”，指对方“把她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没有的事情安置在我的身上”，并表示他将“在法律上保留自己声誉的权利”。

王丹性骚疑案始末

李援军2日于脸书发文公开指控王丹，2014年6月6日晚上，在纽约法拉盛地区的某间酒店，王丹对当时20岁的他“强吻”、“强暴未遂”。

他在脸书贴文自述，当年刚开始参与社运的他，某次聚会认识了王丹与他的谢姓助理。“‘王丹’这个曾经出现在我的历史课本的人物，还有他过往被人歌功颂德的经历，让我对他非常憧憬，就像是看到名人一样。”后来，王丹邀约他共同赴美“见见世面”。

在纽约法拉盛的酒店房间，王丹与他独处时，在窗边从后方用力环抱他，并对他强吻。“一时之间我还没反应过来，王丹便把我推到床上，持续强吻，并试图解开自己的衣裤，我当时吓到不知该作何反应，情急之下，我将王丹推开。”李援军写道。

李援军指，自己随即表示来美国前肛门廔管才刚开刀完，还没复原，请他不要这样。“虽然王丹确实收手了，但接下来的一週，我却持续面臨他时不时的言语挑逗、性骚扰笑话，以及持续明示暗示我，希望我跟他一起睡。”向谢姓助理反应后，只得到“老师是在开玩笑，不要当真，他只是在玩玩而已”等回復，并未得到协助。

李援军表示，自己隐忍了9年，“每次到了六四这个王丹会需要发言出面的日子，我都感到非常惡心与不安，我害怕这个人、我害怕听到他的声音、我害怕看到他的样子。”

曹长青：“五错俱全”的王丹 

2014-09-06 15:07 

来源: 曹长青网站

大概很多人认为“内讧”导致了海外民运的惨淡。其实“作秀不做事”是毁掉海外民运的重要一环。越是要作秀的人，就越不做事，因为把精力都用在追逐风头上了。问题是，没有成绩的话，秀也是很难做下去的，于是就开始玩假的了。“假”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真”的推动民主运动，反而只能败坏民运的名声和形象。

王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玩完一个“假脑瘤”风波，被批评之后毫不反省，而是玩一个更大的“假争取诺贝尔奖”（详见我的“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有位台湾报纸的记者说了一句很准确的话：“王丹用这种不民主的方式，来为香港争取民主，真是大笑话！”

不仅是大笑话，而且背后还有利益链的交换，王丹还要以“海外民运发言人”的姿态继续玩这类假的东西，那就有必要回顾一下王丹的品行到底如何？他有没有资格这么三天两头地代表海外民运发宣言、发声明。

第一，卖友求饶？

早在1997年夏天，我一个绝对信得过的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中，见到一个当年审过王丹的法官。他说王丹一点骨气都没有，什么都交代，简直熊得不行。朋友告诉我，那个法官提到王丹时，满脸的不屑、满口的蔑视。但这件事我从未跟外人提过，一是因为那只是法官的一面之词，二是认为在共产党手里的人的软弱还是情有可原的。

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之春》在1991年就曾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共对王丹的“整个审理过程显得出奇地平淡，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在预谋之中。退庭之前，王丹苦笑了一下，轻声对审判员和公诉人说：我在庭上表演得如何？对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这可是颇令人皱眉头的一幕。

今年（2014）六月，从媒体对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的新书《行者思之》的报导中看到，作为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对某个学生领袖的表现颇为不满。他没点名，但稍微知情者都知道是王丹。报导说：“张思之说，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他查阅卷宗，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运领袖给控方提供了什么东西。没料到，其中有份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甚至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他辩护，张思之毫不犹豫找借口回绝了。他认为，坐了共产党的牢，顶不住，交代问题，他不但理解，而且会谅解，要允许人性有弱点。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垫背，更不允许害人，那是背叛，更何况你这是‘恶毒攻击’，自命领袖，统领‘学界’，怎么还受人‘教唆’？什么叫教唆犯？官方都给他加不上这个罪名嘛。”

其实早在1992年，跟王军涛一起被判13年的陈子明就在香港出版了《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我是最近才得知），明确指出王丹在狱中对六四战友的不实指控。

书中写道：“王丹为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他对于我所作的三个证言恰恰都是记忆有误的”、“大量事实证明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关系到有关证人的名节”、“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让他自己来洗刷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见香港《当代月刊》1992年出版的该书中429、431、495页）。

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软弱，写自我检讨书之类的，人们一般都可以谅解。但是，在因六四事件被捕的人中，还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像王丹这样“大规模地”交待，涉及多达近500人！

八九民运时的北高联秘书长、曾多次被判刑、现在美国的王有才说，“王丹什么都交代的事情当时住秦城（监狱）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写材料的事情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也交代嘛。”

从王军涛的律师、陈子明、王有才，还有那个审过王丹的法官的话等都可证实，王丹不仅屈膝交代，甚至污控他人，用张思之的话说，这是“拉扯别人垫背，害人”。仅从披露出来的有限的材料，王丹就对王军涛、陈子明都进行了不实指控，那么，在牵扯到多达500人的材料中，王丹又对多少人进行了不实指控呢？

张思之表示，他在书中之所以没点出那位学生领袖的大名，是期待他以后自省。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王丹迄今为止有过任何一点的自省吗？

据六四后被判6年的刘刚（学生中刑期最长）早期的文章，他曾苦口婆心劝导王丹“要面对自己的良心去反思”，希望他“推翻所有的供词和交待”。王丹却淡然“说无此必要，他对他所讲过的一切都能负完全的责任。”（民运刊物《小参考》1999年5月30日）。

王丹以为全天下人对他交代的内容都不知情。这和当人们追究他20万美元民运款项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不需要自证”一样荒唐到不知耻的地步。王丹出狱后，炫耀他是中共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名，出书张扬自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号政治犯”，以此证明他是八九运动的主导者。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狱中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全都栽到王军涛头上呢？

在广场上远没有王丹那么“风云人物”的王军涛、陈子明都被判了13年，而王丹只判了4年。这和王丹的指控没有关系吗？

这是由于今天中共要跟世界做生意，在压力下把王军涛给送到了美国。我们设想，这要是在反右、在文革时代，王丹对王军涛、陈子明，还有那500人中的某某某的指控，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而王丹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居然理直气壮地不反省。

更令人吃惊的是：陈子明因患癌症今年初（2014）抵美治疗。王丹居然大言不惭地在脸书发声明，以“大哥”称陈子明，说“政府指控他们指使学生”！明明是他王丹把全部责任都栽赃到王军涛、陈子明身上的，他今天居然可以像没事人似地说“政府指控”，甚至还要用跟陈子明称兄道弟的口吻，说他们怎么同时做牢，迷惑不知情的读者，抬自己的身价。陈子明在监狱最难的时候，王丹落井下石了。但在陈子明刚抵美被媒体聚光灯投射的瞬间，王丹竟还好意思“借光”闪亮一下自己。人居然是可以这样无耻的。

每个人都可能软弱、犯错（尤其是在特定环境下），但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则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对错误的狡辩、抵赖，比错误本身更十倍、百倍地不可原谅！因为那证明：第一，他根本就连是非都不知道，不把错当错；第二，老子就这样，你能把我怎么样！第三，更甚者，把凹变成凸，把道德瑕疵变成道德光芒。

这样一种品行的王丹，今天不仅还能心不颤抖地高调宣称自己是“六四偶像”，而且还要做海外民运发言人。是不是需要说道说道？

第二，贪腐庸俗的公子哥儿？

2003年8月11日，台湾《联合报》以这样的标题报导王丹：《小资气氛上身，时尚王丹曝光！──逛街赶时髦，名牌一箩筐》。该文以歌颂赞美的笔调说，六四时的王丹很土气，“但如今的他，已动近视手术免去戴眼镜之苦，短发用慕丝抓立，身穿a/x上衣、八分裤，脚踏NEW BALANCE球鞋，脖子上有银色星状项，手腕上是银镯子。”

该报导接着这样描述王丹的富贵：“如今王丹用的东西都叫得出名号：在美国开的是CORONA房车，戴瑞士DES ARIOS手表，唱歌去好乐迪，喝咖啡去PEETS或STARBUCKS，在加州健身房健身，时尚信息来自《MEN´S JOURNAL》、《GQ》这些杂志。他笑称自己‘非常小资’。”

王丹自己还披露，“喜欢亚曼尼、FRENCH CONNECTION、BANANA REPUBLIC、DIESEL这些牌子，打扮得年轻。”“在美国平常晚上去跳舞就很敢穿了，也敢穿会露点的洞洞装。”他还对记者表示，如果不是顾及他妈搧他耳光，以及公众舆论，他会做“染发跟穿耳洞”这类事。他甚至嘲笑美国总统小布什，“穿得很烂。”

最近从王丹脸书看到，他经常炫耀在什么餐馆、什么美景下吃喝（大概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要开始删帖了），常喝星巴克，还秀出家里的各种酒，当然还有水边景色优美的大房子等。

且不说，一个自称“六四偶像”的人，挂银项链，戴瑞士名表、银手镯、满身名牌，头发喷胶直立，这种让人想到成龙的吸毒儿子、薄熙来的薄瓜瓜之类纨绔子弟的令人恶心的庸俗，更重要的是，王丹哪来的钱享用那些奢华和名牌？他2008年才从哈佛毕业，2003年就可以满身名牌，又去歌厅，又去酒吧。而且，在2000年的夏天，王丹曾去巴黎，刚到就要找pub（酒吧），而且跟朋友炫耀，他已经去过200多次pub了。

请注意这个时间：2000年夏，王丹刚出国两年（1998年4月抵美），已经去过200多次酒吧了！别说在2000年，即使在今天，又有几个民运人士去过酒吧、知道在酒吧喝一杯酒多少钱？除此之外，王丹还念不念书了？有几个在哈佛念书的外国学生有精力去酒吧作乐？现在他在国外16年多了，大概去过几千次酒吧了吧？

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像王丹这般有能力、有精力追逐时尚、吃喝玩乐。王丹创了什么业？哪来这许多钱？

已经人所共知的，是台湾国务机要费的20万美元，王丹说支持国内民运人士了。20万美元就是120万人民币。如果支持国内民运人士，一人一万，也得有120人，总不能一个人名也拿不出来吧？曾经手给国内民运人士转款的王有才说，2004年王丹提过有一笔应捐给国内的款项，但后来就再没有下文了。

不知王丹在穿名牌、泡酒吧的时候，想没想起过，或者听没听说过李旺阳……

曾在2001年参与由天安门一代设立的“中国青年人权奖”的唐柏桥指出，王丹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但却是一笔烂帐。基金会成员曾要求王丹公布基金的开支情况，王丹却拒绝做任何交代，最终导致天安门一代的组织解散，基金会被王丹拿走。他可仍用这项名义对外活动、接受捐款，一副“奈我如何”的姿态。

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封从德最近也指出，他曾跟王丹等建立援助国内难属的“互助基金”，后来发现美台港三地的许多捐款都进了王丹的私人账号。王丹拒绝查账，而且不承认“互助基金”领导人的改选结果。封从德说，王丹怕的是他私设账号里的资金被外人知晓。

其实，上述这几笔账都还是“小钱”。大家都知道，资助个人的款项都是很有限的。对外募捐需要有组织、有基金会。大约在1996-1997年期间，我就得知由两个天安门学生领袖办的一个基金会，已捐到100万美元。而王丹在过去这些年来，则至少有过八个可募捐的民运组织的主席、社长等头衔。被媒体正式报导过的，除了那20万美元到他个人手里之外，王丹任社长的《北京之春》、任主席的《中国宪政协进会》等都前后得到美国和台湾政府的固定资助。

王丹目前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华人民主书院（网络）”每年都在台湾举办募款餐会。2012年那次，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前主席游锡堃等都应邀出席餐会，前总统李登辉还捐赠一幅墨宝来义卖（70万卖出）。该书院也在香港等地募款，在网上和王丹的个人脸书也呼吁个人捐款；而且王丹还曾对媒体表示，他的“募款机构遍布欧美港等地”。

如果认真追踪一下王丹这些年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主要就是发声明、发宣言，扩大个人影响力，然后募款；募款的用途就是……再发下次声明……再走发宣言、发声明这个循环。在中港台三地的群众运动中，都有王丹的风头。在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台湾民众的捐款热情一度超过选总统，有多少到了王丹那里呢？

为民主运动募捐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他的各种组织、基金会到底捐到多少钱？都用在了哪里？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有多少变成了他身上的名牌行头？

在所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中，王丹是拥有最多头衔、掌控公款数额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他自己曾出来辟谣，说有人指控他“资产上亿”（台币？）。不过除了他自己的说法，我没在任何其它地方见过，连谷歌里都搜不出来他“资产上亿”这回事。真不知王丹义正词严“辟”的是哪里的“谣”，总不至于是为炫富，自己造了一个谣吧？

共产党做样子也要反贪腐。那么以中国民运代表性人物姿态到处募捐的人，怎么就可以一边穿名牌、戴首饰，一边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查账？有民运人士跟我说，我们拿王丹一点办法也没有呵，国内人那么难，可他王丹一点都不肯吐。他还有个利益共享的小团伙，都护局子。他现在的状况其实比共产党的官员还逍遥、还没人管——美港台，谁也管不着他，连“自家人”也不能查账，快成小毛泽东了。

第三，习惯撒谎？

在被曝出陈水扁总统国务机要费20万美元给了王丹之后。王丹坚称，不知道这20万美元是陈水扁给的，并煞有介事地对媒体表示，“自己从来不过问资金来源。”

这可真是撒谎不眨眼了。事实是：在一位深绿人士陪同下，王丹面见陈水扁总统，要求他支持中国民运。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陈水扁才从国务机要费里拨款给他。也就是说，是王丹的要求在先，给钱在后。王丹清清楚楚地知道这笔钱是来自哪里。面对质疑，王丹一贯的做法是：先装憨，无法躲过去的时候就编谎言抵赖，连谎言也没法编的时候，就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装什么也看不见。

在最近的“脑瘤”风波中，台湾人民曾认真地讨论应不应该同情他，移民署该不该破例让他返台等。但这些全都不在点子上。真正的问题是，王丹曾离境美国二、三十次，他清楚地知道，不持有效的旅行证件（对王丹来说是回美证），无论台湾怎样开绿灯，他都根本无法通过美国机场的安检，无法离开美国。但他却制造了一个台湾要不要让他破例入境的假议题，害得中华民国移民署、外交部、陆委会等三个部门为此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王丹等于欺骗耍弄了全台湾。但事后绝无一字道歉！

头晕大概是脑瘤、在美国量个血压要1750美元、脑子扫描二、三万美元、人不在美国无法买奥巴马医疗保险、仅持绿卡就可以进出美国，等等，只是在这一次事件中，王丹就一路撒了许多谎。这些都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每个人都可能发生各种记忆错误（这是常见现象），或张冠李戴，或时间地点有误，也可能就过去的经历吹点牛皮，没人去指责追究这些。但王丹的一些事情，则超出了上述范围，明显是撒谎。

我没花功夫调查，仅随手拈来。例如，据苏晓康的“王丹一代和薄瓜瓜一代”一文，王丹说，他5、6岁就贴过“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死的时候我笑了”、“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与此同时，他又说自己是“少先队中队委员、团支部书记、参加区团代会、参加团中央的恳谈会、1987年‘北京市市级优秀团干部’，以至校党委‘也向我交底，准备发展我入党。’”

毛泽东死的时候他7岁，难道王丹想说自己7岁的时候就是反毛英雄吗？就算是吧，可这个儿童反毛英雄，刚上小学又变成“少先队干部”了，12岁（小学毕业时）又因组党被公安审查，到中学就又成为差点入党的优秀团干部了，再后来呢，刚大学一年级，又变脸成为激进的跟政府作对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了（据多位当事人回忆，王丹在广场上是最激进者之一，他最早去绝食；出国后摇身一变成为“广场温和派”代表人物）。还用再多说吗？这类人，要么是谎言家，要么是投机分子，要么是人格分裂症患者。

苏晓康还引王丹的话说，他“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对此说法，我严重质疑。为什么？常识判断：任何一个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的，必定是一个既聪明，又勤奋好学的孩子。而那种勤奋好学到高中那个年龄，已经成为一种习性、一种自律，会长久地持续。或者说，那种人基本上会一生都保持勤奋好学、努力工作的状态。

而王丹呢，他大学一年级就因六四而停学，来美国三个月后没经过考试直接进哈佛念硕士博士了。作为一个英文不是母语、近30岁才来美国的人，一定得拼命刻苦读书，才有可能跟上课程，学到东西。但我们前面看到，王丹进哈佛没几年就着装打扮、追逐时尚品牌，晚上还去跳舞、泡酒吧，哪里看得出他有任何“好学生”的惯性？也许会有人说，那人家不是也把硕士、博士念下来了嘛。

没错，学位是拿到了。但王丹在哈佛的作业，基本上都是一位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女性Nancy帮的忙。这就是为什么，王丹（拿着台湾官方以给哈佛捐款方式资助他的十几万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在哈佛念了10年书，虽然博士到手，也无法在英美找到教职。所以才到台湾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王丹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是懒人。这话好像倒不假，45岁的中年男人，还像青春少年似地，每天5个小时泡在脸书上说些无聊的未成年语言，再加上泡酒吧、去星巴克喝咖啡、请学生吃饭，然后跑郊外到处逛逛（他自己炫耀的）等等，这哪里像个可以高考第一名的、有着良好读书用功习惯的人？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质疑他当年以“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一说。这事如果是真的，很容易找出当年的同学、老师证明（没人会因此下狱）。否则，就是弥天大谎又一个！

我倾向他的“最高分”之说是谎言，还有一个根据：王丹在哈佛的硕士论文竟是《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论来源与内容》！在美国拿到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几万人，能找出第二个用毛这种讲话作论文的吗？毛的讲话有理论吗？这种题目的论文恐怕连亲共的留学生都没脸去作。王丹曾在脸书上说，在哈佛上学时得到东亚系的华裔教授李欧梵的关爱，“他和师母对我尤其关切，像对待家里人一样。”王丹曾在李教授家里一起“喝红酒，听马勒，聊文学”。他的硕士论文题目都是和李欧梵一起商量定的，能过关，很难不让人感觉可能有李欧梵对王丹的特殊照顾。

王丹的博士论文是：《一九五零年代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岸国家暴力对比研究》。他在自传中说，他的博士资格口试，三个美国教授提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如果你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教中国史，你第一本要用的教材是什么？为什么？”王丹说，哈佛东亚研究的开山鼻祖就是费正清，我抬出他老人家来，应该会获得认同。所以灵机一动，回答用费正清的《中国新史》，结果三个教授都满意。王丹说，接下来“是各种类似的问题”，然后他的考试就算通过了。看来美国教授们把对天安门受难者的同情心，都打包给了王丹。据王丹自述，他那个博士论文（经Nancy帮忙的）递交之后，都没有经过答辩就通过了。王丹的“博士”就拿到手了。

经这样一个过程从哈佛毕业的人，我不相信当年会是全校“高考第一名”。

但就这样拿到的博士学位，王丹却一点也不谦虚地高调在波士顿和纽约两地都举办了庆祝会（Youtube上有视频），并对外发了新闻稿，所以很多华文媒体报导。在纽约一家酒店举办的庆祝餐会，报导说有近百人参加，很多民运人士轮流致词歌颂，还宣读了各种颂文贺电（明显是事先发出通知邀来的），甚至有人献诗、献歌。如此这般自我膨胀的架势，自中国有留美博士的胡适时代以来从没有过！

我在想，任何一个人被那么多人在同一时间当面那么赞美，居然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也真挺是个本事的。他当时还不到40岁，让我想到追悼会。刘宾雁80岁时听那类话，都感觉有些不大好。

全美有数不清的中国留学生，拿到了真枪实弹的学位，或许会和亲朋好友聚会祝贺。但让一群“政治公众人物”来给自己歌功颂德一番？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只给我一种感觉：王丹居然如此不自信，需要这种虚荣来给自己添光亮。

在王丹回忆录中，对他的博士口试的过程只用了两页篇幅（那么容易到手的学位，可能实在没什么好写的），而对上述那个博士学位庆祝会，却浓笔重墨，各种祝贺信等等，全文照抄。如此自恋，有时会对自己的真假都搞不清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人格分裂症？

在“从王丹拒入美籍谈爱国主义”一文中，我已经谈了好几点王丹人格不统一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去查。这里再举几例：

2000年，王丹参加了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但典礼一结束，他就由龙应台陪同到一个私人场合跟马英九晤谈。马英九跟王丹说，他烧成灰也是国民党人，谈得很悲壮。当然，王丹刚抵达台湾的时候，则是由深绿的台联立法委员和其他长期从事台独运动的人士等陪同游台湾。

2002年，王丹去台湾，刚拜访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李应元，随后就去和国民党台北市长马英九会晤。再就是由深绿人士陪同见陈水扁要资助那一幕。然后回到美国，对有人指他“挺扁、有支持台独倾向”，王丹则马上跟媒体严正澄清，说有人“歪曲他‘挺扁’”，他从不支持台独。

前一段王丹还在脸书写道：“一位中国大陆翻墙出来的同学问我：你支持林飞帆，但是林飞帆支持台独，所以你支持台独对不对？我回答：不是林飞帆喜欢的我就一定喜欢，他那件军绿色大衣，我就觉得还好。”

再前一段有人问他“你怎么看钓鱼岛问题？”王丹回答，“我不会钓鱼呵”。

他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对如此严肃认真的问题，用嘻皮笑脸、玩世不恭的口吻耍弄，我认真地想了一下，除了痞子政客，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形容。

我不反对和两边、三边的人都可以做朋友（虽然我对左派骂得最凶，但我有不少左派朋友、大一统的朋友、甚至还有亲共的朋友），因为观点是可以交流的、相互影响的，观点也是可以改变的。浆糊头脑也不可怕，用清晰思想的水龙头给他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往前走。但是——

如果一个人多少年来一贯都是，前后左右，一转脸就变颜色——蓝绿红，需要哪种（哪种对自己有利）就往脸上涂哪种的话……谁能看出他那张皮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第五，虚荣的作秀狂？

记得九十年代末在一本回忆六四的书里（因当时读了十多本，一时记不清到底在哪本里）读到，王丹就是喜欢作秀、追逐风头，开新闻发布会，如果没有外国记者参加，他就拒绝出席。

八九民运时的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说，“王丹那时就很会作秀，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被排挤掉了。不过他很会跟媒体打交道，这点很多人都搞不过他。”

封从德也曾写道：“王丹爱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别人做的，宣言是别人写的，王丹大言不惭地站在记者面前归为己有，常常如此。因此便被学运组织边缘化，于是他不顾学运组织的一致反对，而发动所谓的‘个人绝食’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

爱作秀的人是有惯性的。过去这些年来，记不清多少次见王丹联这个名，发那个声明。就是没见过他们声明中宣称的什么事情办成了。最典型的可谓“天下围城”了。

从去年（2013）年中开始，也是王丹为首，就在媒体非常高调地发“召集令”，说要搞“天下围城”纪念六四25周年。总发言人又是王丹。雷声喊得震天响，消息撒遍华文媒体。然后就以“纪念六四”名义，为所谓“天下围城”募款，王丹也在他的脸书贴出美国的募款账号等。结果呢？结果什么雨点都没有！最后“围城”围哪里去了？除了把王丹等人的名字“喂”给了媒体，任何实事儿也没干。募的款项又都到哪里去了呢？

当王丹提出这个“天下围城”建议的时候，民运圈里就有人反对，认为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么高调地喊，太作秀了。但王丹坚持要做。清楚整个发起过程的王有才说，“‘天下围城’这样的秀都敢做，还有什么不敢呢？”

难怪他们这次又满不在乎地弄了一次“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造假作秀行为。它的出笼过程我已经在“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一文中写过。正是王丹等这类“联名专业户”一次又一次的作秀不做事，把海外民运弄成开玩笑，弄得没人当回事儿。

事实上，我在上文中保留的一点是，在那15个“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联名者中，约有一半人，都是在一个有利益分成的小团体里面。王丹每次联名总是会有那几个人。作秀，并不是他们的全部目的。通过作秀，通过媒体宣扬，把他们发扬光大成海外民运的代表，谋求背后的利益才是。

王丹参与“集体作秀”还不够，自己的“独角秀”也得持续不断地耍，以保持媒体曝光率和“偶像地位”。例如，今年五月的时候就有一堆媒体报导，说中共造谣，“真王丹早于六四事件时已经死亡，现居于台湾的王丹是假货。”当时我就对媒体报这种明显假消息的东西不以为然。当年中共正式以保外就医名义把王丹送出国，怎么可能现在造这种儿童玩笑？

后来在王丹“脑瘤事件”时，因《时报周刊》采访，我去扫了一下王丹脸书才知道，原来这条消息来源是王丹本人，他的根据是“网民爆料”。他还煞有介事地表示，共产党这次“太有创意了啦！共产党有进步。”且不说这“网民爆料”本身就令人质疑，就是真有，怎么就是中共干的？如此低级的自抬身价也干得出来。

脑瘤事件就不去提它了。可以成为“王丹经典”了。不过扫这一眼他的脸书倒发现，原来他最大的兴趣是自我塑造偶像——在贴几句很浅的政治口号的同时，要用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干什么之类的，来吸引注意力。正如有位女性读者在我的脸书留言说，王丹在脸书上“用18岁台湾少女口吻写些无聊琐事……恶心得我……”另一位男性读者说，“王丹无聊评论还是脸书上的那些东西……有时候幼稚的让我读起来都脸红。18岁的他写这些东西没什么，可是这几年他到底在干什么……”看来对王丹只有18岁还是有共识的。

王丹还时不时贴自己的照片，招呼大家说他长得帅，等不及的时候，就自己说。记得在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里读到，当年吾尔开希喜欢问记者，“香港女孩喜欢我吗？”“美国女孩子对我怎么看？”那是25年前，吾尔开希21岁。今天，王丹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成天学未成年少女说话，什么什么耶、什么什么喔，成天在网上PO自己的生活琐事、自恋的手机自拍照，时不时提醒、展示一下他长的帅，这就不是“显摆（show off）”了，而是三八。

以前在美国FoxNews看到过一个报导，有个叫Lady Gaga的歌星，在全球人气比被左派媒体吹到宇宙上的奥巴马还高。她是靠唱的好、跳的好吗？当然不是。她是靠脱、靠耍、靠奇装异服，靠鬼怪打扮。王丹好像也要以这个什么Gaga的方式做政治明星。

你别说全台湾了，就是全中国，全世界，能不能找出一个教授，每天花5个小时（王丹自己说的）在脸书上这么无聊？那些“未成年”的举动和语言，能跟“教授”这个词联在一起吗？他是不是实在弄不出什么学术成就，只有靠“作秀”、靠“自己造新闻”，靠Lady Gaga方式抬人气、自造偶像？

忽然想起来，这可能也不尽然是三八。在脑瘤事件引来一堆批评之后，王丹把那期间的帖子全删了，唯独留下了说他“帅”的。我有点替台湾的小男孩粉丝们担心了。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无的放矢——

据可靠消息来源，王丹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的美国邻居就有反映，王丹和太多男孩子交往，如果不当接触未成年男孩的话，是会犯罪的，需要长辈管教管教。在台湾清华大学，人们也意识到他周围总有一堆年轻男孩。学校老师们还以为，王丹是因为安全原因，需要有一帮男孩子保护。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王丹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私事，因为他是高调的、在政治领域活跃的公众人物。这就像马英九和金溥聪，大众完全有权利质疑他们的性倾向，因为他俩如果是情侣的话，就不仅是欺骗家人、欺骗社会，更完全有“以情谋私”的可能性。比如金溥聪到底凭什么能力、什么成就，在台湾一路得到那么大的权力？

王丹的问题，民运圈已经有人不客气地提出，他拒不回答六四战友对他涉嫌贪污多项民运捐款的指控，那么海外民运有没有“包二奶”问题？不管那情人是男是女，性质一样。

看到我给自己这篇文章做广告，有人提供信息说，王丹推荐他最喜欢的三本书，一本是写男人的性欲：《灵山》，一本是写女同性恋的情欲：《蒙马特遗书》，一本是写帝王生活：《我的帝王生涯》。“这种人在台湾教书？他教什么？寻欢作乐当皇帝？”

呵——那倒是不至于。王丹还是相当有成就的。起码，他的写作成就超过韩寒。从1998年出国到现在16年，除了念完哈佛的博士，除了每天5个小时泡在脸书上跟孩子们撒娇、做pose，说自己长得帅，在什么餐厅吃，在什么咖啡馆喝之外，除了泡几百、几千次酒吧之外，除了还得在大学教书之外，王丹还至少出版了27本书。将近每年一本半的速度。整个儿一个超人！

仅仅是给自己树碑立传的，就有：《王丹狱中回忆录》、《王丹狱中家书》、《王丹观点》、《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我的青春岁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理想主义的年代——我的政治轨迹》。而且，他在脸书的随手涂鸦都出书《王丹的脸书》……

天哪，他真把自己弄成“伟人”了！我还没见过第二个“民运伟人”（任何伟人），写了这么多关于“我我我我”的历史，搬了这么多“自己的名字”作为书的标题。“伟大的”希特勒差点儿征服了整个欧洲，也只不过写了一部《我的奋斗》吧！

丘吉尔打赢了二战，是当代政治家里文笔最好、著作最丰厚的人物，一生写了40多本书，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和平奖），虽然也有几本写自己经历的书，但居然没有一本是以他自己（那震撼世界）的名字命名！

可中国的伟大的王丹——是80岁？还是90了？还是打赢了第4次世界大战？

看到王丹履历上那摞到天上去的一大堆“著作”，我却想到封从德做的“六四档案（六四memo）”。封从德是低头做“挖地”的工作：挖掘89.64在那片土地上流淌过的汗水、血水和泪水，寻找和记录人们曾经留下的脚印。而王丹则是在抬头追手里的风筝，看自己的形象能飘多高。

封从德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这些东西（六四memo）一百年以后也能看。”二十多年来，他在认真、细致、默默地做着的，是整理八九民运的历史，是想着为百年以后的人负责。这种人哪有心思和精力去跟王丹这类人争风头。但王丹却（有胆）把自己比作天使，把人家比作魔鬼。多少有点反了天了。所以，哪怕仅仅是为打这种抱不平，我这篇文章也得写。

在我眼里，王丹那种追风者的“作为”，就是在抵消着那些默默耕耘者的努力。但最后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刻下的，是静静滴血的“六四档案”，而不是王丹脸书的打情骂俏、整景作秀、宣言声明，加上一堆一堆的——

《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

当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运动中，王丹做出了他的贡献，也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但是，由于他是在刚20岁的年纪，因突发事件而突爆大名，没经过足够的思想和人格成长准备；而来到海外之后，人们又基于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和对六四受难者的巨大同情，给了王丹近乎“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般的厚待。但因为缺乏应有的监督，甚至媒体有捧杀倾向，导致他越来越自我膨胀。坦率地说，在“卖友求饶、贪腐庸俗、习惯撒谎、人格分裂、虚荣作秀”这五个方面同时达到王丹水平的，迄今为止，我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大家都不吱声，任由他这么代表海外民运一次再次地玩假作秀，最后损害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心血努力的民主事业。

2014年9月4日于美国

曹长青：王丹需向陈子明等公开道歉

陈子明去世了。没有看到王丹就对陈子明的不实指控公开道歉。在《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一书中，有几段这样提到王丹：

“王丹为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他对于我所作的三个证言恰恰都是记忆有误的”；

“大量事实证明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

“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让他自己来洗刷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

陈子明是否像王军涛那样原谅了王丹，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但是，在法律上，如果是一个罪犯的话，即使得到受害者原谅，也绝不等于法庭不再审判。在道德上同样：即使受害者谅解，也抹不掉那道瑕疵；只有公开认错，才可弥补缺陷。

例如，波兰电影导演波兰斯基1977年在洛杉矶涉嫌强暴过一个女孩，多年来一直被美国警方通缉。几年前他拍的《钢琴家》获奥斯卡大奖，他也不敢来美国领奖，怕被逮捕。虽然那个女孩（现已中年）早已发表讲话原谅了他，但法律却是另一回事，否则对一个杀人犯，只要受害者家人原谅，他就可以逃避法律惩罚了。

王丹当然既没杀人也没强暴，他是因指控导致别人受害。对于道德问题，既然受害人谅解，为什么还不够呢？因为，只有公开道歉，才表明你对那种错误做法的否认，才可以像强暴犯受到牢狱惩罚一样，来赎那一笔良心罪。当然，如果是“作伪证”使别人受害，那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

同样被关过秦城监狱的六四学生领袖刘刚写道：“王丹在秦城监狱就写出13万字交待材料，我们这些六四主要人员的判决书中大都使用王丹的证词。我几次力劝王丹在监狱中翻供，王丹的回应居然是：‘如果我说的属实，没必要翻供，如果不实，对其他人不构成伤害。’” 

王丹这句话问题太严重了。第一，如果“真实地”向当局出卖了同志，或交待了保护过你的人，当然明摆着是道德问题。王丹认为没必要翻供，说明他不知道德为何物。第二，谁说不属实的交待，就一定不对他人构成伤害呢？王丹说他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都是听王军涛指挥，明显不属实。如果王军涛是因此被重判，追究起来，那不是伪证罪吗？前后两者当然都可能对他人构成伤害。

我批评王丹的文章发表后，接到一些来信。其中有位天安门学生说，他听说王丹出卖过一位曾保护他的军人。于是我上网查，看到署名Cindy于2010年写的这段文字：

王丹在狱中出卖过不少曾掩护过他的人。他事后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也没有任何道歉。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在狱中出卖过人……。我就知道有两个人是这样被他出卖的：王丹曾逃到南京。他到南京军事学院找他的朋友，刚好他的朋友那天不在南京。他的朋友同宿舍人接待了他。这人是研究生，家是农村的。这人请王到一个个体户小饭馆吃饭。这家饭馆小老板收留王几天后，又帮王安全送出南京。这人是这所大学的重点培养对象，学校认为他非常聪明，前途无量。当学校收到通知，得知王向北京公安局出卖他和那饭馆小老板，学校许多师生十分痛心，当时学校只是停了他的课，限制他出校门，并没有抓他，等上面通知再处理。许多师生担心他会上军事法庭（他是军人，公安无权抓）。他和饭馆小老板对王都是素不相识见义勇为，他们的结局比王惨多了，如今都不知他们是死是活。

上述文字内容，我尚无法核实。如果是编造，请王丹出来澄清。我倾向相信，是根据陈子明的文字，加上已经了解的王丹的其他做法。这是常规的判案推论。

再看这个例子：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异议人士孔识仁说，“我几年前安排高瑜来台湾观选，高瑜亲口说六四之后王丹出卖她，连私下讲话也交待给中共。陈子明书中所言不是孤证。”这种“属实”的交待，不是问题吗？

再一个被王丹交代的是自由派学者张显扬。六四屠杀后，《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的批判文章，其中引用了张显扬跟王丹私下谈话的内容。该文说“让我们听听一位名叫张显扬的‘精英’人物，在今年2月15日对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王丹讲的一番话吧。”张显杨对王丹的出卖很不满。

王丹后来在自传中解释，是当局从他日记里看到的。但从王丹对其好友王军涛陈子明的出卖问题来看，我对王丹说法表示质疑，因为：

王军涛的律师张思之在其新书《行者思之》写道：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

这类话肯定不可能是日记里写的吧？如果王丹对两个最亲密好友都可（用谎言）轻而易举地出卖的话，对张显杨说过的“真话”不是更可以吗？

上个月张思之律师到丹麦、德国旅行，朋友让他在手机上读了我的《五错俱全的王丹》。他很肯定地证实，王丹确实很成问题！

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说，“王丹什么都交代的事情当时住秦城（监狱）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写材料的事情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也交代嘛。”

刘刚也写道：“王丹在秦城监狱时就被共产党树立为改造典型，就是下跪求饶，叛变投敌。被关过秦城监狱的人都看过一个监狱发的材料（王丹那个13万字的反思交待材料）。”

那么这份交代材料中，还有谁，多少人，被王丹出卖或污控？ 

张显扬去年过世，陈子明现在也走了。王丹即使想对他们公开道歉，也永远没有机会了。但高瑜还在，那个南京军人和餐馆老板（可能）还在，其他可能被污控过的人还在。即使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世，王丹是否需对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公开道歉？

面对强权时软弱有两种情形：一是写检查，痛批自己，以获得从轻发落。比如刘晓波的例子。但他没有出卖他人。虽然对英雄来说也是瑕疵，但不是严重问题（在央视作证他在天安门广场没看见杀人是另外的问题）。即使大家都知道他跟当局悔罪了，软弱了，也不能要求他出来公开忏悔，就因为他没有伤害他人。但他做了，写了一本书忏悔，是因他清晰地知道自己错了，要用公开悔过这个形式，否定那个错误，同时挽回自己的形象。

面对强权软弱的第二种情形，则是王丹这种：出卖同志。这种情形，即使没人要求，王丹也应公开忏悔道歉。明摆着，他损害了他人。人们有权要求他公开道歉。

当然，王丹可以永远都不道歉，反正不悔过也不犯任何国家的法。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劝他赶紧入美国籍，别那么麻麻烦烦地每过一阵子就要弄身份证，因为要回国去从政，实在没什么戏。人们对政治人物是绝对有道德要求的。不拿外国籍的“爱国壮举”所赢的分数，恐怕完全无法抵消上述行为所带来的负数。

其次，从海外民运隐退，不再扮演公众人物这个角色。因为如此严重的道德问题，实在难以顶起“六四偶像”的道德光环。再用这个光环代表民运去发声明、募款、高调作秀等等，恐怕会很难摆脱“非议”。

当然，这一切都可改观，如果王丹为他犯过的错误道歉的话。中国人非常聪明，就是有一条完全不开窍，那就是不懂得人心中那股巨大的、特别愿意、特别想宽容别人的错误的能量。但前提是，你一定得认错。不信你回家对丈夫或妻子、父母或孩子，就自己的某项错误（无论多么严重）低下头，真诚地认个错，道个歉。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得先准备好手绢！

2014年10月22日于美国

王军涛保皇但英勇 王丹求饶并构陷——张思之新书揭内情 

《亚洲周刊》 江迅 

┅┅六月初，一部《行者思之》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首度公开了当年“六四事件”前后的一些真相。作者是京城大律师张思之。

张思之自称，王军涛案是他第一个政治案件（林彪、江青“两案”不能作数）。┅┅说到王军涛案，张思之说，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他查阅卷宗，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运领袖给控方提供了什麽东西。没料到，其中有份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甚至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他辩护，张思之毫不犹豫找藉口回绝了。他认为，坐了共产党的牢，顶不住，交代问题，他不但理解，而且会谅解，要允许人性有弱点。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垫背，更不允许害人，那是背叛，更何况你这是“恶毒攻击”，自命领袖，统领“学界”，怎麽还受人“教唆”？什麽叫教唆犯？官方都给他加不上这 个罪名嘛。张思之说，“现在不必点出那位领袖大名，他年轻，还要做事，该给他留点余地。至于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张思之说，一对比就见高低。有份审讯笔录，王军涛对公安讲∶“有关别人的问题，你们已经问了我几十次了。我明确告诉你们，今天谈这个问题，这是最后一次，今后不再谈了。我可以说的是∶凡是涉及别人的问题，统统以对方讲的为准，我承担责任，不必再问我。”张思之说，谁曾见到过这样的证词？掷地有声，光明磊落！ 人格上的差别多麽大。

张思之答应为王军涛辩护之前，并不认识王军涛。张思之知道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学生竞选风潮，但并不知道王军涛是竞选活跃分子。后来才得知王军涛在学术界、知识界的份量和影响，他大惊而自叹孤陋寡闻。透过会见接触，张思之加深认识王军涛，从而形成重要观点∶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结果没能完成，当了阎明复他们的替罪羊。帮助党组织执行任务，反而成了罪人，这是黑白颠倒。

至于王军涛的政治立场，张思之的总体印象是∶一个“保皇党”。陈子明也一样，骨子里都是保皇党。张思之说，总也想不明白，一个以“革命”为旗帜的政权，对一个保皇党人，竟视为反革命而判刑，不荒唐麽？

张思之认为，将王军涛归为保皇党，第一，他的基本观点是维护这个政权的，要加强当政者的行政权威，这都见诸他的论文。张思之在辩词里说，“王（军涛）拥邓（小平）十年一贯”，他认可。包遵信的《五．一七宣言》，王军涛拒绝签名，就是因为里面有反邓小平的文字。第二，在那个历史阶段，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搞社会 调查，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说明应当改革以及怎麽改革，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与改良现政权。他们选了两个点，一是经济发达的特区，蛇口；一是落后地区，延安。蛇口调查已结束，调查报告完全肯定了蛇口模式。延安调查也已完成，回到北京正在商讨调查报告，提供当政参考。为此他们决心不介入学生运动，不去天安门广 场。他们当时就有个预测，只要一介入，肯定被打成“黑手”。这个判断还真有先见之明。因此，他们就一心一意地天天开会搞总结，想抓紧完成调查报告，没介入那场学生运动。

张思之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五月十五日访华，要在广场搞欢迎仪式。可是学生并无“撤”意。统战部开会研究，谁也没办法。当时的青年社会学家，现为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说，王军涛在学生中有威信，现在只有请他出山。部长阎明复立马说，你快去请。于是，郑也夫奉命找到王军涛说，中苏两党言和，事关整个世界格 局，是大事，你不能坐视，以大局为重吧。王军涛答应了，这才去了天安门。

王军涛立场是维护国家

张思之说，他哪里有打倒这个政权、分裂国家的意思，相反，是维护的立场。再从王军涛一系列言行来看，不论是参加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学生竞选，还是后来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的观点只是有些超前，绝没有越出中共允许的范围。一审已经判他十三年了，他还拿出发表在《国情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当前需要 行政权威》，让我作为证据提交二审法庭。这更是“保皇”的铁证。所以我说，整个审判自始至终都非常荒谬∶恨铁不成钢也是罪，也有罪。

王军涛案，两项罪名，五条“罪状”。开庭那天，公诉方指控的所谓“颠覆”罪行有四条，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条。张思之说∶“庭审调查自始至终没敢让证人出庭。陈子明、周舵、刘刚等人的证词，以及我们提交的几份书面证言，都对王军涛有利，足以否定指控，也不予质证，乾脆否决了。”他的辩词长达七千字，基 本观点可用一句话归总∶“起诉书意在指控王军涛是‘四月北京动乱’的策划者和‘黑手’，然而都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证据。”

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张思之在书中说∶“事后总结这份辩词的特点，我觉得主要在于∶通篇对案中事实做了条分缕 析，逐条彻底地驳倒了所有指控。然而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这种状况已成通例。辩论终结，王军涛的最后陈述终了，审判长宣布休庭评议。六十五分钟后宣读判决。那麽冗长的判词，一小时之内何能做出？连‘走过场’都不能及格。我们 提出那麽多证据，竟然统统不予理会，我们讲了那麽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没有一个字反映在判决里，日后写中国审判史是应当对你们这种做法留下一笔的。”二审判决书下来，毫无悬念∶维持原判。

《行者思之》一书由张思之口述、孙国栋整理。┅┅孙国栋认为，“六四”后，张思之为鲍彤、魏京生、王军涛等政治犯辩护，屡败屡战，更奠定了中国第一大律师的地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史，他不懈抗争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写照。┅┅

——原载《亚洲周刊》2014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