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在美国有多难?

首都华盛顿北郊、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是我的家，也是伊维特的家，她租住在我名下一套两卧两卫的公寓。

到2017年8月，伊维特已经欠下3个月房租。美国工薪阶层每个月的收入扣除各项开支以后具有的灵活程度其实非常有限，按照政府的统计数据，40%的成年人无法应对超过400美元的额外开销。我的状况稍好，但3个月的拖欠仍然给我带来持续的压力，只是不至于立即陷入惊慌失措。过去7年来，类似的拖欠危机出现过不止一次，每次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账面上最后基本得以补齐。

这次感觉稍微有些异样。

“这次可能有什么解决方案？”我问。

“给我时间，我一定能解决，很抱歉又给你添麻烦了。”伊维特回答。

“已经三个月了，你还需要多少时间？请理解，我并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继续承担下去。”我说。

“谢谢，谢谢你的耐心，我正在想办法。”伊维特回答。

过去7年来，她想出过各种办法支付拖欠的房租，三个月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或许已经到了需要催促她离开的时候？美国生活多年以后，我也深知作为房东，遇到对方欠债需要还钱的情况，我绝不可能像黄世仁对杨白劳一样，而只可能像杨白劳对黄世仁一样。

“有没有考虑过我们需要各自前行，你搬到一个租金更合适的地方？”我问。

“不，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哪里也不去。”伊维特说。

伊维特可能是跟我持续联系时间最长、频度最高的美国女性，我们之间房东与租户的关系从2010年秋天开始。她外形有点像黑人女演员帕姆·格里尔(Pam Grier)，昆汀·塔伦蒂诺电影《危险关系》(Jackie Brown)中的女主角，只是个头小一号。第一次见面以前，我们有过几次电话交谈，她说话从容不迫，非洲裔特点的英语口音只是隐隐约约。按照租房的惯例，我跟她的前任房东德里克通过电话，他说儿子念完大学要回来暂住，所以不好意思才让已经住满一年的伊维特搬走。

“伊维特能不能够每月及时付房租？”我问，这是未来的房东需要前任房东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德里克说，“她很努力，人很客气，话不多，很安静。她有个儿子，非常有礼貌。”

2010年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仍在次贷危机的拖累中。这套2003年买下的一套1160平方尺的合作公寓卖掉不划算，所以我计划先出租，过两三年等市场回暖后再卖掉。到分类广告网站Craiglist上登出广告后，一两天之内就有7个人打过电话，其中两位问收不收“租房补贴券”(rental voucher)。我想象中接受政府补助可能需要与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道，简单方便显然更符合我的需求。我说不熟悉补贴券，直接付款最好，现金比支票更好。

伊维特凭借她礼貌、温和的谈吐取得了最迅速的进展，我们约好看房的时间，那是2010年9月的一个周末。她带着10岁的儿子格里高利，开着一辆本田雅阁的两门跑车款，比我的现代圣塔菲SUV看着神气，价格可能也略高。我感觉吃到了一枚定心丸。我假定，如果买得起这样的车，那么付得起每月1300美元的房租应该不成问题。

我带着母子俩走过每一个房间，介绍包括洗碗机、空调、组合式洗衣机和干衣机。我们搬出去以后聘请华人专业装修工重新粉刷整理过房间，更换了地毯和主要电器，其中除了空调3年新，其余近乎全新。

“我喜欢这里，妈妈。”格里高利说，他身高大概1米1。

“好啊，就看Suli能否提供这个机会了。”伊维特说，“就我跟格里高利住在这里。另外，如果允许，我们希望能养只狗。”

伊维特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蒙哥马利县一家律师楼老板的联系方式。她说在那里已经工作3个多月，如果需要我可以打电话过去简单聊一聊。一般来说，我需要询问从前的房东、了解目前的雇佣状况及收入、搬迁的时间和预计租住长度，我不能询问对方的种族背景、健康状况或者宗教信仰。律师楼的秘书客气地介绍伊维特的工作表现说，“她工作很努力，我们都挺喜欢她。”

网上有可供参考的租房合同，我根据实际情况略作调整后准备了一式两份。作为房东，我有权获取对方的社会安全号码和出生日期作为信用纪录调查的依据。她比我年龄稍大，出生在2月初。只需要付出大约30美元就可以获知她的信用分数才500多，在美国超过600为平均信用水平，780以上才算最佳，我自己一直保持在800以上。

当天晚上通电话的时候，我用含蓄的方式表达了疑惑和担忧，只说“我刚查到你的信用分数。”

“我不习惯使用信用卡，所以信用分数不高，”她这样回答。

蒙哥马利县法庭的网站上可以查到她的部分案底，似乎都围绕着家庭财产的纠纷。她作为原告，对方应该是她的丈夫，或者前夫，大多为索要孩子的赡养费和医疗费。现在回过头去看，陷入经济纠纷出现在法庭上、信用分数不高、前任房东并未明确提供“每月准时付房租”的信息等都算警示灯，我应该犹豫再三才对。可我的习惯就是这样，不愿意在这类事情上花太多时间，再去约人，再带着看房，再检查信用背景。我宁可让生活常识和良好愿望占上风并立即影响决策：温和谦恭、孩子懂事有礼貌、开着一辆不错的车，这样的母子俩不应该成为我生活中的麻烦，养狗也没什么大问题。

2010年10月13日，我们完成了合同签字和钥匙移交，伊维特用现金支票的形式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其中一半作为押金，另外一半作为第一个月的房租。一段延续7年多的旅程由此展开。

租房合同规定每个月头5天之内交房租，违规的罚金为50美元，而且从第六天开始房东就有权将租户告上法庭。但事实上从2011年初开始伊维特就开始享受着不受合同约束的灵活支付，刚开始说每月15日以前，很快到了20日、25日。我没有严格追究，只强调如果跨月将对房东的财务状况造成压力和不便。伊维特表示完全理解，她反复强调不会拖过一个月，绝不会。

7年来，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承诺能够兑现，唯一从未改变的状况就是月租无法在每月5日以前到账。为催款我必须开动脑子，平时短信联系调整为电话，然后要求见面、带朋友一起见面，希望压力之下能够促成良好的结果。

2011年4月，她打电话询问可否每月分两次付款，因为儿子格里高利需要参加篮球训练。我没有显示出强烈意愿以搞清楚分期付款和篮球训练之间的关系，只表示没关系，能付清就行。自那以后，伊维特就开始享受更为灵活的支付，每月基本上只要凑够房租就行，不用月初5号以前，也不用一次付清。

第一次跨月欠账很快出现。伊维特说车胎爆掉，撞上了道路中间的水泥分隔带，维修需要1500美元，非常抱歉这个月无法按计划付房租，非常抱歉如果给你带来不便。不久，她的雅阁跑车出现刹车问题，接下来四个车胎基本上轮流爆过，结果都是非常抱歉这个月无法按计划付房租，非常抱歉如果给你带来不便。

欠账逐渐积累，电话中的伊维特终于开始表现出焦虑。金额只够一半月租的支票无法兑现，银行几次以同样的理由退回，“此支票账户缺少足够支付的资金”。每次出现问题，我都会琢磨，她写下支票的时候，知道不知道自己银行账户的储备金额？按照美联储的统计数据，每10位成人中间有4位如果遇到400美元以上的意外开支即遭遇支付困难，他们或者需要变卖家当，或者需要借钱。也就是说，40%的美国成年人无法承担400美元以上的计划外开支，不管因为修车、生病，或者送孩子上培训班。

汽车自身出现各种问题以后，接下来开始遭遇外部问题。

“Suli，有件奇怪的事情需要让你知道，楼上的邻居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她说。

楼上的邻居叫拉塞尔，我们挺熟。他已经退休，一个人生活，周末总去不远的大瀑布国家公园做义工。

“我怀疑拉塞尔朝我的车泼过液体排泄物，不止一次。”伊维特说，“我能闻出来。”

按照她的说法，拉塞尔可能嫌弃她养狗，所以刻意报复。基于对拉塞尔的了解，我很难完全接受她的猜测。

“我清理汽车需要花不少钱，房租可能要推迟一些。”伊维特说。

我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预期，谈话往往都以要求推迟交房租结束。我不知道怎么可以拒绝她的请求，只是增加了一个建议，“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报告警察？”

“我考虑一下。”伊维特回答。

后来我拒绝接受邮寄支票，要求当面以现金或者现金支票支付。我们每次约到一个地方见面，包括银行前、麦当劳门口、公寓楼下，她坐进我的车里，然后将一个信封交给我，跟地下党接头有几分相似。

2011年秋天租房合同满一年前，伊维特基本做到了不欠账，尽管大多数月份都要磕磕碰碰。我们续签了合同，房租每月上调100美元。她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说特别感谢我接受支付时的灵活性。

“你是我见过的最有适应能力的房东。”伊维特说。

我的灵活性很快就开始经受严峻考验，2012年的头四个月我只收到一个月的房租。伊维特告诉我，她正处在“旧工作和新工作之间”，这是美国人对暂时失业的独特说法。我表示非常理解，每个人都有遭遇类似不便的可能，问题在于我每个月的账单一张不能少付，你能给出什么建议解决问题？

“非常抱歉，我需要点时间，找到工作后就可以开始正常支付。”伊维特说。 所以，目前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等她找到新的工作。

到了5月份，我面临的财务负担到了临界点，伊维特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我委婉地提出建议，你应该考虑搬家了。我已经承受好几个月的压力，如果别无选择，只能考虑公事公办，法庭上见了。

“不，我不搬家，这是我的家，你愿意上法庭就上好了。”伊维特在电话中听起来很生气。

“我理解这是你的家，但这也是我的家。我需要承担开支，你也需要承担开支，否则我们都将失去自己的家。”我说。

“好吧，你去法庭告我，我很快就会收到法庭的出庭通知，但你得答应我不要真上法庭。靠着出庭通知我就能申请到政府的资助。”伊维特说。

我对上法庭缺少兴趣和耐心，尤其在马里兰州为房客拖欠房租之类的事情，房客利益在此受到的保护经常超过房东。华盛顿北郊的马里兰州是武汉以外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到现在已经17年。全州人口近600万，在全美50个州名列第19。从面积看马里兰属于美国最小的州之一，但地理条件多样化，东端起于大西洋边，西头止于阿巴拉契亚山。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中，该高的，马里兰在全美50州的位置都在最高之列。该低的，马里兰都在最低之列。我居住的蒙哥马利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人口过百万的大县，常年位居富县、强县之列，目前仍然是全美居民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县。 马里兰有个别号叫”马里兰人民共和国”，在美国政治光谱中色彩处于深蓝，即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大本营，其特点包括税率相对较高、征税项目相对较多。以税收为依托，社会福利开支较大，具有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蒙哥马利县地区法院“房东租户关系办公室”(Landlord/Tenent)的工作人员比顾客多。填完告状表格，办公室柜台后的小伙子山姆问我有没有携带租户是否为现役军人的证明。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只能先回家。

美国给现役军人提供不同样式的保护。如果遭遇经济纠纷，军队的司法部门可以自行处理，并酌情给予补贴，无需地方民事法庭介入。根据山姆提供的信息，我上到“现役军人民事救济网站”即SCRA(Service Members Civil Relief Act)。输入伊维特的社会安全号码和生日，付出20美元以后，得到的是一个我事先就知道的结果，伊维特并非现役军人。

我再去法院，顺利交完立案费用20美元，出庭通知需要县治安官办公室亲自递送，所以还有额外开销10美元，而且不接受现金、支票或者信用卡，只有现金支票才管用。

10天以后，伊维特电话中低声告诉我，法庭的传票已经送达，“我刚好下班回家碰到他。但你肯定不会出庭，对吧？我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到社会福利局申请补贴。”

蒙哥马利县提供两种形式的补贴，有需求者可以申请政府公寓，或者申请住房补贴券即voucher。不难想象，申请补贴比直接住进政府公寓更有吸引力。住进政府公寓等同于公开宣布自己属于低收入户，对增强自尊心没有显著帮助。而且跟这个群体住到一起遭遇问题的可能性更高，尤其是孩子的成长环境可能不会太好，周边缺少可以成为榜样的同伴。拿到住房补贴以后则可以享受申请不同类型公寓的自由，只要业者接受就行。

蒙哥马利县政府制定的申请标准为家庭年收入低于华盛顿DC地区中位收入即10万7千5百美元的50%，但实际上能够领取到补贴的家庭收入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县政府年度补贴的资金需要保证75%用于极低收入家庭。按照县社会福利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县共发放大约7000份住房补贴，每户月均金额超过1000美元。从获得补贴家庭的基本状况看，户均2.5人，年家庭平均收入不到1万9千美元，但从申请之日起到领取补贴的等待时间长达43个月。仅5%的家庭为双亲，超过80%的家庭由女性支撑，超过80%的家庭为少数族裔。

伊维特和格里高利符合申请救助家庭的部分特点，但她说自己目前的收入接近或者超过申请条件的上限，等待只会遥遥无期。她需要申请的是县社会服务局提供的另一项补贴Emergency Eviction Prevention即“避免强制驱逐的应急救助”。为获得这项救助，她必须携带的证明文件包括法庭的出庭通知、银行账户信息、收入证明、每月包括水电、有线电视、互联网等在内的经常开销证明。社会服务局的工作人员莎拉我需要向政府部门提供伊维特最近一年缴纳的房租证明，目的在于显示她有基本的支付能力，目前遭遇的只是一时的困难或者应急状况。伊维特每月支付房租的时间不很确定，有时候还分两次甚至三次，金额也不等，她享受的灵活支付给我提供证明带来一定挑战。我从银行账单中尽可能找出与她有关的支付项目，复印扫描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莎拉。政府部门并没有对资金往来的完整性特别挑剔，我这样的做法足以让申请过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接到一连串的电话问询过后，我基本确信蒙哥马利县政府肯定将向伊维特提供财务资助。大约两个多星期以后，我接到电话通知，县社会服务局已经准备好支票供领取，伊维特拖欠的四个月房租一次补齐。我在诉讼书中还根据房租契约加进了每个月50美元的罚金。社会服务局说，我只能收一次，不能每个月都算上，否则不一定合法。社会服务局的支票中也将包括这50美元的开销。

好事成双。我拿到政府补贴后，伊维特很快找到工作，“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房东，这么一个友善体贴的人。” 这种好感延续了大半年，到第二次续房租的时候，她说自己擅长烘培，已经琢磨过一阵怎么开个小店，专攻正在华盛顿地区火爆开来的纸杯蛋糕，“非常希望跟你搭档，我们彼此都已经很了解，互相信任。”

我经常错误地被当作“聪明人”，被当作算盘打得很精的那种，因而遭遇预设但其实毫无依据的不信任。伊维特相反，她从来没有任何的防范心态，而且很快给予了我充分信任。我对自己受到的罕见礼遇由衷表示感谢，只是因为对烘培产业毫不知情，所以只能说这个主意好，不过我还不熟悉，我们再往前走着看看？我建议请她到公寓附近的一个精酿啤酒屋略微放松，她表示特别感谢，但不希望我破费，而且她只喝一点鸡尾酒，极少沾啤酒。

我每次都和伊维特单独见面协商，她的儿子格里高利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我总会问到这个记忆中腼腆、温顺的小伙子。有一阵她提到过搬迁至佛罗里达的计划，格里高利可以上著名的体育高中IMG Academy。这所寄宿学校培养出大量著名运动员，涵盖篮球、网球、棒球和美式足球，包括阿加西和威廉姆斯姐妹在内。IMG的学费每年超过7万美元，我没问伊维特从哪里找到资金来源，也许格里高利的父亲具备财务能力。

接下来的4年基本上重复着前2年的样式，每月付账不够准时但基本上能够凑齐，银行支票时常无法兑现但最后总能用现金方式了结，我经常听到她说“非常感谢”、“没有你，我的生活真不知道怎么才可能顺利延续”、“格里高利总说你是个好人”等充满正能量的话。其间我又到蒙哥马利县福利局去了三次领取伊维特申请到的补贴，平均16个月一次，每次伊维特拖欠的租金都延续3到4个月，也大致为我能消化的极限。2016年夏天，县社会福利局支付的租金扩展到四个地方，包括政府部门和救助欠租户的非政府组织。而且我被告知，按照县政府的政策，这将是伊维特最后一次获得补贴。

跟从前几次一样，政府帮助伊维特补齐租金以后，她能够坚持基本付清租金的时间大约半年左右。到了2017年4月，她进入新一轮循环，首先降至付一半租金，到了7月干脆陷入全面断流状况，原因包括车出了问题、交通事故、男朋友分手时欠了不少钱、儿子格里高利准备上大学、公寓的房门被不知名者撞开。不过她建议我可以再耐心等候一小会，因为很快撞车的保险就会获得赔偿，资金一旦到位将立即补齐房租。等到保险公司的钱拿到了，但她说去年拖欠的税款需要补齐，山姆大叔优先，我需要再稍微等等。

伊维特的现金流保持枯竭状态。我已经无法琢磨出任何新的原因来强调为什么自己需要钱，就如同她很难继续找到借口拖延付租金一样。伊维特倒能持续提出新的建议，也许因为她比我更了解如何利用社会资源，或者仅仅因为她比我更有想象力。她说，我会去试试看提前支取退休金。但没有结果。她说，你再到法院去告我吧，我仍然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不得不提醒她，记得去年县政府社会福利局说你已经是最后一次够资格申请。伊维特答复说自己能找到新的理由，应该可以再试试。

我去法院立案已经轻车熟路，伊维特收到出庭通知后即进入支支吾吾状态，说法包括立即跟社会服务局联系、联系人休假、联系人生病、联系人出差、联系人说还需要商量。我自告奋勇，建议她告知联系人的电话和电邮，我可以直接联系，但伊维特一直没有提供。这个出尽各种状况的联系人或许并不存在。

拖欠累计达到7个月的时候，我只能客气地提醒她，你可能需要考虑找一个新家了，我的财务状况没法继续消化目前的困难。她表示理解，并建议说如果不方便，我可以考虑申请破产，这样就可以延迟支付，某些欠款甚至可以免于偿还。我对她的建议表示感谢。

但伊维特无法付房租，为什么破产的是我？如果深陷债务困扰，进入个人破产程序获得喘口气的机会应该算一个选项，伊维特说得不错。与申请个人破产相伴而来的当然有重大的负面影响，包括房产被迫抵押和信用纪录彻底损毁，重建可能需要等到10年以后。特朗普总统做房地产商的时候可以利用公司破产获得新生，但如果没有他的聪明才智就根本不用想着怎么去充分利用法律法规。可能因为我催债心切，没有清晰地传递出个人财务状况的完整画面，所以给了伊维特错误印象，我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一方面，欠债事实上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另一方面，我每月支付各项账单尚未遭遇严重麻烦。

当租客出现拖欠最终无法以任何方式偿还时，房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真正上到法庭，等候驱逐租户的判决。闯入产权在自己名下但由租户居住的公寓并不合法，换锁、断水、断电等手段也都无法成为选项，租客此时的权利必须得到充分保护。具有社会民主主义部分特征、相对重视福利保障的蒙哥马利县对租户提供了明确保护，如果法庭判定伊维特因为拖欠需要搬离，她仍然有30天的时间来安排生活。其间如果及时付清欠款、罚金、利息和庭审费用，她仍然有权继续居住，法庭强制驱逐的判决自动失效。如果伊维特拒绝自己搬迁，强制驱逐将进入实施阶段，我需要付钱找到搬家队伍将她的财产转移到公共场合。

我从没有真打算让伊维特经历扫地出门的痛苦，所以无缘得见强制驱逐的真实场景，但可以求助于电影。美国电影如同一个巨大的影像数据库，极少漏掉主要社会议题。用“关于强制驱逐的电影”到Google搜索，2014年出品的《99个家》(99 Homes, 2014)立即进入视线，Andrew Garfield、Michael Shannon和Laura Dern三位明星出演，普通美国人失去家园的痛苦以现实主义方式呈现。故事背景放在次贷危机后的佛罗里达，对“eviction”即强制驱逐、扫地出门的刻画细致入微，接近纪录片风格的真实再现。除了三位主要演员外，几段强搬场景都以真实人物出演为主，包括执行强制令、手搭在枪套上随时准备应对意外的警察和负责搬迁的工人。他们和房东一起出现的时候，住户只有2分钟时间收拾护照和支票本之类最重要的物品，接下来要么做观众，看着自己的家当一件件搬到路边，要么加入搬家队伍加速完成这个过程。

社会学者Matthew Desmond在威斯康星大学念博士期间以工业城市密尔沃基最贫穷的非洲裔社区为样本，从2008开始持续追踪处于无法支付房租压力之下的大约10个家庭。他将对贫穷的深耕式报道与学术研究有机融合，写出了《悲惨世界》的当代美国版。Desmond2016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强制搬离》(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2017)获得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他笔下的人物都有过因无法支付房租而遭到强制驱逐的历史。

按照政府的推荐标准，家庭收入的30%用于租房或者付房贷比较合理，其余用于食品、水电气、医疗保险等其他日常开销，加上适当储蓄。但美国大约有1000万低收入家庭不得不将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付房租，其中超过1/4需要付出70%以上的收入。Desmond书中的Arleen曾被迫将84%的现金收入用于租房，她曾被迫给90个房东打过咨询电话以后才最终找到地方安生立命。Larma每月领到救济金628美元，其中支付房租550美元，每天只剩下2.19美元生活。年轻姑娘Crystal曾辗转于20多个寄养家庭，时常靠出卖肉体才能获得生活费，神奇之处在于她从来没有耽误过上教会。

他们不得不与陌生人住到一个屋檐下，或者低价出卖食物券、偷电等办法缓解压力，但仍然无法避免遭到强制驱逐的下场。按照书中的研究，遭到强制驱逐后的租户生活水平将继续下降，错过邮件之类的细枝末节也可能导致无法按时收到福利金，生活中将进一步遭遇困难。

从统计数据看，强制驱逐的主要受害者为非洲裔女性。作者将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与大规模监禁相提并论，后者的主要受害者为非洲裔男性。大规模监禁重塑了非洲裔男性的生活，他们被关进监狱，造成为数众多的单亲家庭。强制驱逐则重塑了非洲裔女性的生活，大多为单亲妈妈的她们被赶出家门。跟监禁纪录困扰终生一样，有过被驱逐经历的人很难清除污名，只能长时间成为不受欢迎的租户。

Desmond书中每一位人物的经历都远比伊维特悲惨。

到了2017年11月她才下定决心搬家，2018年1月底正式搬完。我保持着耐心，偶尔才会问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她说没地方可去，只能搬回妈妈家，但地方小，一下子无法容纳自己的所有物件。我名下的公寓成为她的临时储藏室。

收回钥匙的那个晚上，伊维特带着孩子来告别，身高超过1米9的格里高利仍然腼腆温顺。因为没有申请到篮球奖学金，他推迟了上大学，选择到餐馆当招待。伊维特泪流满面，重复着“你就像天使”之类的说法，说“没有你的帮助，我们的生活将无法想象”，说等钱到位一定会补齐欠下的房租。我们轻轻拥抱了一小会。我感谢她极为友善的情感表达，同时也清楚地知道爱和友谊无法直接用来支付账单。

2018年3月卖掉这套房子以前，信箱里陆续收到伊维特的50多封邮件，绝大多数来自法院和律师楼。我发短信告知，她说谢谢，我先保存着，等方便的时候她会来取。她同时问我，找下一处公寓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让我做正面的推荐，谈谈她付房租的情况。我说当然可以但只能诚实，你最好告诉我该怎么说。她没有再跟我联系，没有取信，也没有让我做见证人。

最近到马里兰州法院系统的网站上查看，伊维特已经有18起官司记录在案，从2003年到2018年，其中4起作为原告，涉及的案件主要包括向前夫索取抚养费、与县政府的纠纷引起的精神折磨索赔；12起作为被告，包括闯红灯、拖欠州税1780美元(1999年)、21243美元(2017年)、拖欠联邦税40286美元(2017年)、警察交通执法时有反抗、2起列为“其他”，包括以汽车质量缺陷为由起诉制造商。自搬离我名下的公寓以后，伊维特已经遭遇到三起诉讼，包括2018年5月、7月和8月，原告为同一家，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公寓管理公司，原因也是同一个，拖欠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