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更乐观了一些｜接力访谈021 灵子
文｜杨樱
成都有个酒吧，用 580 天的时间做了一场公共对话的实验——其实不是一场，是好几百场，包括沙龙、音乐会、观影、十日谈等等各种形式，甚至还有辩论；准确来说也不是实验，之所以用这个词，可能还是创办人们一开始除了院子里的火塘和聊天的意愿就没有别的特别确认的东西。总之酒吧有 580 天的租期，一开始，大家就是想让这里变得有趣一点。
灵子是在 2021 年 6 月来到成都的，她的身份是“人类学博士生”，在成都进行田野调查课题。在此之前，她在北京做文化记者和编辑，在政治抑郁到了自己难以忍受的时候，出国去读了人类学的硕士，而后是博士。她很快来到这个叫做“敦壩”的地方参与各种活动的组织，并以自己的方式创办了一些活动。她在 2022 年 12 月离开，又在 2023 年 2 月回来，因为这是“敦壩” 580 天到期的时间。灵子的朋友圈里满是怀念和朋友，你能感受到那种热切的氛围，不仅是因为冬天大家喝过酒之后红扑扑的脸。
提名她做接力的安猪说，他很好奇灵子在成都的整个过程和经历。我们的聊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在搜索“敦壩”活动的时候就产生了——为什么成都会有这样一种氛围，让彼此不相识的人可以围绕公共话题坦诚交流。坦诚是一个重点，因为很难。不管是议题的提出，还是交流的进行，每个环节都可能会有防范和审查，当然也会有冲突。但这个过程到底坚持到了最后一天，并且因为其丰富性，成为了被怀念和复制的存在。
灵子既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也是这一切的观察者。在聊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也是这一切的受益者。
以下是灵子的口述，为了理解方便，上下文略有改动：
最初的想法是看看有自由主义想法的知识分子，在现在这个环境底下是怎么自处的，他们怎么做选择怎么做平衡，怎么还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我之前在媒体工作，一直做文化版，跟（这个）人群打交道比较多。所以等到我后面去读人类学硕士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想到了（这个课题）。硕士做了（这个题目的）一小部分，觉得它可以做一个更大的题目，做更深的探讨，就拿同样的题目去申了博士。总体来说，我觉得成都的经历让我觉得极其幸运、奢侈、丰富，然后其实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我现在甚至会安慰自己说，博士论文只是一个副产品，万一写不好的话，田野经历本身对我来说已经相当重要。
我之前一直在北京。北京好像名义上是文化中心，但其实时间久了以后觉得也挺受限的，看到、感受到的东西都在一个圈层内。当大环境变差，媒体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之后，就觉得挺无力的，经常很悲观、很愤怒，但又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什么。
其实做这个题目本身无非就是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找到一个自己能够自处的方式，看看还有哪些空间、哪些渠道、哪些可能性，但在北京我没有看到过。
去成都是一个好朋友提醒我的……他说成都有很多“野生知识分子”，不在体制内的，或者曾经在体制但是自己选择出来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真正掌握人类学的视角或者方法……以前作为媒体，也是跟同一群人打交道，可能我做的比较像你现在做的事情，听他们是怎么讲的，去理解，然后去传播。但是田野让我有机会参与进去，做了一些更主动的事情。
这有点像我自己主动创造出来了一个场域——当然不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所以它跟那种传统的、经典的人类学的田野不是特别一样。我的题目一开始比较松散，定义含糊，也没有围绕一个机构、一个地域或者一个中心的议题，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跟着）我认识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比较散。后来慢慢就变成围绕敦壩进行，我参与得越来越多，就好像我非常积极地、又无心插柳地，最终把它变成了我的田野。
这种参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之前的那种无力感。以前就是觉得做的事情没有太大意义，跟社会的现实联系越来越少。比如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你感觉明明线上线下的讨论都很热烈，但是真正在媒体能发表的尺度非常有限，甚至提及都很困难，（这个时候）再做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价值感就会大大被削弱。
但是在成都，在各个文化空间，你都会觉得大家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虽然范围很小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持续看到这些活动给人带来的改变。
没有去想到底会有哪些意义或者使命，最初是我们自己想做，不管是一起看一个电影，还是做一些辩论，还是说请人来分享。首先它是我们自己觉得很感兴趣的事情，不论有没有观众来我们自己都愿意做。大环境都已经这么糟了，可以努力把自己的小环境建设得好一点。
成都一直是被大家提起来就会说“巴适、安逸”的地方，好像大家更在意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不去关心那种比较宏大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说，政治政策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干扰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可能因为是移民城市，你就必须要变得彼此更包容更体谅一点。另外成都相对来说生活成本比较低，相对独立一点的文化空间、有一点理想主义的人，就有生存空间……它公共性的那一面，因为在其他地方相对来说比较萎缩，就显出来了。
我刚离开不久，可能还一种带着美好滤镜……成都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这种流动性也好，丰富性也好，到底是不是长久的、脆弱的，有的时候也会担心……但是目前至少我自己一年半的体验非常丰富，会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在北京待了 16 年……有时候聊起成都生活，尤其是跟一些外地回来的，北京上海来的朋友们，大家都会说好像 10 年、15 年前的北京。有趣、丰富，有各种小剧场、独立的纪录片展、有趣的人……但是北京那些有趣的部分在城市治理方向改变之后变得越来越萎缩，有趣的事情越来越少，公共讲座能谈的话题也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低，好玩的人都在离开……大家交换的信息全都是这些不能讲出来的事件，好像人人都挺无力的。
所以一开始出去读书，就是想换个环境……我即便现在读博士，也没有打算之后转向学术，无非就是换一种生活方式，换一个角度去解决自己的困惑……可能对我自己更有意义。
从务虚的层面来讲，我觉得在成都之后，整个人都变得更乐观了一些。虽然大环境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显然是变得更差了，但是你会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垮的，大家还是能找到一些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成都，都是因为在这你能找到可以聊天的人。有很多经常来敦壩的观众会说，“我在以前的圈子里找不到可以真正聊天的对象”。在北京，我当然也有能聊天的朋友，但是大家都挺忙的，好像见一次也不那么容易，而且其实观点都差不多。但成都的这种公共生活是不断有新人加入进来的，大家有开放的心态，真正关心和愿意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是一个不断扩展、加深、丰富的过程，而不是陷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所谓“跟真实世界、跟更多真实的人连接”，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在北京，你如果在饭馆吃饭，聊到一个公共话题，大家都会自觉地压低声音，怕你的观点跟邻座不一致，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但在成都，大家就比较自然地聊起来。我一开始印象很深的是，居然还会有人因为参加一场公共活动，观众之间迅速聊得火热，加了微信约了一起再去干嘛。这种事情在北京有好些年没有见过了，通常大家去参加一个活动，看完、听完就走了，没有交流的欲望。可能也是因为成都圈子比较小，城市也小……很容易就看到相熟的面孔，然后就聊起来，变得更熟。
敦壩的活动会让你有更多的参与性和表达的机会……比如“十日谈”的设置，没有时长、主题、形式的限制。来的嘉宾想谈什么话题都可以，想谈多久都可以。观众很容易加入进来，在分享提问阶段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追问，换做其他更正式一点的活动，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哪怕是最简单的，就是形式上，大家围成一个圈，感觉就很平等。观众彼此之间可以有眼神、肢体、面部表情的交流，不像常见的活动，就是所有人面向嘉宾，单向的。再比如观影会，大家一起看一部电影然后一起讨论，也没有那种中心的感觉。
其实（这些活动）能吸引更多人来，我觉得是大家找到了一个可以表达，以及倾听、沟通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一开始更愿意强调自己的观点，慢慢地你会觉得他好像更能听进去不同的意见，然后条分缕析地去沟通，这就特别好，也很有利于大家彼此认识。
我们老说社会没有这个空间、自组织的东西比较少，但是通过这种公共活动，在这种小环境里，它就是自我建设的一种实现方式，也是某种抵抗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活动的一部分意义就在于它展示了这种可能，没有那么难的，你想做的时候就做起来。不需要一开始就去设想它到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影响、意义、或者能不能持续。你做起来再说。我们以前都很习惯于先做一堆计划，发现实现不了就很沮丧。但其实做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很多东西真的就会自然生长出来，一旦开始了，就会激发越来越多的想法。
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做这种公共性的东西，要主动建设个什么。其实这些活动对这些参与的人本身也有影响。有人因此换了工作，有人从别的城市搬到成都来，有人结识了很多好朋友，还有在这里找到伴侣的……你能看到这些持续的讨论，持续的交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我自己的影响，就觉得还挺好。
Q：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可能就是探索剑桥。很奇怪，理论上我是博士三年级了，但是我第一年在国内线上读，第二年在做田野，所以我既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又像新生一样。所以最近两周都在大街小巷地逛。
Q：有趣在哪里？
A：我记得一开始我想查一下图书馆的开门的时间，，打开页面第一句话就被惊到了，说学校有 100 多个图书馆。然后你觉得身边每一个人都极其聪明，恨不得酒吧里面打酒的人都是博士，只是在打工而已。我有朋友还说某天在酒吧里喝酒，旁边有几个年轻人在讲拉丁文，可能是某种小社团练习什么的。你觉得身边所有人好像都有过人的地方，都很聪明，有自己有趣的研究在做，还挺新鲜的。
Q：那最近的隐忧就是写论文了吧？
A：哈哈，每个人的论文写作都是一个血泪史。有时候觉得不忍心问对方的论文题目和进度，但是你不问好像也不太对，因为这基本上就是博士生的全部生活了。
Q：有什么有趣的人推荐吗？
A：张颖吧，她像多爪鱼一样能做好多事情，精力无限，我很佩服她。她做律师，又积极参与公众活动，还在律所做了一个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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