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 郭罗基：我的学生李讷

野兽按：今天阅读到姚监复先生的《趙紫陽的歡笑、微笑、苦笑和眼淚》一文，里面提到：

那是在二○○四年三月，我看時間接近中午了，不忍心再打擾重病中的趙紫陽，就向他說：「紫陽同志，最後我再告訴你一句話。李銳同志說，我們黨的歷任總書記下台，只有你和陳獨秀，沒有違心地認錯。」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指著我的臉，嚴肅地問我：「是你說的陳獨秀？」我答道：「不是我說的，是李銳同志對我講的。」這時，他轉過身，一邊走向書房深處，一邊高舉雙手，大聲地、忘我地哈哈大笑，還連聲說：「陳獨秀！陳獨秀！哈哈哈！哈哈哈!!……」

丁東聽我講這個細節時，很嚴肅地說：「這反映出趙紫陽內心深處的心態」。趙紫陽的歡笑，是知道一位黨史專家肯定了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的歷史性選擇。他可以忍受委屈、不公正的處理和軟禁，只要在歷史上被理解，他就是真正的勝利者，道義上的勝者。未來歷史法庭的最終判決，他提前知道了。因此，趙紫陽歡笑了。

在談話中，他首先關心流亡海外的遊子們的狀況。我概括地向他介紹「六四」後流亡在美歐的年青人和中年學者走了不同的道路，但都在為民主而奮鬥。一條路從事學術活動，吳國光在大學從事政治學研究，方勵之搞天文學。年青人攻讀博士，如王丹、王軍濤等；另一條路是，讀了商科後真的從商，如柴玲；第三條路是當了隨軍牧師，如熊炎；還有一條路是到台灣去，吾爾開希在台灣台中電台午夜講人生哲學，管惟炎到台北清華大學搞研究。只有阮銘投靠了陳水扁，當個資政。最後還有一些到了退休年齡的老人如郭羅基、蘇紹智、戈揚都有救濟費，戈揚、郭羅基住進老人院。在美國大學的學術活動時，我見到過蘇紹智、陳一諮、郭羅基等。雖然，他們有了自由的天空，但是失去了祖國的土地，像缺少觀眾而對手不在場的拳擊手。我感到他們內心的孤獨、苦悶、煩躁。但是，他們中沒有人放棄理想，沒有人退出爭取民主的艱難的鬥爭。

當趙紫陽知道「八九風波」並沒有完全吹滅追求民主的烈火時，他在微笑。「六四」槍聲也沒有使流亡者喪失鬥志與理想，在困境與孤獨中堅持著、思索著、戰鬥著，他的消瘦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從內心發出了真誠的充滿著希望的微笑。

杜明明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記實》中寫道：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趙紫陽全天昏迷。情況持續惡化。一月十七日凌晨四時，腎臟功能和微循環衰竭。五個子女依次單獨走到趙紫陽床前，向老父親做最後的傾吐。他們握著老人的手，不停地在他瘦骨嶙峋的手背上撫摸，趙五軍失聲說道：「爸爸，你不僅生下了我們，也教育了我們怎麼做人，你放心，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善良、正直，我們的所作所為決不會沾污你的名字！」

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時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和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來到趙紫陽的病房，代表胡錦濤最後探望趙紫陽。

清晨六時三十分，趙紫陽只剩下遊絲般的呼吸和若有若無的脈搏，檢測儀器上他的心臟艱難而頑強地跳動著、跳動著、堅持著！孩子們明白：「他是捨不得我們啊！最後的十五年，他時時處處關懷國家大事，但也無時無刻不掂念著自己的兒孫們。」

一月十七日七時一分，趙紫陽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48年写过一部小说《一九八四》，董乐山译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中文版本1998年3月出了第一版。小说《一九八四》预言位于伦敦的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党）领导下大洋国的未来政治生活。“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主角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按照英社老大哥的指示修改历史上的旧报纸的错误。“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一九八四》，36页）

这篇文章中姚监复先生提到了郭罗基先生，于是想起十几年前读过多篇郭罗基先生的长文。谷歌出来，再次分享给诸位内地的书友。

郭罗基（1932年－），江苏无锡人，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反右运动中，被指为“右倾”。1975年，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批评北京市委。1979年，郭罗基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1]6月24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2]，探讨张志新案件。10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3]1982年，被调到南京大学。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教授资格被取消，也不能上课、出国。1991年，郭罗基通过法院提出起诉。1992年5月，当选“中国人权”组织理事。[4]11月，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郭罗基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转至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资深研究员。后中国使领馆拒绝为其护照延期。郭罗基现居奥马哈。[5]据郭本人所述，他一直都是爱国的，更在16岁时就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更是唯一一个宣传、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只不过是批评现政府和现今的共产党，才得到如今的不合理待遇。

2005年5月，获得赫尔曼·哈米特奖。[6]

注释

思想要解放 理论要彻底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10-26.，《红旗》杂志，1979年第3期

谁之罪？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10-26.，《光明日报》，1979年6月24日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10-26.，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0日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郭罗基访谈录之一，茉莉，2005年6月27日

郭罗基小传

郭罗基、包遵信和余世存获2005年受迫害作家奖，RFA，2005年5月18日

郭罗基：我的学生李讷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一个外国王子，一个中国“公主”。

中国“公主”

她是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和“红都女皇”江青之女——李讷。

李讷，一九五九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途因病休学，直至一九六五年才毕业。四年级的时候，我是她的哲学老师。

“反革命”罪的新规定——“迫害李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上，北大在东操场接连举行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那几天，江青、陈伯达、康生多次到北大活动，暗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授意先锋分子反工作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大会上，终于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陈伯达大讲对工作组的态度是阶级斗争问题。

江青也来强调阶级斗争，还说：“阶级斗争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大家都很吃惊，也很纳闷，阶级斗争怎么跑到毛主席的家里去了？全场屏息静气，听她讲下去。我站在操场的边缘，静到听得见草丛里夏虫的鸣声。她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毛岸青本来与一个护士关系很好，张少华（中文系学生，后以邵华名，称作家，又是少将，还是正军职。生子名毛新宇。）把她挤走了。江青婆婆妈妈讲了一堆家务事，然后说张少华是坏人，工作组重用坏人。还说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张少林（也是中文系学生），还有她们的母亲张文秋，一家子都是骗子（江青没有说是否包括张少华的同母异父姐姐刘松林，刘是毛岸英的遗孀）。这些事怎么构成“阶级斗争”？她把阶级斗争的定义搞胡涂了。

第二件，她说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他们家的宝贝女儿李讷。老师怎么会迫害学生？她举出的事例是他们在北京郊区搞“四清”时，郝斌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

江青越说越激动，脸色发青，声音发抖。我远远地望见，有人扶她坐下，递上一杯水，好像还吃了一颗药。

这是江青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话。人们颇为不解：毛主席的夫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大家窃窃私语，觉得她神经不正常。北大很多人被打成“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根据就是这一天晚上的议论。

张少华、张少林姐妹俩连夜逃离北大，也不敢回家，在外流浪。

郝斌当时不在场。第二天一早，他被学生揪回北大，押上三十八楼前的“斗鬼台”，蓬头垢面，驾“喷气式”，进行批斗，从此列入“牛鬼蛇神”。

所谓“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是怎么回事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历史系师生在顺义县天竺公社（今首都机场所在地区）搞“四清”。郝斌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李讷是组员。李讷与郝斌在如何对待“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李讷大概听从江青的指使，主张对“四类分子”狠批狠斗。郝斌强调稳重。因为李讷身份特殊，再加上身体不好，郝斌关注她的安全和健康，明里暗里派人保护。结果，扯上争议，保护成了“迫害”。郝斌遭此飞来横祸，吃尽苦头。后来虽然“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戴稳，但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

命运捉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方针是“从逍遥派中提拔干部”。北大的逍遥派真不多，挑出一个郝斌，不断提拔，后来当上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恐怕他本人从未有过当党委副书记的抱负，历史系的同事也不会对他有当党委副书记的期望。郝斌因祸得福。

江青点了郝斌的名之后，确立了一条“反革命”的罪名——“迫害李讷”，北大独有，别处所无。历史系的教师，特别是教过李讷的，诚惶诚恐，都在回想与李讷的接触，有无不妥之处？

给李讷的考卷打四分也是“迫害”

第二天，聂元梓在哲学系说：“迫害李讷，昨天江青同志本来要点两个人的名，除了郝斌，另一个是谁？你们猜。”大家无从猜起，叫她“你说吧”。她转过头来对我说：“是你！”聂元梓向来说话带水份，我也并不特别在意。听她往下说：“李讷的哲学考试，你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成绩，江青同志很生气。江青同志还说：‘有人说郭罗基很有才气，我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她认为你的问题比郝斌更严重。”当时流行的帽子，对掌权的是“走资派”，对知识分子中的老家伙是“反动学术权威”，对知识分子中的年轻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都是属于打倒的对象。聂元梓继续说：“我恳求江青同志，不能点郭罗基的名。他是老左派，斗争坚决。你一点他的名，陆平黑帮就高兴了。”

她似乎等着我感激一番。我说：“我给李讷的考试成绩打了四分，是‘良好’，不是‘不好’。老师给学生打分怎么叫做‘迫害’？……”孙蓬一在旁边扯扯我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孙蓬一后来是聂元梓的副手，在北大号称“聂孙”。文革初期，他调到中央文革当了一阵子联络员。事后，他对我说：“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里的想法。这一次聂元梓的话没有水份，当时我也在场，江青同志确实是这样说的。不过，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是没有道理！反正没有点你的名，你就不要吭声了。搞不好，把你的言论反映上去，又会惹出麻烦。”

李讷“公主”，生错地方

李讷在校时，我对她的印象是不错的。当时北大的高干子弟众多，有人说，如果通知开一次家长会，可以把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上请来。高干子弟中的两个学生，口碑最好，一个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李讷衣着朴素，有时穿的可能还是江青在延安时代的旧衣服，这样的打扮在女学生中是少有的。李讷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传说她爸对她要求极严。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的食堂没有油水，李讷想回家加点油。她爸对她说：“你不要来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饭去。”平时见到李讷，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一次下课后，她和我同路，却是有说有笑，不失为真情少女，我见到了另一个李讷。公众场合的李讷和私下的李讷，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有一天，一个同事请我到他家吃饭。席间，问起李讷。我说，她极力自我克制，个性是受压抑的。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在李自成即将破城之际，命皇后、贵妃自缢，还挥刀砍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口中念念有词：“可怜生在帝王家！”（长平公主没有被砍死。后李自成命人为她疗伤。农民起义领袖比皇帝富有人性。）我说：“你们听见没有，生在帝王之家是一种不幸。可怜的李讷公主也是生错了地方，没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高干子弟大部分骄横放肆，也有类似李讷这样的过于谨小慎微。这都是人性的扭曲。

那时候的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听到我这个党内的异端分子称李讷为“公主”，很刺耳。“哎，哎，不能这样说吧。”文革中，被人揭发，成了我的“反革命”罪状。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皇帝”。“伟大领袖”可以自称秦始皇，别人说了就是“反革命”。

我看到郝斌被牵来牵去游斗，为他不平，也为自己庆幸，总算逃过一劫。谁知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得了。

批评聂元梓遭报复

赶走工作组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号称“红色政权”，聂元梓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国只有两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以阮铭为主任的中宣部文革。）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贴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题目是《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被说成“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批评聂元梓就是“砍倒毛主席树立的红旗”。起初，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是少数，辩论了几个月，支持者越来越多，北大分裂成两大派：拥护校文革的叫做“新北大公社”，反对校文革的叫做“井冈山兵团”。这时，聂元梓就不客气了，她把当初江青要点我的名，称我是“修正主义苗子”等情，和盘托出。大字报越说越玄，有的说我给李讷打了三分，还有的说我给了她一个不及格。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对我说：“郭兄，你迂呀[1]，看到李讷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打个五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钱，何必吝啬！”原来李讷的门门五分是这么来的。我教的这门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家有一座“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挨着“顶峰”，好像得五分是理所当然的，否则似有藐视“顶峰”之嫌。得了四分，怪不得“江青同志很生气”。也有“井冈山”人贴出支持我的大字报：“郭罗基一身正气，没有媚骨。他准备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诉诸公议，和你们辩论。”我并没有说要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2]。但这个大字报泄露了天机，大家知道我还保存着李讷的考卷。

勒令交出李讷考卷作罪证

军宣队进校后，一九六八年九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初期，造反派在历史系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李讷看到后，回去向毛汇报，毛改了一个字：“池深王八多”。以后，“池深王八多”就成了北大的标签。军宣队又加油添醋，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学生名“王七一”，军宣队居然叫他“王八”。

我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先是办“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实际是连续的批斗会。 接着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

第一条就是“迫害李讷”，并勒令我交出李讷的考卷。

那一年学期末，讲课结束，复习一周，然后考试。李讷要求提前考试，还有一个男生也要求提前考试，都说了一些理由。我为他们另外出了一套试题。阅卷时，我认为他们两人的水平差不多，都给了四分。我知道李讷平时学习很努力，理解能力也不错，可能她没有经过复习，发挥得不是很好。过了几天，我将试卷交历史系办公室保存。教务员是一位老太太，我的无锡老乡，名顾霭如。她对我说：“李讷门门功课是五分，你给了她一个四分，她很不高兴。”我说：“是吗？我来找她谈谈。”我自以为我同她是谈得来的。李讷的试卷暂时由我保存。学生的试卷无论是由系办公室保存，或由教师保存，都只保存三个月。我找李讷，她回家了。后来我又借调到教育部，离开了学校，一直没谈成。那份试卷不经意间三个月后也没有销毁。

提出“迫害李讷”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对李讷的印象不错，不可能发生迫害。但她的考卷只值四分。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

后面那句话是孙蓬一同情我的时候说的。这时，由于派性作怪，他也加入了整我“迫害李讷”的行列。

是不是“迫害李讷”，关键就在于要我交出考卷。不难想象，指着考卷，他们就可以坐实“迫害”的罪名了。哲学不像数学那样对错分明，他们一定胡搅蛮缠，说李讷的答案如何精彩，我的评判如何不公，可见是“迫害”。所以这份考卷决不能拿出来，但要销毁已经晚了。文革中，如果哪家烧纸冒烟，邻居就会检举：“销毁黑材料。”如果扔到马桶里，堵了，又成问题。我只能把它转移出去。

要我交出李讷的考卷，我说销毁了。他们不信，就到我家抄家。考卷没有抄到，但又多了一条新发现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家里没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说，人民群众热爱毛主席，到处挂毛主席像；反革命分子仇恨毛主席，所以不挂毛主席像。从反革命分子不挂毛主席像，推出不挂毛主席像就是反革命分子，逻辑上不通。文革中，只要被定为批判对象，无论怎样批判，不顾事实，不讲逻辑，都无所谓。可悲的是，我的同事都是教哲学的，居然也置逻辑于脑后。但在这种场合同他们讲逻辑是没有力量的。我以攻为守，反咬一口，说：“你们家里随便挂毛主席像，让毛主席看你们吃饭、睡觉、拉屎，这叫热爱毛主席吗？”他们说，联系到你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为“皇帝”。我说：“照你们所说，我是仇恨皇帝呀。”他们无话可说就“打态度”。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恶劣”，不在乎了。

反毛主席，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的第三条“反革命”罪状，确实是反毛主席，但不能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但这一切都不能明说。我已经想了很久，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者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在北大，这句话被传为“郭罗基的名言”。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文化大革命中，谁是“伟大人物”？说聂元梓是“伟大人物”，还不够格。起初，拥护“红色政权”的保聂派只是从派性的角度来反对我，说我“把革命群众当奴才”。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品出味道来，说：“郭罗基哪里是反聂元梓，他是反毛主席！”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承认了，必将大祸临头，极不明智；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为我鼓掌的人们。经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我在紧要关头尚能保持方寸不乱，批斗会上急中生智。我说：“我当时说的明明是反聂元梓。但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你们说是反毛主席，那就是你们的一种理解。”他们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不好说。我把球踢了回去。一时冷场，他们无以应对，就空喊“顽抗到底决没有好下场”之类。

专案组为我送“鸡毛信”，销毁考卷

我被关在南阁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原是卫生间，后来撤去浴缸、马桶，成了储藏室。现在是我的囚室，只能放一张床，再也没有活动空间了。好在还有一扇窗户，可以欣赏来往行人。外间住着两个看守。专案组就在楼上。我的前妻刘渝宜给我送替换衣服和伙食费，都只能交给专案组。她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我倒是能从窗户里看到她走进南阁。私设公堂，非法关押，连中国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允许的，在人民共和国里却是司空见惯。

几个月之间，每次总是审问两个问题：“李讷的考卷到哪里去了？”“交代你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

我对抄家早有防备，作了一番处理。章太炎逃亡时，包袱里只有手稿，别无一物。世人咸笑其痴。轮到我搜索家室时，才觉得章太炎不痴，想来想去确实只有手稿是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个旅行包里，还有来往书信（心想假如我当“反革命”，不要连累别人），再加李讷的考卷。这个旅行包寄存在西苑中直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一个朋友家。那里是所谓“保密单位”，本来比较平静，后来也闹起来，而且卷入北京的天派、地派。我担心，如果他们那里的天派搞到了李讷的考卷，就会送交北大。我想通知刘渝宜将考卷销毁。可是谁能为我通风报信？我处在禁锢的牢笼之中，唯一的通道是专案组，只能通过他们的手来传递信息。我使出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浑身解数，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我将一副棉手套故意弄破，交专案组，说：“让我爱人补一补，补好后送来。”棉手套的夹层里藏一纸条，她伸手进去就会感觉有异物。纸条上写：“到西苑取回旅行包。途中找出考卷，撕碎，扔在河沟里。”过了一个星期，渝宜将补好的棉手套送到专案组交给我，还有一瓶炒面。我知道炒面里一定有名堂。果然，掏出一小纸片，上面有三个字：“完成了”。

专案组为我送了“鸡毛信”，他们当了义务交通员还不知道。以后提到考卷，我意味深长地说：“销毁了，千真万确，肯定无疑！”

与专案组斗法

文化大革命中，追查“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整人的杀手锏。当时有一个《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简称“恶攻罪”。执行起来，非但“恶攻”毛主席、林副主席有罪，而且扩大到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但“攻击”有罪，连“议论”也有罪。凭日记、书信以及关起门来的议论，等等，就可以定为“反革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历次运动都是自证其罪。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大部分也是自己“交代”出来的。一方面是可恶的专案人员进行逼供、诱供、套供，另一方面是被审查人员的天真，轻信什么“坦白从宽”。结果正是根据“坦白”来定案。

专案人员对我说：“根据你的思想，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看法。”这些人都有阴暗心理。他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没有看法，连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看法，千方百计让你讲出来，给你定罪。

我说：“即使我有思想，没有言论；是言论，也不是行动。你们总是凭言论定罪。你们要我交代思想，一讲就成为言论。是不是引诱我犯错误？”我在文革中对思想、言论、行动的关系有切身体会，所以后来才能写成文章。

我不否认我有“思想”，就是不讲，尔奈我何？

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材料了，就看你交代不交代。”然后就来“讲政策”：不交代，对自己、对家人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交代了，可以“给出路”等等。我知道，这是一种诈唬的手段。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就照你们掌握的材料处理好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对我说，你的同伙化学系某某人交代了，也揭发你了，你不交代问题就严重了。这也是专案人员常用的诈唬手段。如果从我这里挤出三言两语，又可以去诈唬某某人：“郭罗基揭发你了。”来回诈唬，诱发不实之词，成了假交代、假揭发。我回答他们：某某人交代是他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实？我不知道。尽管他揭发我，我没有什么可以揭发他。

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

掩饰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很痛苦的。有时，我也有像张志新那样的正义冲动：“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好，我就来交代。我愿意和你们辩论，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渝宜了解我的心情，常劝诫我：“你要沉住气，将来有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为了一时的痛快，不顾后果。”就是为了将来有讲话的时候，我才忍受暂时的屈辱。张志新光明磊落讲出自己思想，结果在“反革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从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直到死刑。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一九七九年发表《谁之罪？》之后，常有人问我：“你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这是我酝酿了十年才写出来的。”

专案人员不仅要我交代自己的“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还说我是井冈山兵团“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后台。

最早进驻北大的军宣队是六十三军（四五八七部队）派出的，负责人刘信是该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带来的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杨顺德，是他抓“反革命”的得力助手。这位杨处长是个獐头鼠目的“武大郎”。他找我谈话，说：“你们井冈山兵团有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每条线都通到你这里。你们的大印，我们都拿到了。……”要我交代与“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的“联络图”。我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这是“土八路”办案，以为“反革命小集”必有“大印”。拿到“大印”，显然是谎言。

井冈山兵团中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共产主义学会”、“马列著作学习小组”等的小团体。后来弄清楚，凡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都是拥护毛、坚持文革的正统派；凡是“马列著作学习小组”都是“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异端分子。这些“马列著作学习小组”常常向我请教理论问题，还到我家借阅书刊。在军宣队的高压之下，不少人把我牵扯出来，所以我成了“总后台”。事后，井冈山兵团的人们笑称我是“总后”。

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忽一日，南阁人来人往，步履匆匆，好像出了什么事。专案组对我说：

“回家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回哪个家？”

“回你自己的家。”

“隔离审查不是还没有做结论吗？我怎么能回家？”

“军宣队犯错误了，谁给你做结论？”

回家后才知道，在这四个多月里，北大出了大问题。住“牛棚”的和像我这样单独关禁闭的达九百多人，超过当时在校人数的百分之十。自杀的接二连三，每有自杀，就刷一条大标语：“XXX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人死了也不放过。这样的大标语，人们数了四十多条。直到翦伯赞夫妇自杀，惊动了上面，派人到北大调查，发现“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取代四五八七部队。从此，北大号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

我确实是他们要抓的“反革命”，这一次混在九百多人的“扩大化”队伍里溜号了。但第二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揪“五一六”，我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在北大是老“运动员”。一九八二年离开北大的时候，得了一个群众评语：“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转自《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