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司機》出錯的光州記憶

10 月 13 日

電影將金士福描繪為一個政治冷漠的“好人司機”，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於爾根·欣茨佩特曾經多次回到韓國、在韓國民主運動中再做新聞報道，1986年他在光化門采訪時曾被警察帶走拷問，2003年12月他在新聞獎頒獎儀式上表示希望與金士福再次相會，在片尾他本人的影片片段中他也如此表示。他說希望與金士福一起看看韓國的新面貌。《計程車司機》電影上映前一年，2016年他在德國逝世。他不可能找到金士福，因為金士福早在1984年就已經去世，他們從光州回來的第四年。這四年間他可能罹患了嚴重的創傷後遺癥和抑郁，重新開始酗酒，並因此不久便患上肝癌，1984年離世。他的性命和罹難的光州市民一起留在了第五共和國里，他不是光州的幸存者。電影中他是一個開朗樂觀甚至帶點滑稽的貧窮司機，因喜劇般的連鎖巧合被動地卷進光州事件里，在光州後繼續工作、載客、保持陽光，並且保持政治冷淡，在2003年從馬虎學生落在車上的報紙看到於爾根領獎的報道。然而真實的金士福從一開始就明明白白知道他們要去幹什麽，他是明知要搭上性命而去，並且他們去了兩次，在光州後亦無法走出。

虛構的金士福

片中的“金士福”是貧窮的平民街頭出租車司機，生活困難，租金連著拖了四個月，他是因為年幼的女兒在房東家的兒子那里受氣才接下十萬元的光州接送工作；他像每個影視中常見的貧困勞動者一樣，陽光、土氣、滑稽——並且不了解學生運動，像很多人想象中的“底層”形象一樣——需要啟蒙的愚昧無知的好人，他開頭對彼得說會英語只是說大話，他的英語磕磕絆絆、是在沙特打工時學的，在沙特開卡車的經歷讓他覺得“韓國是個好地方”。說實話，這是一個十分臉譜化的角色。另外電影並不是依照於爾根的原話制作的。電影中的金士福可以說是一個完全虛構的人物。

現實中的金士福，是一個酒店專送司機，溫文有禮，有一定的英語技能，經常接待外國客人，“他並非像電影中所表現的那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載客進入光州，而是一開始就知道要搭上性命”。而且他們去了兩次。

真實的金士福並不是一個貧困的底層勞動者，他開了家出租車公司，自己也雇傭了幾個司機。他與外國媒體公司、外國官員都有業務往來，經常被介紹給顧客。金士福的兒子說他當時也肯定是被介紹去的，他發出了金士福和包括於爾根在內的許多德國廣播電視聯盟員工的合照，他們應該之前就有過合作。他來自朝鮮，出生於1932年，小學四年級時來到韓國釜山，父母來韓國途中死於船難，他由姨媽撫養長大，在學校里成績優秀。他還是一位天主教徒。

他是開著一輛黑色的轎車和於爾根以及另一位他們電視台員工去的。

"<택시운전사> 김사복은 내 아버지... 사진 공개합니다"

그리고 씻고 들어오셔서 제게 얘기한 게 광주 이야기였다. 그날은 막 흥분하셔서 분통을 터뜨리고 그러셨다. 같은 민족끼리 어떻게 죽일 수 있냐며. 어떻게 총에 칼을 꽂아 찌르고, 총으로 쏘고 그럴 수 있냐면서 말이다. 광주 이야기를 하루 만에 다 하신 건 아니고 그 후로 종종 말씀해주시곤 하셨다. 그 후 며칠 뒤였나? 아버지를 따라서 외국 언론사에 간 적이 있다. 독일 언론사의 한국지사였나. 거기서 피터 아저씨가 찍은 영상을 봤다. 거기 독일 기자, 일본 기자 분들이 계셨다. 영상을 본 후 독일 기자들과 조선 호텔에서 정치 얘길 한 게 기억난다. 그러다가 그 양반들이 호텔에 도청장치가 있을지 모르니 조심하라고 한 것도 기억난다."

DeepL機翻：

他洗漱完進來，給我講了光州的故事，那天他非常生氣，他說："你們怎麽能殺同族的人，你們怎麽能把刀插在槍里，捅死他們，射死他們，怎麽能這樣做？他沒有在一天之內告訴我光州的整個故事，但他經常在之後告訴我。那之後過了多少天？我和父親一起去了一家外國新聞社。我看到了彼得叔叔拍攝的影片。那里有德國記者和日本記者。看完電影後，我記得在朝鮮的一家酒店里和德國記者們談論了政治。我還記得他們告訴我要小心，因為他們可能在酒店裝了竊聽器"。

金士福從光州回來的那年，他的兒子已經22歲，他清楚記得父親回家的第一句話是“怎麽可以這樣殺害自己的同胞？”

"그때는 광주의 실상을 밖에 나가 얘기할 수 없었다. 아버지도 불안했을 거다. 평소에도 술을 좀 드셨는데 그 일 이후 엄청 술을 드셨다. 광주 일로 쇼크를 받으신 거다. 피터 아저씨와 광주에 가서 소신이 발동해 진실을 반드시 알려야 한다는 마음에 어렵게 김포공항까지 모셨는데 마음 편할 사람이 누가 있을까.
그 후 어떤 일이 있었냐면 YTN 현소환 부국장님이 제게 전화한 적이 있다. 제가 아버지 사업을 받아서 할 때 그 분을 태우러 갔거든. 돌아가셨다고 하니 좋은 분이 가셨다고 애석하게 생각한다고 말했다. 그 분이 아버지가 어떤 일을 했는지 잘 아실 거다."

DeepL機翻：

“那時我們不能出去談論光州發生的事情。我父親一定很焦慮。他平時很少喝酒，但發生了那件事後，他喝了很多。光州發生的事情讓他很震驚。我和彼得叔叔一起去了光州，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到了金浦機場，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說出真相，但誰又能接受呢？
之後，YTN 副社長玄素煥給我打了電話。我在接手他的業務時去接了他。當我告訴他他去世了，他說很遺憾聽到一個好人去世了。他知道我父親做了什麽"。

金士福的兒子說他不知道2003年於爾根領獎時的事情，他是在2017年《計程車司機》上映時才知道（於爾根在尋找他父親）的。當時他和兒子以及兒子的朋友一起去看了電影，據說這部電影的主角和爺爺很像，他聽到電影中提及父親的名字才猛然想起三十七年前父親和他曾提及過的和德國記者一起去光州的故事，當時他整個人都凍住了。可是金士福在三十三年前就已經與世長辭。

當天晚上他在推特上發文，“아버지 이름이 가명도 아니고. 나라를 위해 하신 분께 예의도 아닌 거 같고.”（我父親的名字不是化名。我認為這不尊重他為國家所做的一切。）

金士福不是看著四福香煙留下一個假名和假號碼的。金士福留下了正確的名字與電話號碼，只是那個號碼在1984年就已經無法打到金士福那里了。他不是光州的幸存者。

- 80년 5월 23일에 힌츠페터 기자는 김사복씨와 한 번 더 광주에 갔다는 기록이 있는데 이에 대해 들은 건 없나.
"그랬다고 하더라. 근데 그건 잘 모르겠다. 20일에 다녀오신 것도 동생이 차가 찌그러진 걸 보고 물어봐서 안 거니까. 그 이후에 또 다녀오신 지는 잘 몰랐다."

DeepL機翻:

- 1980 年 5 月 23 日，欣茨佩特又和金士福一起去了光州，你聽說過這件事嗎？
“他說他去了。但我不知道這件事。我知道他是 20 日去的，因為我哥哥在看到汽車被壓壞時問了他。我不知道他之後是否又去了"。

虛構的光州

片中金士福是一名偶然被動卷入光州事件的（所謂的）“無知底層勞工”，電影出現次數最多的一詞就是他用蹩腳英語說出的“danger”，他不停在幫助欣茨佩特與不幫助之間徘徊，然而事實遠非如此，他不僅是明知危險而去，他甚至去了兩次。他也決非一個需要啟蒙的“愚昧平民”，並且，在光州之後，他不是一如往常地過著原先的生活、光州後也未在思想或行動上主動接觸任何政治，而是再也無法走出。虛構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電影的虛構倒向如此確定的方向，盡管當時無法確定金士福是何人，這和欣茨佩特的敘述也是不符的。

在這部紀念光州事件的影片中，“金士福”卻一直扮演著一個政治消極的被動的角色，這部本應作為對這位出租車司機的紀念的電影卻甚至沒有盡量準確地還原欣茨佩特的敘述，讓他在片尾對金士福的苦苦搜索和懷念成為一場獨角戲——這部電影沒有誠懇地尋找金士福。他們沒有好好在歷史中尋找金士福的身影。所以它對光州的紀念亦是失敗的——一個人怎麽會因喜劇般的連鎖巧合前往光州，又怎麽會在光州之後依舊保持政治冷淡的態度？

於是帶著這種眼光再去看電影中虛構的情節，電影中為光州行添加的細節都仿佛千瘡百孔，電影本身也可笑。

電影的“政治”所基於的“良知”就是最大的體現。“這種‘良知’是個人的，其前提是來自於個人的轉變，而非歷史的、結構的。”甚至這種“良知”是在強調“沒有轉變”。強調不需要轉變、不需要影響，也不需要自知的行動。（我前文）說是“啟蒙”，其實電影里啥也沒啟蒙。這和光州是完全相悖的。像這樣的電影塑造的是謬誤的光州記憶。

《逆權司機——第三世界與民族文化的想像》

《逆權司機》對地緣政治不是忽視的，片中也提及大量的南韓技術人員，因為地緣政治經濟的需要在西德當護士和礦工，金四福也到過沙特阿拉伯當過運輸。然而，片中來自西德駐日本的記者Peter，被呈現為理所當然的文明象徵，是自然而然站在學生那邊的，是附以片尾的訪問的「真實」存在；相反，金四福是充滿滑稽的形象，從無知的的士司機變為有「良知」的人（他最後得到Peter的認可「You are a good man. You did a good job」）。
這種「良知」是個人的，其前提是啟蒙來自於個人的轉變，而非歷史的、結構的。因此《華麗的假期》有善良的軍人、《逆權司機》最後也有一個看到金四福用假車牌但讓他們離開的軍人。簡單說，我們只看到個人之善惡，而看不到整個歷史、政經的格局。恰恰因為東亞大部分民族國家是以自我否定方式而建立，所謂西方普世價值成為顛簸不破的真理，這種真理又通常以在第一世界受訓的本地知識分子宣揚。去歷史地、抽象地、離開階級地說明民主的普及性，集中在於法治（如《逆權大狀》）、政制的改革，而忽略這種「民主」能否建立具批判性的、擺脫現代化線性邏輯的主體。自由主義式民主卻不能有效推翻既有的世界秩序，而只是改良現有的制度，不能提供另類的民主主體如經濟、文化的民主。正正是批判主體的缺失，代表西方價值的基督教文明便順理成章成為許多亞洲電影不可分割的精神面貌如《投名狀》（2007）、《金陵十三釵》（2011）、《華麗的假期》、《逆權大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