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才是受害者”：民粹主义者如何利用恐惧和自豪感来赢得支持

作者：Jessie Barton Hronesova

译者：阿K

来源：Balka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twork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被犯罪、冲突和不公正所迫害的受害者概念在全世界各地的政治辩论中激增，这一概念对选民和领导人的社会和政治偏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率先提出了一种扭曲的观点，即针对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白人种族灭绝” ；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号称是为了防止俄罗斯成为西方压迫的受害者。

在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警告不要让“西方霸权”强加的“混血世界”威胁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在塞尔维亚，亚历山大·武契奇 (Aleksandar Vucic)不放过任何机会，展示他的政府是西方政治及其邻国的常年受害者。

特别是在欧洲东部地区，受害者政治已被证明是民族主义和激进右翼政治领导人的有效宣传策略，他们采用简单的黑白对立描述复杂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作为动员选民的工具，煽动民众情绪、压制批评者并使反对派失去合法性。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日益成为政治主流，受害者叙述手法也随之激增。

声称自己是受害人身份的依据可能源自直接受到的痛苦、历史上的不公正、政治结构上遗留问题或它们的结合。从爱沙尼亚到保加利亚，东欧国家在其国家元叙事以及他们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中采用了受害人身份的各类方面，导致了部分人们所说的“对受害人身份的区域性渴望”。

在1989年后的经济发展、加入欧盟、对作为政治和文化实体的 "西方 "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敌意的背景之下，关于二战和前南斯拉夫战争的战时痛苦、communism的邪恶统治和被 "西方 "虐待的叙述手法在各国被使用得越来越普遍。

为什么是受害者？受害人叙述在政治宣传上有效且易于理解。对右翼民粹主义者十分具有吸引力，就是因为这种叙事手法能一举动员选民并贬低反对派。

受害者的身份利用单纯和向往正义的情绪以及饱受不公的痛苦。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动员是合法合理的，是基于例如战争受害者要求补偿时的真实生活经历，但对受害人的政治挪用往往基于夸大或颠倒的受害人身份动态（即把施害者说成是受害者时) 以占据道德制高点、逃避责任并为错误行为辩护。

现在有一种谬误的逻辑是受害者不会成为加害者，因此右翼声称自己得受害者身份是为了反驳对犯罪行为、过往罪行或同谋的指控。例如在塞尔维亚在政治上不断援引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包括武契奇的祖父在集中营中死亡）直接试图反驳克罗地亚在20世纪90年代声称自己是受害人，而援引布莱堡大屠杀（译者注：二战后对亲德派的大屠杀）也是转移塞尔维亚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罪行的工具。

对 "高贵的受害者身份 "的盗用

受害者身份是一种强大且能引起情感共鸣的政治立场，可以利用它来转移选民关注那些可能隐含的不法行为、甚至领导人的直接罪责。

而这种手段甚至适用于真正的历史受害者的政治场。1982年，以色列政治领袖大卫·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在因入侵黎巴嫩而受到批评时说，“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可以向我们的人民宣扬道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拥有合法受害者（大屠杀）的国家不可能有错。

这种手段在当代东欧各国对大屠杀历史的曲解中产生了共鸣，即强调国家的受害者身份而忽略了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 (PiS) 支持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牺牲、英勇和高尚的受害者身份的叙述，这种叙述超过了波兰犹太人的叙述（当然，实际并不是这样的）。这种叙述暗示，波兰人是苏联和德国占领时期的受害者，他们抵抗并拯救了他们的犹太人邻居。

这种叙述与当地人在大屠杀中的共谋（最著名的是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叙述直接并列。对这种叙述的反对被贬低为损害波兰民族的优良名声，并被指责为“耻辱政治”。

波兰社会党作为一种爱国主义势力，一直希望确保二战的记忆受到充分保护，不受外界玷污。该策略的另外一部分还要求德国进行赔偿，以便再次强调谁才是受害者。在前南斯拉夫内部无休止的互害内斗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举动。

将communism描绘成与纳粹主义相同的极权和犯罪的形象，这种尝试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中也很突出。在欧洲记忆的领域中，将communism和纳粹主义的罪行（所谓的“双重种族灭绝”理论）等同起来的努力，是旨在将东方的历史经验插入进更广泛的欧洲记忆过程中，并承认communism（和苏联）对东方的迫害。

有些人甚至认为，communism比纳粹主义更糟糕，因为它持续的时间更长。这种叙述的目的最初是让苏联领导的傀儡政权与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提出的著名“回归欧洲"政策之间，保持明确的距离。然而这种说法越来越被当做一种政治工具，用来否定左倾政治选择，并煽动反俄情绪（在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后得到了增强）。

妖魔化西方

在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最近加入受害者叙事家族的是来自“西方”、欧盟、北约的偏袒和羞辱。

虽然 "西方 "在20世纪90年代代表着 "东方 "的最终目的地，但对于许多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霸权概念，是将自由主义政策强加给东欧的小国（最著名的是多元文化主义），以正如维克多·欧尔班所说，围绕性别平等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的“彩虹”政治剥夺了匈牙利的主权和国境线。

正如捷克民粹主义者兼独裁者安德烈·巴比斯（现任总统候选人）在 2021年担任总理时指出的那样，“捷克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将决定谁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不想要一个穆斯林统治的欧洲。”

或者用维克多·欧尔班的话说，匈牙利正在“受到全球精英的攻击，他们巧妙而彻底地制定了欧洲人口替代计划，希望借此削弱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和政党，然后控制整个欧盟”。

因此，受害叙述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它们定义了谁是受害方（通常是政客所呼吁的选民）以及他们是如何受到伤害的（例如暴力、制裁、经济边缘化、历史上的不公）。

他们还定义或暗示受害者（例如“他者”、“西方”、乔治·索罗斯、自由主义左派），然后将自己表现为救世主或正义斗士。受害叙事的内容基于“可利用的”受害者的某些方面，然后由叙述者重塑和转变，以唤起恐惧（成为受害者）、愤怒（对不公正）和自豪（拥有一个强大的捍卫者）等情绪).

它们既可以用于国内政策，也可以用于外交政策。在国内，它们有助于使政治竞争者和反对派失去合法性。在国外，它们可以被用来证明自己的国际盟友的正当性——最显着的例子是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反对俄罗斯的制裁，两国政府利用历史经验唤醒恐惧，并利用人们对西方的怀疑态度将自己定位为"确保国家的和平"。

受害人的叙述以其简单性和统一性令人信服，使它们在政治上非常有效和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东欧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在那里，历史留下的怨恨无所不在，过去的往事从未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