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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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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前后

水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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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书3: 在成長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

中文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光线是白的,我、爸爸、奶奶坐在一个浅色桌子前吃午饭。我碗里有什么不是小西红柿的食物。奶奶让我吃,我摇头还是闭嘴,就是不吃。爸爸吼,不吃完就去阳台罚站。阳台有白色瓷砖。我就在阳台,脸从外面看起来应该是很愤怒,皱成一团。眼泪大量溢出来淋整个脸。说不出话,使劲抽气。奶奶在纱窗另一边。太太好像也在,我记不太清。这段记忆有部分是奶奶告诉我的。

奶奶有口音。22岁时上历史课采访奶奶的故事。她出生时她妈妈(我的太太)在江苏,她们说吴语。中学毕业后去大别山的小三线军工厂。1968到88年,二十年在山里。四川和南方北方的人都在一起也形成一种方言。后来她和老同事打电话我听不懂。

英文

12岁夏天我妈妈和在夏威夷工作的叔叔结婚,我们搬到欧胡岛檀香山。

去公立中学的第一天,叔叔给我带了长得像计算器的翻译器。数学课坐在我前面的女孩叫queenie,问我很多问题,还对我笑。我说单词的时候好像舌头被缠住,很紧张。我们都有小白板,于是她每说一句我就写一句回复,或者画一个表情。

两年后我们从租的公寓搬到了买的房子,我在中学最后一年的八年级转到新学校。我的班主任兼英语课(“语言的艺术课”)老师是夏威夷第N代华人。在人权单元他放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放完后他问我来自中国哪里,我说北京,他说“那你家人应该是政府官员吧。” 我说不是。我记得当时想要把我和我认识的人从他描述的残酷分离开。同时也产生好奇,我家人当时在哪里。但是我没有继续那个讨论。

八年级寒假我同公园篮球队队友被送去华人基督徒营地。和我住同一个上下铺的女孩也是刚从中国来夏威夷不久。虽然她的英文语法和发音跟我差不多,但是她看起来很放松,经常笑而且能交到朋友。这让我意识到我交不到朋友不是因为英语不好。这让我更迷惑。最后一天我们两个人在床边聊拉稀和其他好笑的事,她告诉我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办公室女士”。现在回忆起来我会想如果当时接受我就是这个性格,一个人呆着不试图交朋友会不会更快乐。

日文

高中开始上“外语课”,我选择了日语,因为另一个选项是中文。九年级觉得好玩就去参加了一个日本文化竞赛。我和一个小学从广东来的女孩和一个夏威夷N代中国日本hapa(混血)女孩在两个非常张扬和幽默的夏威夷N代日裔(又称nissei)的老师带领下疯狂背日本文化知识、赢了比赛、一起免费去日本玩了十天。

在那之后的三年日语课我很不耐烦,觉得读教科书和考试又简单又无聊,也不再有学这门语言的动机,便以最少时间达到足够成绩为优化目标。

大三起我很亲密的一个朋友来自东京近郊。大四我去他家过新年,和他家人聊天的过程中又想起很多好玩的日语词汇。他后来问我“你想要我纠正你吗”,我才发觉其实我一直都很骄傲滴说很烂的发音和语法,他倒也是开心我说他的母语。但是我确实封闭那种开放学习模式很久了,自己也听不出来错误。此时我夹杂着狼狈和“又有新的学习对象”的激动。

数学

我对基础和一步一步来的不耐烦也延伸到别的语言。大二时我痴迷3blue1brown的数学视频,觉得他能把所有概念都转换成动画和直觉可以理解的尺度很妙。每次上线性代数课做题,我都能感觉到那种轻易找到思路的愉快。久而久之我也就扫一眼教科书,上课要慢慢讲解题步骤的话就同时做饭。但是到了要小组一起做的大型作业题时,我的错误和卡壳变多。对于同学的解释,我脑子习惯于跳跃步骤,老是抓不住他们讲的实心。同学后来跟我说我还有不耐烦和解释很难懂的毛病。

由于对动态感兴趣,我需要学会扎实的微分方程。直到今天我也是要平衡我对即兴的天然偏好和对基础搭建的需求。

路过的语

大三在柏林开学前,我和一起在山上住的朋友决定从西班牙搭车到德国,期间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我们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边境加油站问了两小时后搭上一个摩洛哥司机的大卡车。司机不会说英语,我用从一首歌里想起来的几个词跟他说话。朋友当时为了准备柏林生活,每天上一小时纯对话的强度德语课。她很惊奇我不会法语但是可以对话。当然我肯定说得不怎么样,但是我很喜欢在现场学对方的语言。如果我提前准备的话可能可以更深度的链接吧,这就是朋友的语言哲学。

大学毕业回到家,姑姑说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性格好像变得更随和了。我不确定具体什么在变,但是我能感受到两个规律:(1)语言和一个地方的社交规则可以学的,不会像中学想象的那样永远是痛苦的裸一人,(2)我有对即兴的偏好也有比较奇怪的存在在世界上的方式,承认这些习惯是出发点会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篇文章里没写到但对我很重要的两个语言是幻想和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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